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北京協和醫院啟用典禮

來源：《文史參考》2011年第16期 、“皇史宬”公眾號（ID：mingqingdangan）

作者：王玲 劉火雄

咸豐十一年 (1861年)北京東單牌樓北雙旗桿地方有一所英國倫敦會開辦的施醫院(又名雙旗桿醫院)，該醫院自開辦以來，每年接診3萬余名患者，在京城建立了良好的信譽。40年后，光緒三十年(1904年)在施醫院就職的英國醫士科齡(Thomas Cochrane)針對“中國有病之人，每有非必死之癥，而往往致死者，或由醫治之不精，或由調治之已晚，死于非命”的醫療狀況，倡議在北京建立一所高等西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堂，專門教授中國學生，研究醫理。

科齡憧憬協和醫學堂學生將來“追學醫者果有成就，于以散諸四方。不惟通都大邑廣設醫館，即僻壤窮鄉到處林立。則抱病者，既不受庸醫之害，又不至有耽誤之虞”，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創建順應了當時社會需求，因此科齡醫士設立醫學堂的倡議一經提出，當即得到清政府的鼎力扶持，慈禧太后得知此消息后，特別批準“賞給英國醫士科齡所建醫學堂一萬兩”，一些王公大臣也紛紛解囊相助，共募集到社會各界捐款1200兩。科齡用所籌款項在北京東單牌樓北石牌坊右邊建造了一座引人注目的西式教學大樓。

北京協和醫學堂校舍是兩層洋樓，并設有化學實驗室、外科治療室、外科病房、內科、眼科。學生可在附屬醫院臨床實習，自行為病人診療治病。

為了使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生畢業文憑得到清政府認可，科齡通過多方努力，吁請仿照中國醫學館辦法，學生畢業時由協和醫學堂給予文憑，清政府學務處在畢業證上加蓋印章。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年底北京協和醫學堂大樓剛剛竣工，科齡院長第一次向清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學務處給未來的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生在畢業文憑上蓋印。學部在學堂開學典禮的前一周駁回科齡的申請。

宣統元年 (1909年)學部出臺了《通行各省各學堂畢業條例》，在給各省行文中宣告：“凡學生畢業應由本學堂填給畢業文憑，以表明其為何等程度，俾將來有所考試，現在京外各學堂設立日多，學生畢業者亦日眾，此項文憑亟須定一通行準則，以期整齊劃一。”因此，該條例規定：“高等以上各學堂畢業文憑由學部刊印。中等以下各學堂畢業文憑，京師由督學局刊印，外省由提學使司刊印。” “學部直轄之高等以上各學堂，由本學堂自行呈請發給，非學部直轄之高等以上各學堂，由提學司或該管衙門核明，轉請學部或咨照學部發給。中等以下各學堂由本學堂或勸學所呈由各該衙門核明，轉請督學局或提學司發給。”由此我們可以斷定北京協和醫學堂是一所高等學堂，因為它屬于由本學堂自行呈請發給畢業文憑，咨照學部蓋印的一類學校。

宣統二年 (1910年)科齡院長再次請英國駐華公使麻穆勒致函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為行將畢業的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生請獎，并請按照所考之高等程度給予相當之中國功名。經過科齡院長多方奔走呼吁，同年學部批準：“查協和醫學堂當時呈請立案，曾經本部批準于該學堂畢業時，由本部派員考察。如果及格，加給準其充當醫生執照，以昭信守。此次畢業自應照案辦理，屆時由本部派員考察，視其及格，即予準充醫生執照，以符原案。”同時駁回協和醫學堂要求按所考之高等程度給予相當之中國功名的請求。

北京協和醫學堂是一所集教學、研究與臨床實驗于一身的高等教育學院，由于這里的醫生醫術精湛，治學嚴謹，很快博取了各國駐京人士以及清政府的信任。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外務部將協和醫學堂列入專為駐京外國人看病的指定醫院，并每月送銀100兩，津貼協和醫院醫生隨時為外國人看病出診費。北京協和醫學堂開辦初期，每年需用銀不到6萬兩。隨著醫學堂知名度提高，各地病人慕名而來，加大了醫院的各項開支。到宣統三年 (1911年)已直線攀升到10萬兩。清政府對協和醫學堂的捐助仍舊停留在每年1萬兩，科齡院長不得不再次向清政府申請補助。此時的清王朝已國庫空虛。但外務部和稅務處硬是各擠出1000兩，捐助協和醫學堂。

雖然杯水車薪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是足以證明清政府對協和醫學堂的重視程度。

圖為《清實錄》關于慈禧太后對醫學堂賞銀的記載

1915年北京協和醫學堂由于經費嚴重緊缺，到了難以維持地步，被迫變賣所有權，1915年6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收購了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全部財產，包括附屬醫院。7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下屬“中華醫學基金會”正式接管北京協和醫學堂，并沿用原校名稱。美國投資收購了北京東單三條豫王府全部房地產，在其原址上建造了一片氣勢恢弘的具有濃郁東方特色的建筑群， 1917年新校舍落成，擴大了北京協和醫學堂的規模。1921年，協和醫院正式成立。

自成立以來，協和醫院和協和醫科大學一直是中國最富盛名的醫療和醫學教育機構。如今，人們已習慣將兩者統稱為“協和”，其90年的風雨歷程，正如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名成員所言：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人與命運的搏斗，失敗摧不毀的理想”。

　　石油大亨買下“協和醫學堂”

　　約翰·洛克菲勒不但是美國的“石油大亨”，他還是一位慈善家，熱衷贊助醫學和公共衛生事業。除美國本土外，大洋彼岸的中國漸漸引起了洛克菲勒家族的興趣。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20萬美元，購買了歐美教會學校開辦的“協和醫學堂”，并將其改名為北京協和醫學院。

　　1917年9月24日，北京協和醫學院舉行奠基及開工典禮。兩年后，協和醫學院本科正式開學。協和原計劃每年級學生人數為30人，課堂和實驗室按此規模設計，醫院則按250張床位設計。1921年6月24日，新建成的協和醫院開始收治病人，協和從此醫、教、研三位一體。

　　陷入停辦境地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軍開進北京城。鑒于有可能出現的危險，協和董事會討論，是否要像北大、清華一樣，將協和的工作人員轉移到中國西南地區。由于擔心日本人可能趁機將日本醫生安插進協和的重要崗位，董事會最終反對南遷計劃。當時，盡管日軍侵占華北，但日美之間尚未開戰，日軍對美國人及其產業還是有些忌憚。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隨即對日宣戰，協和的厄運開始了。第二天清晨，日本兵包圍整個建筑群，設立警戒線，禁止所有人出入。與此同時，日本兵闖入校長住宅，將正在用早餐的胡恒德校長扣押，他們還帶走了另兩位在協和的美國人。他們此后被關押在日軍監獄達4年之久，直至日本投降。

　　山河淪陷使協和陷入停辦境地，部分學生不得不逃亡到上海醫學院、圣約翰醫學院、成都華西大學借讀。

　　收歸國有

　　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會撥款1000萬美元給其下屬機構“洛氏駐華醫社”，用以資助北京協和醫學院辦學，這也是美國給予中國的最后一筆資助。至此，洛克菲勒家族對協和總投資額高達4460萬美元。同年3月12日，董事會任命李宗恩為新院長。10月27日，協和醫學院恢復辦學。

　　北平和平解放后，新政府并沒有立即接管協和。直到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參戰。1951年1月20日，協和醫學院、協和醫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接管，李宗恩仍擔任校長，協和醫學院更名為“中國協和醫學院”，同時，中國醫院與協和醫院合并，定名為“北京協和醫院”。1959年，協和醫學院被命名為“中國醫科大學”。

　　“文革”中更名“反帝醫院”

　　1966年“文革”爆發，協和再次遭受重創，其名稱也被改為“反帝醫院”。

　　早在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針對農村醫療衛生的落后面貌，指示衛生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解決長期以來農村一無醫二無藥的困境。在毛澤東看來：“醫學教育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

　　年近九旬的羅慰慈教授，是協和醫院呼吸內科知名的主任醫師。羅老回憶，“文革”時期，“砸爛舊協和”的口號叫得很響。協和是全國唯一實行八年制教育的，造反派卻認為，毛主席說了“醫學教育三年就夠了”，協和搞“八年制”是在走修正主義路線，要打倒“修正主義知識分子”。

　　中國消化病學創始人張孝騫“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特務”。運動開始一年多的時間內，他被罰到門診看病、掃廁所、修馬路。婦產科專家宋鴻釗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拉去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但批斗會一結束，他馬上戴著口罩回到病房。

　　“文革”后期，協和此前上山下鄉或疏散各地的師生逐漸“回爐”，開始了新的補課學習和醫學科研。在羅老看來，這一舉措搶救了很多人才，協和現在六十來歲的醫生，其中不少便是當年“回爐”后培養的學生。

　　1979年中美建交后，協和與“洛氏駐華醫社”中斷近30年的聯系得以重新建立，美方隨即撥給協和155萬美元，用于建筑修復和設備添置。幾經沉浮的協和，終于浴火重生，各項工作回到正軌。到2010年，協和日門診人次突破1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