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深秋南京，沈醉把褪色的藍布帽壓得低低的，沿著靈谷寺后的土路快走。中山裝口袋里裝著半盒本地香煙，這是他特意在街角小店買的，想起戴笠生前最愛抽的三五牌香煙，心里突然一陣發緊。

轉過松樹林的瞬間，他猛地停住腳步，曾經氣派的鋼筋水泥墳冢，如今像被人砸爛的火柴盒，半截斷磚斜插在墳頂，歪歪扭扭的戴雨農之墓五個字，被青苔裹得只剩下筆畫輪廓。

他蹲下身，觸到墓碑上的裂痕時，他想起了18年前的場景：1946年，戴笠的追悼會在南京新街口舉行，宋美齡親自扶著黑絲絨覆蓋的棺槨，蔣介石手書“碧血千秋”的橫幅高懸靈堂，上萬名軍警持槍警戒，整條街飄著白色挽聯。

而眼前的墳頭，連塊完整的碑石都沒有，真不敢想象眼前破敗的墳頭，是戴老板的葬身之地！

從親信到戰犯

沈醉第一次見到戴笠，是1932年在上海法租界。那時他剛加入復興社，才18歲，戴笠拍著他的肩膀說：“小伙子字寫得不錯，以后跟我管總務。”

從此之后，他逐漸成了戴笠最信任的下屬之一，從少校副官一路升到軍統總務處長，掌管著戴笠的衣食住行、財務槍械。

他記得戴笠的辦公室永遠飄著雪茄味，桌上擺著蔣介石的照片，背后墻上掛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條幅。

1939年的雨夜，戴笠把他叫進辦公室，遞來一份文件：上海霞飛路，楊杏佛，明天解決。

那是他第一次執行暗殺任務，槍響后，戴笠遞來的威士忌還帶著體溫，這也讓他此后十年聞見酒味就犯惡心。

1949年12月，沈醉在昆明被俘時，兜里還裝著戴笠親發的少將任命狀。

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對著《我的前半生》里溥儀的懺悔錄發呆，突然想起1943年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戴笠帶著美國顧問參觀刑訊室，笑著說：“對付共產黨，就得用辣椒水配老虎凳。”

那些被折磨致死的年輕人的慘叫，第一次讓他夜里蒙著被子掉眼淚。

戴笠之死

1946年3月17日的那場暴雨，毀了戴笠的專機，也毀了他的特工帝國。沈醉清楚地記得，戴笠出發前曾對他說：“雨農此去，必能說服委員長重視軍統。”

沒想到，南京西郊的岱山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尸體燒得無法辨認，最后靠他隨身攜帶的英國煙斗和鑲金假牙才確認身份。

蔣介石親自選址靈谷寺旁安葬，墓體用鋼筋水泥澆筑，耗時三個月建成。出殯那天，沈醉作為治喪委員會成員，看著宋美齡穿著黑色旗袍，眼淚滴在棺槨上，身后跟著胡宗南、湯恩伯等一眾將領。

誰能想到，只過了18年，這座耗費20萬大洋的墳墓，會變成眼前這副模樣，墳頭水泥開裂，露出里面銹跡斑斑的鋼筋，斷磚上還沾著不知誰丟的煙頭。

墓碑前的獨白

沈醉摸出火柴，點燃兩支煙，一支放在墳前，一支夾在自己手里。煙霧繚繞中，他看見戴笠的臉在腦海中浮現。

1945年抗戰勝利，戴笠在重慶慶祝宴上喝得酩酊大醉，拍著他的肩膀說：“戰后黨國離不開我們，等勝利了，給你在上海置套洋房。”

可勝利沒來，黨國卻退到了臺灣，留下他們這些舊部，有的戰死，有的被俘，有的隱姓埋名。

“戴老板，你當年說要讓兄弟們風光，可你看看現在”他對著斷磚輕聲說，“毛人鳳去了臺灣，被蔣經國逼得心臟病發，鄭介民靠倒賣黃金過活，早沒了當年的威風。”

煙灰落在墳頭，他想起了在功德林的日子，管教干部讓他們學習《論人民民主專政》，里面寫著“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那時他不懂，直到看見戴笠的墳墓，才明白什么叫“歷史的審判”。

最讓他心驚的是墓碑上的裂痕。他記得戴笠曾說：“我的墳墓要堅固得能扛住炮彈。”可再堅固的水泥，也扛不住民心向背。

1946年的萬人送葬，不過是權力堆砌的假象，如今荒草萋萋，才是人民對一個雙手沾滿鮮血者的真實回應。

從盲從到看清真相

沈醉掏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扉頁上記著在管理所寫的反省材料：“我追隨戴笠14年，參與暗殺、監視、刑訊，雙手沾滿革命者的鮮血。”

此刻，這些字跡在墓碑前顯得格外刺眼。1960年特赦那天，管教干部說：“沈醉，你還年輕，好好為人民做事。”

這句話，讓他在接到南京調研任務時，鼓起勇氣踏上了尋墓之路。

“戴老板，你還記得1942年在江西嗎？”他對著墓碑喃喃自語，“你讓我活埋了三個被懷疑通共的村民，他們跪在地上求我，說家里還有老娘和孩子。”

風吹過松林，他突然笑了，笑聲里帶著哭腔：“那時我怕你，怕丟了烏紗帽，現在才知道，怕丟的不是帽子，是良心啊！”

煙頭燒到手指，他猛地回過神。遠處傳來游客的談笑聲，他慌忙掐滅煙頭，把斷磚扶正，這個曾經幫戴笠收拾過無數殘局的總務處長，此刻在荒草堆里，收拾著舊主的凄涼結局。

沈醉的7字反思

離開時，沈醉在筆記本上寫了七個字：跟錯路，墳頭長荒草。這是他對戴笠，也是對自己前半生的總結。

回到北京后，他在文史資料中詳細記錄了戴笠的種種惡行，包括暗殺楊杏佛、破壞國共合作、鎮壓學生運動。

有人問他為何要揭露舊主，他說：“戴老板的墳頭沒了，但他的故事能讓后人知道，與人民為敵的下場。”

1980年，沈醉作為特邀委員重訪南京，發現戴笠的墓已被夷為平地，建起了停車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