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原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獲得特赦，與他同時特赦的“名人”，還有原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原保密局西南特區(qū)少將副區(qū)長兼督察主任周養(yǎng)浩。

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憶：“1959年第一批特赦，當時我自己給自己算了命：‘肯定沒有我的份！’因為自己的情況自己最了解。在戰(zhàn)犯里邊，我的表現(xiàn)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較頑固，知道自己不會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后來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時，周總理點名要特赦我，可是被戰(zhàn)犯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話，別的戰(zhàn)犯不服呀！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那時不特赦我是對的。”

黃維當時的學習改造態(tài)度確實不算積極，他整天研究“永動機”，錢沒少花，成果卻半點都沒有，所以很多“同學（戰(zhàn)犯在管理所互稱）”都批評他假裝“科研”而逃避學習。

黃維認為自己沒有第一批特赦是公平的，比他晚一些下淮海戰(zhàn)役中被俘的文強也認為自己最后一批特赦是應該的，但是卻在特赦后的酒宴上被程潛夫人的一番話說哭了。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她把桌子上寫著她姓名的牌子轉過來給我看，啊，是程頌公的夫人！她笑著說：‘那天晚上，我們給你餞行，送你走的時候，頌公講你恐怕會當俘虜，我看你那天晚上很不高興…………那天晚上頌公因為你父親的關系，跟你說了那一番話，現(xiàn)在想起來很親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不去又不行。’聽了她的一席話，我流淚了。”

文強不能不流淚：他不聽程潛好言相勸，沒有留在長沙繼續(xù)當“綏署”辦公室中獎主任，而是聽了老蔣的命令和杜聿明的邀請，去徐州“剿總”當什么勞什子的“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這就是他第二次錯過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如果文強不離開長沙，肯定會跟隨程潛、陳明仁一同起義，那時候他就不是戰(zhàn)犯而是功臣了——要講跟我方的關系，還有誰比文強更密切？

程潛早有起義之心，而且老蔣和白崇禧對他都十分防范，所以他只能委婉地告誡文強，那實際也是挽留：“你去了要小心啊，對面的戰(zhàn)法你也知道，他沒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給你打，他沒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來跟你打，你找不著他，你機械化部隊有什么用呢。一打起來，我們總是失敗。你這次去，要準備當俘虜。”

可惜文強沒有領會程頌公的苦心：“我們是高級司令部的人，難道還跑不掉嗎，不見得當俘虜。”

文強確實身手不凡，在上海對日諜戰(zhàn)的時候九死一生卻毫發(fā)無傷，在太行山也沒被孫殿英和日軍合圍抓住，但此一時彼一時，蔣家王朝已經(jīng)從頭爛到腳，他一定要坐上徐州“剿總”這條破船，再想全身而退，已經(jīng)沒了可能。

文強沒聽程潛暗示留在長沙，是他第二次錯過改變命運的機會，在那之前，他還有一次機會可以免于被推上淮海戰(zhàn)場，那就是他還拒絕了“世交兄弟”蔣經(jīng)國的邀請——如果他當了小蔣的副手，肯定比去徐州“安全”得多。

文強的父親是同盟會最早期盟員和資助者，跟老蔣、程潛、張治中都交情匪淺，文強跟老蔣的兩個兒子稱兄道弟一輩子——確實是當了一輩子兄弟，不管是被俘前還是特赦后，他們的關系一直都很密切。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頗為動情地回憶：“蔣緯國比我小十歲左右，我是少將的時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稱呼我為‘學長’，他自稱‘后學’，我給他寫信稱他為‘緯國弟’。

戴笠死后，時任任軍統(tǒng)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的文強不想再軍統(tǒng)干了，蔣經(jīng)國不失時機地對他發(fā)出了邀請：“你過去研究日本問題，現(xiàn)在日本問題結束了。你現(xiàn)在最好是研究中國問題、研究朝鮮問題、研究蘇聯(lián)問題，研究后向我匯報。我來東北也是這個任務，也在關注這三個問題，蘇聯(lián)問題我了解，但是朝鮮問題我不大了解，我們兩人合作吧。”

能擠到小蔣身邊成為“太子黨”，那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文強拒絕了， 其理由是不想幫蔣家父子打內(nèi)戰(zhàn)——這個理由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后來去徐州“剿總”，還是深度參與了內(nèi)戰(zhàn)。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人往往會在關鍵時刻，做出對自己不利的抉擇，文強一再錯失改變命運的機會，進了戰(zhàn)犯管理所，還是孤高自傲，總認為自己什么事都沒做錯。

文強剛被俘的時候，是跟王耀武、杜聿明一起在山東學習的，就是在山東期間，他迎來了第三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周總理在戰(zhàn)犯名單中發(fā)現(xiàn)了文強的名字，就專門派蕭勁光（跟文強都是湖南長沙人）專程到濟南看望文強，并表示歡迎文強去北京。

蕭勁光專門派了四個警衛(wèi)員護送文強到了北京功德林高級戰(zhàn)犯管理所，在那里，管理所讓他寫一個東西——這是委婉的說法，實際是想讓文強寫一份檢討書。

文強表示可以寫一封信，至于寫給誰，他沒說，于是管理人員只好名言相告：“你得書面表示悔過。”

看了文強上面的回憶，讀者諸君肯定會猜到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良苦用心：只要文強認個錯，過去的事情就算過去了，他想見的人也就能見到了。

但是文強不寫：“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寫，就是不寫悔過書。過了幾天，又讓我寫悔過書。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孫，就是不寫。這樣，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來。”

文強也知道他之所以二十六年半才特赦，就是因為他什么都不肯寫，更不肯認錯。如果是王耀武或沈醉坐在文強的位置上，別說寫檢討，就是寫一萬字的討蔣檄文，他們也不會猶豫。

有人說文強不寫檢討是沒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文強卻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從他被俘那天起，就已經(jīng)知道自己錯了，只是抹不開面子認錯：“我的后半生很長。從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認為自己一直在紅旗下生活。我活得這樣長，我家二十代以內(nèi)都沒有九十歲以上的人，我活到現(xiàn)在九十多歲，還在活。我們這些人，還是沾了共產(chǎn)黨的光。我在紅旗下過了幾十年的太平生活，在這一點上，我衷心地感謝共產(chǎn)黨。”

文強這個人的性格特點，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犟”：他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時已經(jīng)是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還當過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就是因為被捕獲救后接受不了審查，到上海又找不到組織，這才改弦更張，后來又陰差陽錯進了軍統(tǒng)（當時叫復興社特務處），成了戴笠的“念觀兄”。

文強一步錯步步錯，三次錯過改變命運的機會，特赦出來的時候，已經(jīng)年近古稀（文強生于1907年），幸運的是他在特赦后終于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第一我不出國，第二我不到臺灣，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陸。直到現(xiàn)在，我還認為選擇定居大陸沒有錯，我非常高興這件事。”

特赦后的文強擔任了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文史專員學習組組長、文史軍事組副組長，還當選為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文強很為自己這次正確選擇高興：“我覺得自己像年輕人一樣，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勞，我感覺真是很愉快。走在我們國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這個幸福不僅在我個人的身上體現(xiàn)出來了，而且在我的子孫們身上也體現(xiàn)出來了。”

“世紀老人”文強的晚年是非常幸福的，這也給讀者諸君留下了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如果文強像王耀武和沈醉一樣是個“明白人”，在人生的那三個關鍵節(jié)點，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