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在做飯淘米的時候掉了一兩粒米，可能都懶得撿。但是如果您知道在過去的上海要用這么幾大捆金元券買幾粒米的話，您可能就會撿起來了。

曾經有一個長得丑，內心可能也不漂亮的著名企業家帶出來的電商平臺推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廣告，他們說要物價回到1948年，不知道是太無知了還是其心可誅，總之這個廣告馬上就下架了。當時的共青團官方號還在微博點名批評，不過共青團自己的推文已經被刪了，因為網上公關是要花錢買的。

他們做夢都想回去的民國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夢魘。海報上的“普通日用品”也不是當時的普通人能用上的。事情就是當時的“某馬”App推出了主題為“一夜夢回老集市”的營銷活動。有一句“穿越歷史老集市，讓物價回歸1948”的宣傳語，馬上就人人喊打了。在義務教育階段就該知道的歷史常識，為什么市場部的那些精英都不知道？按道理，這個企業招聘不是很嚴格嗎？解放前的很多人現在還健在，他們受過這種日子，就已經有人迫不及待地開始發明歷史了。有些人喜歡懷舊，只是因為現在心靈空虛，對過去的苦難加上烏托邦的美化，絕大多數普通人就是那種到了民國電視劇里活不到第一集片尾字幕出現的人，也是那種不會出現在字幕上的人，可能連路人甲都不是。如果真的是物價回到1948年，按照這種物價可能富豪也得變成窮光蛋了。

當時，群眾把孔祥熙、徐堪、陳行三人加上時任國貨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的宋子良，稱之為財政金融界的“四不”，即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陳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在1935年3月至5月間，金融市場上一元（銀圓）可兌換40美分或一先令八便士英金。孔祥熙與宋子文秘密協商后，決定在實施法幣政策時，把外匯匯價放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不斷的把匯率降低。一般的同學都知道，孔宋是姻親關系。那么他們的金融陰謀只有宋藹齡以及少數接近宋子文、孔祥熙的親信人物了解，所以他們就可以把市場給做空了。這些人開始調動他們的手里的資金，就做外匯的空頭交易，可以說一下就把國家的財產洗到了自己的手里。

等到11月4日實施法幣政策的布告公布，新的外匯牌價規定，原先這些不了解情況的外圍人物一下子就傻眼了。于是有很多人一下就破產了。在發行法幣的同時，孔祥熙又以白銀“國有”的名義，頒布《兌換法幣辦法》，規定各地銀錢行號、商店、公共團體及個人，持有銀幣、大條、生銀、銀錠或銀塊等，從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三個月內就近交各地兌換部門換取法幣。由此，當時農民用一元銀幣換一元已經貶值的法幣，立即損失實際價值達三分之一，即三角錢以上……這個就是對民眾的強行掠奪！大家也都有常識，貴重金屬才是貨幣，紙幣只是貨幣符號。所以國府逼著民眾把手里的銀子換成法幣，然后紙幣還貶值……除了侵吞國家財產和魚肉人民，孔宋夫妻兩人也是操縱股市的高手，這個就不用說了。在他們幾家人觥籌交錯的時候，普通人和小商人們有人投江，有人跳樓，有人全家上吊或者流落街頭……

后來進入全面抗戰，上海有一段時間在用日偽的紙幣。國民政府的所謂中央信托局就遷到了香港，宋靄齡有一個私人電臺，用來聯絡香港和重慶的關系。雖然名義上是孔祥熙在前臺，事實上明白人都知道這是宋靄齡和孔令侃的母子店。這個局有很多人都在吃空餉，都是他們家人的親信。孔公子還管理了中央銀行，交通銀行等幾大銀行的主管業務。中央信托局的主要業務是辦理保險、有獎儲蓄、信托、購料（主要是向國外訂購軍火）、運輸等事宜，這些項目在抗戰期間都是黑幕重重的領域，最終都成了孔家侵吞掠奪國家資財的主要機構，可能有些朋友都想象不出來這里頭他家能貪多少油水。

但是大家都會想到，原本答應的國共合作，八路軍什么東西都不到位，都在靠自己自力更生，國軍自己也天天欠發軍餉，那些應該花在抗戰上的錢都飛進了四大家族的腰包，早在南京政府時代宋靄齡的習慣就是把自己的臥室當成私人賬房，還有一些重要的保險箱就放在她臥室套間里，可以說是守著錢睡覺的。

后來的孔公子在美國雇別人當槍手拿學位， 并且花重金帶年長的有夫之婦的戀人私奔，之后又回到上海繼續鉆營囤積居奇。比如他名下的揚子公司，由于太過分了，已經被人盯上了。表哥蔣經國在當時負責“打虎”，先拿杜月笙的兒子開了刀，但是杜家喊冤，指出孔的手筆才大。蔣經國確實是打算查辦，但是受到了宋美齡的阻撓……最后就稀里糊涂的過去了。

四大家族，光有利益合作，中間也勾心斗角。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間有多次的利益沖突，這不影響彼此圈地劃定勢力范圍。例如，孔祥熙的女兒孔令偉年輕的時候就飛揚跋扈，在南京開車超速，能打死勸阻的警察，不負責任。長大了包攬了很多運輸業務，也就是在國際上走私并且販毒，戴笠也跟著他們一起干過。

全面抗戰勝利之后，他們又進行一種新的掠奪，就是把老百姓手中的日偽幣再換成法幣。原先的購買力跟后來的法幣購買力大概有25:1，大家想一想……

在這些人的魚肉操作之下，國府的經濟崩潰了。這就是為什么后來一大捆鈔票只能換成一顆大米。這就是后來為什么發了金圓券之后，擦屁股都嫌不好，只能糊墻了。1949年，法幣的購買力跌至歷史最低點，1937年可購兩頭牛的法幣，到1949年連一粒米都買不到……上海市民購買日常用品需攜帶成捆紙幣，甚至出現“一斤米的錢比米還重”的荒誕現象。國民黨統治末期，上海成為投機資本的天堂。金融投機者操縱銀元價格，導致人民幣兌換銀元的比值從1:720暴跌至1:1100，加劇了市場恐慌。同時，物資極度匱乏，煤炭僅夠一周使用，糧食和棉花庫存不足一個月，工廠開工率不足四分之一……國民政府財政赤字嚴重，軍費占預算的40%以上。各地軍閥割據，政府無法有效征稅，只能依賴舉債和濫發貨幣維持運轉，最終導致經濟全面崩潰。

對著這樣橫行無忌的行為，很多人做出了斗爭，很多人為之犧牲。例如，上海浦東川沙黃炎培故居，一張泛黃的報紙上，刊載1949年8月5日黃炎培撰寫的《我兒競武的一生》，字字血淚，痛惜，卻又自豪。黃競武是黃炎培次子，清華畢業、曾留學哈佛。上海解放前夕，他阻止了超過48萬兩黃金偷運到臺灣，國民黨恨之入骨。

當年5月12日，黃競武被捕，獄中被特務挖去了一只眼睛，指甲全被拔光，但他忠貞不屈，5月18日凌晨，黃競武被打斷雙腿活埋……黃競武被稱為“與新中國擦肩而過的人”，像他這樣倒在黎明之前的悲壯英雄，還有很多。英雄走后一個星期，上海就解放了。

這也是后來為什么解放軍在入城的時候，老百姓都很歡迎！

我們迅速穩定了金融秩序。1949年6月，陳云領導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抓捕200余名投機分子，查抄黃金3000余兩、銀圓近4萬枚，并通過拋售銀元、物資等手段平抑物價。 這就叫做銀元之戰。

以后，統一貨幣流通，強制要求稅收、鐵路運輸等領域使用人民幣，建立人民幣信用。

解放上海前，上海財經委員會的主任曾山提出，為了解決上海金圓券問題，必須把金圓券全部“包”下來，即無償用人民幣兌換老百姓手中廢紙一般的金圓券。這相當于替國民黨的惡行善后。

面對這樣的情形，曾山說，“如果我們連這樣的責任都不敢承擔的話，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1949年5月27日，40輛裝著4億人民幣的美國卡車陸陸續續到達市區，并在部隊的押運下送往外灘上中國銀行大樓里的地下金庫。這批人民幣到的非常及時，31號開始便進行了金圓券兌換工作，僅僅七天——也就是在6月6日，就完成了所有金圓券的兌換工作，勝利完成了第一步！有些老百姓也害怕說這種紙幣會不會貶值呢，然后我們的行為給了他們定心丸。

從全國統籌物資的調配，為解決“兩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問題，陳云協調全國資源，從東北、華中等地調集糧食4億多斤，保障上海一年半的糧食需求。同時，通過三輪物資拋售徹底擊潰投機資本。

交通與工業恢復的辦法是，修復鐵路、船舶運力，建立交通聯運網絡；推動輕工業向重工業轉型，重工業年均增長率超50%。

人才與就業政策方面，留用并改造舊職員4萬余人，通過“以工代賑”新增就業40余萬，吸納技術和管理人才。

解放軍紀律嚴明，入城部隊露宿街頭，不擾民宅，秋毫無犯，甚至犧牲生命避免破壞城市建筑。

救災與民生支持也很到位，臺風災害期間，解放軍節衣縮食，將節約的糧食救濟災民；建立戶口管理制度，穩定社會治安。沿著交通線籌措到的糧食，由解放軍分發給民眾。把壞的部分和小米給部隊自己吃，把好的部分和大米送給市民……

解放后，我們對經濟秩序進行了重建。解放后僅一個月，持續十多年的通貨膨脹被遏制，物價趨于穩定。市民從“扛麻袋買米”轉為正常生活，市場信心逐步恢復。我們倡導社會公平和工人主體地位。工人通過選舉班長實現自主管理，勞模黃寶妹等普通勞動者成為社會榜樣，民眾首次感受到“當家作主”的尊嚴！

國民黨時期的“劫收”與腐敗，與共產黨的廉潔高效形成鮮明對比。例如，上海解放時城市功能完整保留，自來水、交通未受影響，直接轉化為民眾對新政權的信任。上海解放前后的巨變，既是經濟秩序從崩潰到重建的過程，也是民心向背的歷史縮影。通過金融斗爭、物資統籌、紀律嚴明和民生保障，共產黨不僅穩定了經濟，更以“人民至上”的實踐贏得了廣泛支持，為新中國城市建設的管理提供了范本。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有人想讓您回到1948，那人一定不懷好意，我們要記住歷史，一定不能走回頭路。誰要是跟您說夢回民國，記住絕不能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