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3年，當66歲的鑒真終于踏上日本土地時，他可能沒想到自己竟成了中日千年爭議的導火索。

日本人將其奉為“天平之甍”（文化天花板），連都對他多有禮遇。

反之在國內，其雖在教科書上被定義為文化交流使者，但他的行為一開始就被詬病，千年前被弟子舉報，千年后又被后人指責。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鑒真之所以在日本享受著近乎跪拜式的追捧，是因為他給予了日本多維度且深遠的影響。

比如說，在鑒真東渡之前，日本佛教的受戒制度相當混亂，處于自我認證的野路子狀態，僧人自行授戒，導致僧團素質參差不齊，戒律松弛。

鑒真到來后建立起了正規且嚴格的受戒制度，他以大唐成熟的佛教規制為藍本，設立戒壇，為僧人舉行正規受戒儀式，極大地提升了日本佛教的整體質量與規范性，使得日本佛教得以健康發展，其影響延續至今。

他還主持設計了唐招提寺，后者融合了大唐建筑的精髓，無論是建筑布局、結構設計，還是細節裝飾，都展現出大唐建筑雄渾大氣、精致典雅的風格，對后世日本建筑風格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此外，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時，唯有鑒真所進藥方有效驗，令日本皇室及民眾對其醫術信服不已。

就這樣之后他帶著自己的弟子開始在日本傳播醫藥知識，著書立說，所以如今的日本人仍尊他為漢方醫藥之祖，其地位宛如中國的神農氏。

更為重要的是，鑒真東渡的時候還帶去了許多飲食、茶葉、各種小吃的制作技術以及釀造技術等，如日本的豆腐制作術，日本豆腐業尊鑒真為祖師，還有奈良的鑒真醬油，也是其釀造法傳入日本的體現。

同時唐朝的繪畫、雕塑、印刷、榨糖、縫紉、烹飪等應用技術也被帶到日本，促進了日本相關行業的發展。

里面還包括王羲之的行書真跡《喪亂帖》等，這些東西基本都拿不回來了。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是資敵，這也就是為何后人會對他有些看法了，其實一開始就有弟子因為鑒真的舉動給他舉報了。

公元 743 年，鑒真首次東渡，同行的道航認為高麗籍僧人如海品行不端，想讓他留下。

如海不滿，就去官府誣告道航勾結日本意圖謀反，官府派人搜查，逮捕了榮睿、普照和道航，并沒收了海船，第一次東渡宣告失敗。

但這并沒有讓鑒真歇了心思，公元 748 年，鑒真開始第五次東渡，這次他沒人舉報卻又遭遇了可怕的天災套餐。

在海上漂了足足半個月，眾人被迫生啃大米，好在船只最終漂到了海南島。

可雖然他們等來了陸地，弟子祥彥卻因長期的勞累和惡劣環境病亡于途中，日本僧人榮睿更是不堪重負，累死在漂泊的路上。

而鑒真自己，也因熱毒攻心，雙目失明。

就像我們所想象的，都到這份上了，鑒真還是沒放棄，要知道當時官方壓根就不支持他的舉動，他的所作所為只能暗中進行。

鑒真第六次東渡是乘坐日本遣唐使的船只，于 753 年 11 月 15 日從蘇州附近黃泗浦出發，12 月 20 日抵達日本薩摩。

回顧鑒真的東渡歷程，耗時長達 12 年，歷經 5 次失敗，有30多人為此丟了自己的性命，那么為何冒著這么大的風險他都要往日本鉆呢？

鑒真作為唐朝聲名遠揚的律宗高僧，在戒律傳授與寺院管理方面經驗豐富、德高望重，他所秉持的嚴謹律宗理念，正是日本佛教界所欠缺的。

日本僧人榮叡、普照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四處尋覓能夠前往日本傳法授戒的高僧，最終他們將目光聚焦在了鑒真身上。

他們向鑒真表達了日本佛教界對其殷切的邀請，希望他能東渡日本，整頓佛教亂象，讓日本佛教回歸正軌，這一邀請與日本當時的社會剛需相契合，也成為鑒真東渡的重要外部推動因素。

當然這其中不乏原因就是佛教的發展勢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713年唐玄宗剛上位不久就禁止王公貴族將莊園宅院改建成寺院道觀，以免太多有心人借此逃避賦稅。

次年的時候，有3萬多僧尼背淘汰，約占當時僧尼總數的1/4，寺廟不僅不讓蓋新的，就是舊的想要修繕也得特意跟官府報備。

這種種舉措都跟鑒真的想法相悖，或許正是這些里里外外的因素架在一起，讓其有了東渡的想法。

鑒真剛到日本的時候，可謂舉國歡迎，隨后天皇還賜地為其建造唐招提寺，封其為大僧都，賦予他統領全國僧尼的重任。

可惜的是，很快這位天皇就因為內斗倒臺，鑒真也成了沒人在意的存在，之后更是被解除職務整日待在寺廟里，763年就孤獨地圓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