文｜李宇琛

2020年，庚子年，北方的夏天躁動不安。比天氣更讓人上火的，是一張來自內蒙古包頭的照片，它像病毒一樣，在律師圈、媒體圈乃至更廣的社交網絡上瘋狂傳播。

照片的主角，是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

徐昕。

他站在法庭的被告席旁邊，身形在眾多中國北方漢子的襯托下，略顯單薄。他側著身子，透著一股堅持。

但他不是畫面的唯一矚目點。

真正的焦點，是圍著他的那十幾號人：

清一色穿著制服的法警。

他們像橄欖球賽里的防守隊員，把徐教授嚴嚴實實地圍在中間，形成了一個半月形的包圍圈。有的叉著腰，眼神不善；有的身體前傾，嘴巴張著，似乎在吼著什么；最扎眼的是畫面近處一個像是帶隊的，伸出手指頭：

幾乎要戳到徐教授的鼻子上，表情是那種不容置疑的威嚴。

這個瞬間，充滿了劍拔弩張的戲劇性。一個辯護人，面對著一群代表國家強制力的武裝人員，在號稱最講法律、最重程序的法庭之上，上演了一場對峙。

照片拍攝于2020年7月11日，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大法庭里。那天，正在審理的是包頭市稀土高新區檢察院訴王永明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一案。庭審因為各種程序問題已經拉鋸了8天。休庭后，因對法庭的種種做法忍無可忍：

徐昕教授決定退出辯護。

他想走到被告人王永明 身邊，那個坐在輪椅里，身患重病、一條腿已經截肢的當事人，親口告訴他解除委托代理關系。

就在這時，法警們沖了上來：

不許說話！不許說話！不許說話！

他們反復吼著這句。帶隊的法警隊長更是指著徐昕的鼻子訓斥：

你不懂規矩！

徐昕教授后來在文章里回憶那一刻的心情：“我當時心如刀絞，有身體原因，也有本案公檢法肆意違法的原因……”

這張照片，像一顆投入渾水潭的深水炸彈，把包頭王永明案這個原本可能只在當地發酵的案件，徹底炸到了全國人民的面前。它掀開的，不僅是一個涉黑案件的蓋子，更是特定時期司法生態、權力運行邏輯、律師執業困境，以及掃黑除惡運動中光環與陰影交織的復雜圖景。

這是一個關于金錢、暴力、法律、權力、尊嚴和信仰的故事。故事，得從頭說起。

1

包頭，蒙語“包克圖”，意為“有鹿的地方”。這座城市偎依著黃河，背靠著陰山，是共和國重要的鋼鐵、稀土工業基地。空氣里常年彌漫著工業的氣息，但也掩不住草原的粗獷和江湖的傳說。

王永明，就是這片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一個人物。

官方的起訴書描繪了他成長的軌跡，上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王永明在包頭市東河區開了個貨運信息部。那時候，市場經濟剛搞活沒多久：

資金像血液一樣，到處都缺。

王永明嗅到了商機，開始搞起了民間放貸。

這在當時的中國，尤其是北方資源型城市，是普遍現象。銀行的門檻高，手續繁，急用錢的小老板、個體戶、甚至普通市民，往往只能求助于門檻低、放款快的民間借貸，哪怕利息高得嚇人。

檢方指控，王永明的信息部，逐漸從一個撮合貨運生意的地方，變成了他的：

放貸中心。

檢方認為，這樣一個有組織、有經濟實力、以暴力或軟暴力手段稱霸一方、危害經濟社會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此成型。

這是檢方的版本。

但在王永明的女兒王然口中，故事是另一個樣子。

王然，80后，美國留學歸來，曾在華爾街干過金融，標準的精英范兒。

父親出事后，她 一頭扎回包頭這片渾水，開始了漫長的為父申冤之路。她開了微博，寫文章，接受采訪，把家里的遭遇一點點捅出來。

在王然的敘事里，父親王永明做的就是民間借貸，利息雖然比銀行高，但在法律框架內，雙方自愿。至于討債，她說父親主要是：

通過打官司、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等合法途徑。

暴力？偶爾有沖突，但絕不是有組織的黑社會行為。

那么，案子是怎么起來的？王然把矛頭直指：

包頭市公安局東河區分局的一位警官，王某剛。

王然實名舉報，這位王警官，在案發前，曾多次以查處王永明放貸業務相威脅：

向王家敲詐勒索巨額財物。

王家沒答應，或者沒完全滿足他的胃口。于是，王警官懷恨在心，恰逢全國掃黑除惡，他便與一些欠了王永明錢不想還的債務人一拍即合，精心羅織罪名：

把王永明拔高成了黑社會頭目。

王然的說法，帶著強烈的個人立場，自然需要證據支撐。但有幾個客觀事實，確實讓外界對檢方的指控打上了一個問號。

第一個事實，是王永明夫婦那驚人的：

民事訴訟記錄。

從2000年到2019年案發，他們在包頭各級法院打的民間借貸、房屋買賣等官司，一審、二審加起來多達：

195件。

辦理的涉及債權債務的公證業務也有：

202起。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在長達近20年的時間里，王永明的主要經濟活動，一直暴露在陽光下，接受著民事司法程序的檢驗和規制。他贏過官司，也輸過官司，但他的債權：

很多是得到過法院判決確認的。

第二個事實，是案發后的翻燒餅。王永明被抓后，這些曾經被法院判決認定為合法的民間借貸關系：

突然就大面積地變成了刑事犯罪，套路貸、虛假訴訟、敲詐勒索。

幾十份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決書，在刑事立案的大旗下，被輕易地否定和推翻。

這種以刑事手段大規模干預、甚至顛覆民事司法結論的做法，讓很多法律人感到不安。這到底是揭露了隱藏在民事案件背后的犯罪真相，還是公安機關在掃黑壓力下，搞指標，把本屬于民事糾紛甚至經濟犯罪的案件，強行拔高成了涉黑大案？

界限，在這里變得模糊。

2

案件還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王永明一方就已經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和不同尋常的待遇。

首先是王永明本人的健康狀況。被羈押后，他本就嚴重的心臟病、糖尿病迅速惡化。

一年多時間里，心梗發作數次，心臟衰竭達到Ⅲ級（最高為IV級），糖尿病并發癥導致右腿腳趾壞死、感染：

最終被迫做了高位截肢手術。

家屬和律師心急如焚，多次提交申請，希望能夠取保候審，或者至少轉到醫療條件更好的外地醫院進行搶救性治療。畢竟，人活著，案子才能審下去。

但所有的申請，都被駁回。理由：

辦案需要，病情可控。

直到2020年6月，媒體曝出王永明病危的消息，引發關注。包頭市委宣傳部一位領導出面滅火，接受采訪時留下了一段堪稱經典的錄音：

王永明案子啊，定性是在自治區...不是我們市里定性...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不是小的、情節非常惡劣的、很明顯的案子。

開庭時間，估計七月份能開吧...最后的判決，這些決定權，都在自治區...不是包頭市。

涉案人員病得再重，按照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要求，是不允許異地救治的...必須在當地醫院。

這段錄音，信息量巨大。它不僅提前給案件定了性（非常典型、情節惡劣），透露了判決權不在審案法院而在自治區（暗示了高層干預），更以中央政策為名，解釋了為何拒絕給重病的王永明更好的醫療條件。

這番未審先判的表態，讓外界對該案能否獲得公正審理，打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

如果說拒絕救治還只是針對王永明本人，那么接下來警方的動作，則徹底突破了法律和人倫的底線，指向了王永明的家人。

2020年6月7日，距離原定的開庭日期越來越近。包頭市公安局東河分局專案組突然展開了一場：

精準抓捕。

一天之內，四個人被帶走，王永明的女兒王然、兒子王維，同案被告人石莉芳的母親郭某蘭（年近七旬）、弟弟石某彪。

除了王然因為孩子尚在哺乳期，被取保候審外，其余三人均被以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刑事拘留。

警方認為，王永明的兒女都參與了轉移、隱匿王永明犯罪所得的行為。

這還沒完。

6月16日晚上，警方：

將石莉芳年近八旬、患有腦梗、生活不能自理的外母親，也傳喚到了公安局進行詢問。

老太太之前對家里的變故一無所知，在公安局嚇得瑟瑟發抖，反復問警察：“我女兒（指石莉芳）她到底去哪兒了？”

這種針對被告人近親屬，甚至老弱病殘的集中抓捕和傳喚，手段之酷烈，范圍之廣，令人震驚。辯護律師們將其稱為：

滅門式辦案。

律師們強烈譴責這種行為。他們指出：

第一，這些家屬是否真的構成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第二，《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是下游犯罪，其成立的前提是上游犯罪（即王永明等人的犯罪）必須已經查證屬實。王永明案本身還在審理中，定性尚有巨大爭議，怎么就能提前認定家屬構成了下游犯罪？

第三，警方的行為，明顯帶有打擊報復的意味，目的是恐嚇家屬，阻止他們為被告人申冤、發聲，破壞辯護工作的正常進行。

有網友評論道：

先把人抓了，再慢慢找證據，找不到證據就硬湊。先把家屬也抓了，看你還敢不敢請律師，還敢不敢喊冤！

黑云壓城城欲摧。案件尚未開庭，圍繞著程序正義、人權保障、權力邊界的沖突，已經積累到了一個臨界點。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即將開庭的包頭市稀土區人民法院。人們想知道，法庭，這個號稱守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地方，能否頂住壓力，厘清是非，給出一個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答案？

3

2020年7月4日，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法庭。王永明案正式開庭。

為了應對這個大案，稀土高新區法院借用了中院最大的法庭。旁聽席上稀稀拉拉坐著十幾個人，主要是部分被告人家屬和幾家得到允許的媒體記者：

更多的家屬和關注者，被擋在了法院門外。

幾百個座位的大法庭，顯得空曠而壓抑。

被告席上，12名被告人（其中王永明坐輪椅）一字排開。他們身后，是十幾位從北京、山東等地趕來的辯護律師，其中不乏徐昕、襲祥棟、李仲偉、王飛、范辰、馮延強等在刑辯界有過多次無罪辯護案例的律師。

強大的辯護陣容，預示著這將是一場硬仗。但誰也沒想到，這場仗，會打得如此：

不講武德。

庭審的大幕，是以一種意想不到的的方式拉開的。

就在開庭前的庭前會議上（7月2日），來自北京的李愛軍律師和李啟珍律師，因為需要協調參加另一場庭審：

向法庭請了短假，并獲得了各自當事人的同意。

這在律師執業中本是常事。

但合議庭抓住這個把柄，當庭宣布：兩位律師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拒絕辯護：

取消其辯護資格！

兩位律師急了，反復解釋情況，拿出書面請假條和當事人同意的書面意見，都沒用。法警直接把他們：

攔在了法庭門外。

怎么辦？律師的天職是辯護。進不去法庭，就在外面辯！

于是，出現了司法史上堪稱行為藝術的一幕：兩位北京來的律師，在莊嚴的法院大樓走廊里，席地而坐，鋪開文件，進行著：

地攤式辯護。

這不僅是對兩位律師的羞辱，更是對整個律師行業的蔑視，也激起了所有在場辯護律師的憤怒。

庭審開始后，控辯雙方的交鋒迅速白熱化。辯護律師們抓住程序問題不放，對管轄權、審判組織、證據合法性等：

提出了一系列質疑。

審判長顯然對這種糾纏程序的做法很不耐煩，頻頻打斷律師發言，甚至粗暴地限定發言時間：

關于這個問題，你只有三分鐘時間！

類似表述甚至反復出現。

這讓律師們憋了一肚子火。辯護意見還沒展開，就被強行打斷，這還怎么保障當事人的權利？

更火上澆油的是公訴人的態度。7月8日，當襲祥棟等多位律師就程序問題進行辯論時，公訴席上一位年輕的檢察官助理突然站起來，指著辯護席，語帶嘲諷：

一群法盲！在這里表演什么？

此言一出，辯護席炸了鍋。律師們紛紛起立抗議，要求公訴人道歉，要求法庭制止這種人身攻擊。

這時，第一公訴人、稀土高新區檢察院檢察長徐亞光親自下場了。他不僅沒有批評下屬，反而對著辯護律師們一頓輸出：

你們不要在這里糾纏什么憲法、法律！這些都是你們的伎倆！

注意你們的言辭！不許放肆！

檢察長親自下場拉偏架，還指責律師講法律是伎倆，這讓辯護律師們感到匪夷所思。法庭的公正天平，似乎從一開始就傾斜了。

除了言語沖突，肢體沖突的陰影也籠罩著法庭。

辯護律師接到消息，7月5倍，在法院押解被告人途中，第二被告人石莉芳，據稱：

遭到了一名昆都侖區法院的夏姓男法警的毆打。

律師們多次在庭上提出，要求法庭調查此事，調取相關監控錄像，給被告人一個說法。但法庭對此反應冷淡，一直以正在核實等理由拖延，直到庭審中斷：

也未給出明確結論。

這讓被告人和律師們對自身的安全保障也產生了擔憂。

與此同時，律師們發現了審判組織上的一個重大法律漏洞。

根據2018年4月生效的《人民陪審員法》第16條，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涉及公共利益、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等，第一審應當組成三名法官+四名人民陪審員的：

七人合議庭。

王永明案是涉黑大案，社會影響巨大，且多名被告人面臨十年以上刑期，完全符合適用七人合議庭的條件。

但稀土高新區法院，卻只用了：

三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此案。

并且，自始至終沒有告知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他們有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組成七人合議庭。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程序違法。律師們當庭指出，要求法院糾正。法庭的回應是，本案不屬于必須適用七人合議庭的情形。理由：

沒細說。

4

除了審判組織，庭審的公開性也大打折扣。

雖然在中院大法庭審理，但法庭嚴格限制旁聽人數，幾百個座位只開放了十幾個：

大量座位空置，卻不讓更多焦急等待的家屬進入。

律師們多次申請增加旁聽名額，并要求依照《法院組織法》和相關規定，對庭審進行網絡直播，以滿足公眾知情權，接受社會監督。法庭的答復簡單粗暴：

旁聽人數已滿，設備不具備條件，無法直播。

在一個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年代，一個中級法院的大法庭居然不具備直播條件，這個理由顯然難以服眾。

程序上的爭執、權利上的限制、言語上的沖突、肢體上的疑云……這一切，讓庭審的節奏變得異常緩慢。

開了十幾天庭，控辯雙方還在就這些程序性問題反復拉鋸，連最基本的法庭調查階段——宣讀起訴書、被告人陳述、訊問被告人——都未能順利完成。

外界給這場馬拉松式的庭審起了一個形象的名字：

蝸牛審判。

但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場蝸牛審判的高潮，會來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并最終以一種決絕的方式戛然而止。

2020年7月11日，星期六，庭審第8天。這一天發生的事情，足以載入司法戲劇史。

上午的庭審，延續了之前的混亂。律師們繼續就程序問題與法庭和公訴人纏斗。

混亂中，山東律師襲祥棟發現：

公訴席上一名書記員，正鬼鬼祟祟地用手機對著辯護席錄像。

襲祥棟立即向法庭舉報。

休庭后，律師們擔心證據被銷毀：

上前要求檢查手機并封存證據。

這引發了法警的激烈反應。

十余名法警一擁而上，將試圖靠近公訴席的律師們攔住、推搡。場面一度失控，雙方發生了肢體接觸和激烈的言語沖突。混亂中：

徐昕教授被法警野蠻地推搡了兩次。

法庭內的火藥味，已經濃到化不開了。

下午，庭審在一種極度壓抑和對立的氣氛中繼續。然后，襲祥棟律師投下了一顆真正的核彈。

輪到他發言時，他并沒有繼續糾纏上午的沖突，而是話鋒一轉，聲音清晰而堅定地向法庭舉報，審判長、合議庭，我現在依法舉報，本案公訴人之一，包頭市稀土高新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李書耀，在審查起訴階段，通過中間人，向本案第一被告人王永明的家屬：

索要賄賂款人民幣30萬元。

其目的是承諾在家屬支付賄賂款后，將本案不拔高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我們手中有相關錄音證據，現在請求法庭準許當庭播放。

石破天驚。

整個法庭瞬間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公訴席上的李書耀檢察官。

審判長顯然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報打蒙了，短暫的慌亂后，他立刻高聲制止了襲祥棟：

辯護人！注意你的發言內容！現在不是處理舉報的時間！

法庭拒絕了播放錄音的要求，也沒有當場宣布對李書耀采取任何措施（如責令回避、移送線索等），而是試圖強行將庭審拉回原來的軌道。

但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李書耀的反應。

根據多名在場律師和旁聽人員事后的描述，當“索賄30萬”幾個字從襲祥棟口中說出時：

李書耀的臉色唰地一下變得慘白，嘴唇哆嗦，眼神慌亂，整個人像被雷擊中一樣僵在那里。

在接下來的整個下午庭審中，這位前幾天還詞鋒銳利、頻頻打斷律師發言的檢察官，徹底啞火了。他低著頭，一言不發，對辯護律師的任何發言都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休庭后，有眼尖的旁聽者發現，李書耀脫下檢察官制服外套時：

里面的白襯衫后背，已經被冷汗浸濕了一大塊。

5

李書耀被當庭舉報索賄，這無疑是極其嚴重的事件。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和職業倫理，無論舉報最終是否查實，李書耀都已不適合再繼續擔任本案公訴人：

法庭理應立即責令其回避，并將線索移交紀檢監察部門。

辯護律師們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等待著法庭和檢察院第二天能給出正確的處理。

然而，7月12日，星期天，庭審繼續。

讓所有辯護律師跌破眼鏡、怒不可遏的是，那個被實名舉報索賄30萬的檢察官李書耀，竟然像沒事人一樣：

依舊穿著檢察官制服，端端正正地坐在公訴席上。

這簡直是對法律的公然羞辱。

辯護律師們忍無可忍，再次集體起立，強烈要求李書耀回避。

這一次，檢察長徐亞光給出了官方回應。他站起來，拿著一份文件，宣讀道，關于辯護人反映李書耀同志的問題，包頭市稀土高新區紀委監委已經介入調查。經本院（指稀土高新區檢察院）審查，并征求了合議庭意見，認為李書耀的行為：

不屬于《刑事訴訟法》第三十條規定的應當回避的情形。

在紀委監委調查結論作出前，不影響其繼續依法履行公訴職責：

辯護人不得再次就同一事由申請回避，否則將視為擾亂法庭秩序。

法庭當即表示同意檢察機關的意見，駁回了律師們的回避申請。

一個被當庭舉報索賄的檢察官，不僅可以繼續坐在公訴席上指控犯罪，連質疑他、要求他回避的行為，都被定性為擾亂法庭秩序。

這一下，所有的底線都被突破了。辯護律師們感到，他們面對的已經不是一個講法律、講程序的法庭：

而是一個鐵了心要按既定劇本演下去、不惜一切代價維護權威的機器。

繼續留在這個法庭上，除了陪綁、受辱，還有什么意義？

在經歷了被剝奪資格、被限定發言、被公訴人辱罵、被告人被打疑云、七人庭被拒、直播被拒、舉報索賄被無視、要求回避被駁斥并被威脅之后，辯護律師們終于做出了那個艱難而必然的決定。

早在7月11日與法警沖突后，徐昕教授就已經萌生退意，并與王永明家屬溝通：

準備解除委托。

7月13日上午，當確認法庭對李書耀繼續出庭不作處理后，以徐昕、襲祥棟為首的十余名外地辯護律師，在與各自當事人及其家屬緊急溝通并獲得同意后：

集體向法庭遞交了解除委托代理關系的書面文件，宣布退出本案辯護。

這是一個悲壯的姿態。

律師們深知，他們的離開，意味著被告人將暫時失去辯護的依靠。但他們更清楚，留下來，只會讓這場不公正的審判披上“合法”的外衣，最終更深地損害當事人的利益和法律的尊嚴。

旁聽席上的王然，這位為父奔走呼號的女兒，再也支撐不住：

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

休庭期間，徐昕教授想在離開前，走到被告席旁，跟他的當事人王永明，那個坐在輪椅上的老人，說上幾句話，交代一下情況。

就在這時，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并被永遠地定格了下來。

一群法警迅速圍了上來，擋在徐昕和王永明之間，將徐教授圍在核心。他們大聲呵斥：“不許說話！不許說話！”聲音里充滿了敵意。帶隊的法警隊長更是伸出手指，幾乎戳到徐昕的臉上，怒斥：“你不懂規矩！”

這張照片，記錄下了中國法治進程中一個令人難忘的瞬間：一位白發蒼蒼的法學教授、辯護律師，在法庭之上，因為想和自己的當事人說句話，而被十幾名法警圍堵、訓斥。

權力與權利的沖突，體制與個體的碰撞，在這一刻，展現得淋漓盡致。

隨著律師們的集體退場，這場持續了十余天、充滿了荒誕與沖突的包頭王永明案第一季，被迫休庭，草草收場。

6

律師們退庭了，但包頭方面顯然沒打算就這么算了。一場針對刺頭律師的秋后算賬，或者說，是殺雞儆猴的行動，迅速展開。

7月13日下午，律師們剛離開法院沒多久，就接到了包頭東河公安分局的奪命追魂call：

你收的王永明案律師費，是贓款！趕緊退回來！還要去分局說明情況。

大家直接懵了。案子還沒判，字兒都沒簽，咋就成贓款了？

這公安局比法院還判得快啊！

但這只是個開始。真正的大場面在第二天晚上。

7月14日深夜，幾位剛從包頭脫身、暫時落腳在呼和浩特酒店的辯護律師，還在回味白天的驚心動魄，準備喘口氣。沒想到：

包頭東河分局的幾名警察，居然連夜驅車幾百公里，直接摸到了他們在呼市下榻的酒店。

酒店前臺想按規矩辦事，要求警察出示手續、打開執法記錄儀，被拒。

警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搞到了律師們的房間號。

接下來，就是堪稱警匪片情節的一幕。幾名包頭警察，在沒有搜查令、沒有酒店工作人員、沒有當地警方陪同的情況下：

直接強行闖入了王振江、吳俊、李永恒等幾位律師的客房。

當時已是深夜，律師們大多已經準備休息。山東漢子王振江律師，猝不及防，被警察破門而入時，剛洗漱完畢，身上只穿著一條：

紅內褲。

面對突然闖入的警察，王律師狼狽不堪，只能趕緊抓起衣服披上。這一幕被人拍下，照片傳到網上，紅內褲律師一夜爆紅，成為包頭案衍生出的一個黑色幽默符號。

警察闖進門，不是來噓寒問暖的，是來送溫暖的，一份蓋著包頭市公安局東河區分局紅彤彤大印的《通知函》。內容還是一樣，你們收的律師費，涉嫌贓款，依法追繳：

限期打到我們公安局賬上，不然后果自負！

還要律師當場簽字畫押。

面對這種上門逼債式的執法（如果還能叫執法的話），律師們自然不會屈服。他們當場嚴詞拒絕，指出警方的行為嚴重違法。

公安機關在法院審判階段，無權對律師費定性。律師費是律所合法收入，受到法律保護。即便是贓款支付，善意取得的律師費也不在追繳之列。警方深夜、異地、無手續強行闖入律師房間，本身就涉嫌：

濫用職權、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這是赤裸裸的違法，甚至是流氓行為！”公眾號「大案觀察」的評論一針見血。

“包頭警方這是瘋了嗎？報復律師？恐嚇家屬？還是想徹底搞垮律師辯護制度？”——法律界的質疑聲浪滔天。

吳俊、王振江、李永恒三位律師連夜發表聯合聲明，痛斥包頭警方的行為，警告此舉將導致所有涉及財產犯罪案件的辯護制度徹底消亡。

全國律協刑委會秘書長韓嘉毅更是將此定性為：

包頭市公檢法三機關聯手，以個案推進取消律師制度的大膽嘗試。

資深前律師李金星則點破了包頭方面的陽謀：用追繳律師費這招，嚇退所有想接手王永明案的第二梯隊律師：

最終逼迫被告人只能接受官方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師，讓辯護徹底無害化。

一時間，查扣律師費成了比案件本身更熱的話題。包頭公檢法，因為這一系列騷操作，被輿論摁在地上摩擦，形象跌到了谷底。

壓力，終于給到了。

7

面對全國洶涌的輿情和法律界幾乎一邊倒的批評，內蒙古自治區的高層終于坐不住了。再任由包頭方面胡搞下去，丟的不僅是包頭的臉，更是整個內蒙古法治環境的臉。

糾偏的信號密集釋放出來。

首先是那個引發軒然大波的檢察官李書耀。7月27日，包頭市青山區紀委監委正式宣布，對其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靴子落地。

緊接著，是更重磅的決定。同一天，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下達《指定管轄決定書》，王永明等人涉黑案，不再由包頭市稀土高新區法院審理：

改由數百公里外的烏海市烏達區人民法院異地審理。

這一招，直接釜底抽薪，把案件從包頭這個是非之地剝離出去，意圖很明顯：排除干擾，確保相對公正。

還是在7月27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也罕見地公開發聲打臉下級：承認包頭稀土高新區檢察院在辦理王永明案中存在起訴書多處錯漏、訴訟監督不規范不嚴格等問題，李書耀被查，嚴重損害司法公信。

高層的表態，等于是對包頭一審亂象的公開否定，也間接肯定了辯護律師們此前抗爭的價值。

為了確保異地審理的順利進行，內蒙古檢察院還搞了個大動作：

從全區范圍內，抽調了18名檢察官和助理，組成了一個全新的、高規格的公訴團隊，進駐烏海，負責此案。

領導重視、異地審理、全新班子，一切似乎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王永明案，仿佛獲得了重生的機會。

但接下來的劇情，卻又一次出人意料。

案件移交烏海后，進入了重新審查起訴階段。這次，負責把關的是烏海市烏達區檢察院和那個從全區抽調來的18人公訴團隊。

就在這個階段，發生了一個關鍵性的轉變。

之前在包頭堅決不認罪、要求律師做無罪辯護的王永明等所有被告人，態度180度大轉彎，全部表示自愿認罪認罰，并在新委托的辯護律師見證下：

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這個轉變的原因，外界無從得知。是換了地方換了辦案人員后，被告人感受到了坦白從寬的政策感召？還是經歷了包頭一審的折騰和家屬被抓的打擊后，身心俱疲，只想早日了結此案，哪怕付出認罪的代價？抑或是背后有更復雜的博弈和妥協？

我們只知道結果，無罪辯護的抗爭，在異地審理階段，悄然落幕。

2021年2月7日，王永明案在烏海市烏達區法院重新開庭。這次庭審，與包頭那場全武行般的審判相比，簡直是：

歲月靜好。

因為被告人都認罪了，庭審的焦點變成了核對犯罪事實和討論量刑情節。控辯雙方不再是劍拔弩張，而是相對平和地走完了流程：

庭審只用了兩天。

2021年2月9日，烏達區法院當庭宣判：

被告人王永明，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詐騙罪、敲詐勒索罪、故意傷害罪、尋釁滋事罪、行賄罪等數罪，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判決書特別注明，考慮到王永明身體狀況，在沒收財產中：

為其預留人民幣300萬元用于治療。

其余13名被告人，也分別因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及其他罪名，被判處六個月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因為適用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刑期相對預期可能有所減輕。宣判后，所有被告人均表示服判，不上訴。檢察機關也未抗訴。

一審判決即為終審判決。這起曾攪動風云的包頭王永明涉黑案，終于塵埃落定。

但故事并沒有完全結束。判決書和后續的通報，還揭示了更多隱藏的細節，特別是關于保護傘的部分。

法院認定，王永明為了維持其非法放貸活動，長期拉攏腐蝕當地公職人員。其中，向時任包頭市東河區法院副院長馮貴林行賄共計25萬元的事實，被明確寫入判決書。

而那個被當庭舉報的檢察官李書耀，最終因受賄罪（法院認定他收了孫鄭轉交的20萬，雖然事后退還，但仍構成既遂）被判刑4年。

那個充當司法掮客的前法官、實習律師孫鄭，因為向李書耀行賄（法院認定他是主動行賄），被判刑1年，并被開除黨籍：

看起來，正義以一種迂回的方式得到了部分伸張。

8

黑老大伏法，保護傘被打，司法隊伍得到清理，制度漏洞得到修補。

包頭王永明案：

最終以一種主旋律的方式收場。

但回望整個過程，我們很難簡單地用勝利或失敗來定義。

對王永明及其家人來說，雖然最終認罪換來了或許相對輕一些的刑罰，但他們失去的不僅是自由和財產，還有為自己辯白、追求徹底清白的機會：

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被黑打的說法，隨著認罪認罰，也失去了在法庭上被充分檢驗的可能。

對徐昕、襲祥棟等第一批辯護律師來說，他們用近乎悲壯的方式，揭露了司法程序中的嚴重問題，并成功推動了案件的異地審理和對腐敗官員的查處，展現了律師的勇氣和擔當。但他們未能阻止當事人最終認罪，也未能將無罪辯護進行到底，這或許是他們心中永遠的遺憾：

他們的抗爭，更像是贏了過程，輸了結果。

對包頭當地的公檢法來說，他們最初試圖強力推進、辦成鐵案的努力，因為程序上的嚴重瑕疵和權力的濫用，最終演變成了一場：

公關災難。

不僅沒能快速結案，反而引火燒身，暴露了內部的問題，損害了司法公信力。雖然案件最終還是解決了，但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

對中國法治進程而言，包頭案提供了一個極其生動和深刻的案例。它展示了在強大的法律機器和特定的背景下：

個體權利可能面臨的風險。

它揭示了程序正義的脆弱性以及捍衛它的艱難；它也證明了，即使在最困難的環境下，法律人的堅守和抗爭，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那張徐昕教授被法警圍堵的照片，那條意外走紅的律師內褲，那句石破天驚的索賄30萬，都將作為這個時代的特殊印記，被記錄下來。

它們提醒我們，通往法治的道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坦途，而是充滿了：

博弈、沖突、妥協甚至犧牲。

每一個看似微小的程序細節，背后都可能關聯著正義的天平；每一次對律師權利的漠視和侵犯，都可能動搖法治的根基。

包頭的風波過去了，但它留下的思考題，依然懸在空中。

如何在強大的政績壓力下，守住司法獨立的底線？ 如何讓程序正義真正成為一種信仰，而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 如何為那些敢于死磕真相、挑戰權力的辯護律師：

提供一個更安全、更有尊嚴的執業環境？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需要被我們不斷提出。

寫于202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