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滅亡的內在原因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在重慶寫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刊出，連載四日，文章的主題是講李自成農民軍進京以后功敗垂成。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致信郭沫若，稱：“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那都是講革命行將勝利時可能出現的問題而說的，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共產黨執政已七十三年了，我們面臨的新問題是如何提高執政能力。天下沒有長盛不衰的事，如何從歷史上吸取一點他們所以失敗的教訓，增強一點憂患意識，或許是當前對我們最有益的事，這是我所以講晚明劇變和明帝國崩潰的緣由。當然，這只是從增強一點憂患意識角度而言的。

《明史·流賊傳》的序言，對崇禎朝所以走向滅亡作了一個簡要的概括，其云：

莊烈帝承神、熹之后，神宗怠荒棄政，熹宗昵近閹人，元氣盡澌，國脈垂絕。向使熹宗御宇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矣。

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癥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

這一大段話，有幾點需要說明。其一，明帝國崩潰的原因，并不始于崇禎帝。實際上神宗是一個逐利之君，礦監、稅使遍天下，正如黃宗羲所言：“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明夷待訪錄·原君》）故其長期以來的怠荒棄政與熹宗時東林閹黨斗爭及閹黨魏忠賢的暴虐無道已經動搖了國家統治的社會基礎，黨爭的問題傷了國家的元氣，士大夫的分裂使國家機構的職能喪失殆盡。崇禎即位以后，兩黨相爭的局面很難完全改觀，盡管他即位以后對閹黨的處置是有力的，然而其影響還在啊！崇禎帝即位不久，就處理了魏忠賢與客氏，不久應倪元璐之請毀了《三朝要典》。到崇禎二年（1629年）下令定閹黨逆案，處死二十五人、充軍五十人、判刑贖為民一百二十九人、革職閑住四十四人。處理這么一批人，在朝與他們相關的有很多人。《明史·劉鴻訓傳》講到劉鴻訓參與內閣機務時，由于處置閹黨而受到攻擊。史載：

鴻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勛、史、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也。弘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里之奸，有功無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錦衣僉事張道浚亦訐攻鴻訓，鴻訓奏辯。給事中顏繼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弘勛之借題傾人，道浚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弘勛贓私，且言弘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勛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繼春、大鋮，而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毀《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史復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

閹黨對劉鴻訓的攻擊這次雖未達到目的，后來劉鴻訓還是被罷斥了。又如錢龍錫，在內閣時曾具體主持過閹黨逆案的事，因此也成為被攻擊的對象。《明史·錢龍錫傳》稱：“御史高捷、史既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為龍錫所扼，兩人大恨。逆案之定，半為龍錫主持，奸黨銜之次骨。”結果硬是把他牽連進袁崇煥案。史載：“時群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結果錢龍錫還是被戍十二年。故黨爭時隱時現，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客觀公正地處理當時的人事問題。

崇禎用人不當

其二，崇禎帝即位時，是從信王入宮即帝位，對朝廷諸臣僚的情況不明，君臣之間很難建立良好的共事關系。如內閣的選人，他靠枚卜，這有很大的偶然性。《明史·錢龍錫傳》云：

莊烈帝即位，以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帝仿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次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周道登、劉鴻訓，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六月，龍錫入朝，立極等四人俱先罷，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標為首輔，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清。

李標、錢龍錫、劉鴻訓這幾個人都不錯，問題是這種方式確立的內閣，閣員與崇禎沒有長期共事的經歷，靠枚卜很難一下子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系。而崇禎這個人自尊心太強，疑心重，容不得不同意見，聽不得半點批評，即所謂“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以劉鴻訓為例，他得罪崇禎帝是因為一件事和一句話。一件事是請崇禎為邊兵發帑，“關門兵以缺餉鼓噪，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一句話是批評崇禎不成熟，“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沖主。’帝聞，深銜之，欲置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明史·劉鴻訓傳》）。內閣年長的大臣尚且如此，其他大臣們還敢說話、任事嗎？故劉鴻訓等傳末的贊語稱：“莊烈帝在位僅十七年，輔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數人而已，若標等是也。”孟森論此事云：

夫勸發帑市恩，損上益下，不失為君子之事君，縱未能從，何致遂以此失指?則帝之吝財，猶有萬歷遺風。聞言己為沖主，即深銜而欲置之死。自圣至此，又好誅戮大臣，艱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虛中求善，來者尚多面諛；示以氣矜，正直之士，自知無幸。后來入閣紛紛，以卑劣之徒為多，而所謂奸臣，則溫體仁久任至歷八年，周延儒亦前后兩任。（孟森《明清史講義》上）

溫體仁、周延儒兩人正是入奸臣傳者。《明史·奸臣傳》稱：“周延儒、溫體仁懷私植黨，誤國覆邦。”周延儒是靠“善伺意指”（《明史·周延儒傳》）固位，二次入相。《明史·溫體仁傳》稱溫體仁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他對崇禎是“務為柔佞”（《明史·周延儒傳》）。劉宗周在崇禎九年十月責溫體仁疏稱：

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崇綜核，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明季北略》卷十二《劉宗周疏責溫體仁》條）

《明季北略》卷十《童謠》條載：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為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

“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為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明史·溫體仁傳》）而崇禎帝不會克制自己情緒，很容易發怒，在發怒的情況下，處理問題往往偏激，后果就不好。如更改敕書的事，本來是一件小事，崇禎帝一怒就變成大事了。《明史·劉鴻訓傳》稱：

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核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稿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十月，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尚書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

這里講到，“帝怒”“帝益怒”“帝叱之”，《明史》崇禎時期許多傳中都講到帝怒。如這次改京營兼轄捕營敕書之事，本來不是大事，結果從中書到兵部，到內閣大臣，均受牽連，劉鴻訓為此“下廷臣議罪”（《明史·劉鴻訓傳》）。崇禎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明史·何如寵傳》稱：“大學士劉鴻訓以增敕事，帝怒不測，如寵力為剖析，得免死戍邊。”故在發怒的情緒下，剛愎用事，一定會誤事。在這種狀態下，使用刑罰的結果，自然是“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崇禎時，閣臣被戮二人為周延儒與薛國觀。《明史·薛國觀傳》末稱：“國觀險忮，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贓又懸坐，人頗有冤之者。”遣戍者劉鴻訓、錢龍錫，二人皆非其罪。而溫體仁則善于利用崇禎帝易怒的特點，凡其“欲排陷，故為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喜怒哀樂乃人之常情，這是屬于人認知非理性的范疇，但要受理性節制，聽任個人情緒的宣泄去處理政事，古往今來，這方面教訓太多，也太慘痛了。《禮記·中庸》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崇禎處理國家大事，憑一時感情用事，恰恰違反了致中和這個基本原則，還不被奸人和小人利用而鬧個天下大亂嗎？這又能怪誰呢？

崇禎濫殺大臣

其三，崇禎帝濫用刑罰，連分管刑罰的長官刑部尚書自身都難保。《明史·喬允升傳》載，喬允升天啟初為刑部侍郎，天啟三年（1623年）遷為刑部尚書，后被魏忠賢黜而落職閑住，崇禎初復為刑部尚書，“時訟獄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所平反”。崇禎二年（1629年），喬允升因事遣戍，其本傳云：

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獄囚劉仲金等百七十人破械出，欲逾城，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獄，欲置之死。中書沈自植乘間摭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副都御史掌院事易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并下應昌獄，鐫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寺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邦基以下俸，令再讞。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年老可念。帝謂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與繼榮俱戍邊。

而論允升等無死罪的副都御史掌院事易應昌論死，后來因久旱無雨，請緩刑，改遣戍邊衛。從這件事也可看到在崇禎帝手下辦事很難，他年輕氣盛，動不動用重典，官員沒法按章辦事。《明史·易應昌傳》末稱：

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薛貞，以奄黨抵死。蘇茂相，半歲而罷。王在晉，未任改兵部去。允升，遣戍。韓繼思，坐議獄除名。胡應臺，獨得善去。馮英，被劾遣戍。鄭三俊，坐議獄逮系。劉之鳳，坐議獄論絞，瘐死獄中。甄淑，坐納賄下詔獄，改系刑部，瘐死。李覺斯，坐議獄削籍去。劉澤深，卒于位。鄭三俊，再為尚書，改吏部。范景文，未任，改工部。徐石麒，坐議獄落職閑住。

管理司法的官員頻頻更迭，那么多人受處分，怎么辦得好案子呢？一切聽命于崇禎帝個人的決斷，那冤案、錯案連綿不斷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史·錢龍錫傳》稱：“帝好察邊事，頻遣旗尉偵探。龍錫言：‘舊制止行于都城內外，若遠遣恐難委信。’”這件事反映了崇禎帝不信任官僚機構正常的情況稟報，故要另外派遣親信去前方偵探，這個做法得來的情報不全面、不可靠，邊疆戰事依靠這個指揮戰斗、處理總督往往出錯。《明史·鄭崇儉傳》稱：

帝自即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抃也。帝憤寇日熾，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貸，而疆事寖壞，卒至于亡。

其中有好幾個人罪不至于死，有的根本是錯殺的。如袁崇煥，便是崇禎帝誤信后金離間而將其處死；鄭崇儉并沒有過失，也是錯殺的。福王時，給事中李清言：“崇儉未失一城、喪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群臣微知其冤，無敢訟言者，臣甚痛之。”楊一鵬被殺，也有冤，因責任不在他身上，是溫體仁的責任。《明史·楊一鵬傳》稱：

先是，賊漸逼江北，兵部尚書張鳳翼請敕一鵬移鎮鳳陽，溫體仁格其議。賊驟至，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大驚，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遂逮一鵬及巡按御史吳振纓、守陵官澤。澤先自殺，一鵬棄市，振纓戍邊。

此卷末之贊語曰：

流賊之肆毒也，禍始于楊鶴，成于陳奇瑜，而熾于熊文燦、丁啟睿。然練國事、鄭崇儉先罹其罰，而邵捷春、余應桂亦或死或戍。疆埸則剿撫乖方，廟堂則賞罰不當，僨師玩寇，賊勢日張，謂非人謀不臧實使之然乎！

這個“人謀不臧”的最后責任還在崇禎帝自己身上。

在前方總督的結局是如此，在中樞的兵部尚書又如何呢？《明史·張鳳翼傳》：“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王洽是崇禎元年（1628年）拜兵部尚書，次年后金兵入關，遵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忽，擬用重典，而周延儒為迎合帝意，遂攻他“本兵備御疏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說：“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強敵宵遁。”帝頷之。這是暗示崇禎殺王洽以示威，結果王洽瘐死，論罪，復坐大辟。陳新甲則因和議事泄密而被棄市，這本來是奉旨辦的，崇禎卻諉過于人。再看地方大員巡撫這一級官員，《明史·顏繼祖傳》云：

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逮自縊，不與焉。

顏繼祖被殺是因清兵陷濟南，而楊嗣昌令其專防德州，濟南因此空虛，這件事責任在楊嗣昌，不在顏繼祖。邵捷春被殺因張獻忠入川，這個問題的責任也在楊嗣昌身上。《明史·邵捷春傳》載邵捷春之言：“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這個督師就是指楊嗣昌。傳末稱：“捷春為人清謹，治蜀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官旗。蜀王為疏救，不聽。敕巡按御史遣官送京師，下獄論死。捷春知不可脫，明年八月仰藥死獄中。”當然，被處置的并非都沒有罪，但冤案、錯案不少，對中高級官僚如此嚴厲處置的后果很不好，誰還能悉心為朝廷辦事呢？在當時的環境下，國事已非，喪師失律，不盡為所犯之罪，為中樞調度不當，所陷者亦多，人皆不能自保。李自成從陜西進北京，一路上地方官與駐軍投降的多、抵抗的少，此情勢所逼也。

崇禎任用宦官的問題

崇禎帝剛即位時，鑒于魏忠賢等專權，盡撤諸方鎮守中官，委任朝政于大臣。后來廷臣之間門戶黨爭不息，同時兵敗餉絀，大臣們互相指責，于是他又想到復用近侍。《明史·宦官二·張彝憲傳》稱：

崇禎四年九月，遣王應朝等監視關、寧，又遣王坤宣府，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西，監視軍馬。而以彝憲有心計，令鉤校戶、工二部出入，如涂文輔故事，為之建署，名曰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團營提督焉。給事中宋可久、馮元飆等十余人論諫，不納。吏部尚書閔洪學率朝臣具公疏爭，帝曰：“茍群臣殫心為國，朕何事乎內臣。”眾莫敢對。南京侍郎呂維祺疏責輔臣不能匡救，禮部侍郎李孫宸亦以召對力諫，俱不聽。彝憲遂按行兩部，踞尚書上，命郎中以下謁見。

朝廷派了這些監軍，反而引起不少新的問題。“已而諸監多侵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亦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明史·宦官二·高起潛傳》）“八年八月始下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粗立，軍餉稍清，盡撤監視總理。’”（《明史·宦官二·張彝憲傳》）不到一年時間，次年七月，清兵自喜峰口入關，“復遣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分守紫荊、倒馬諸關”（《明史·宦官二·高起潛傳》）。到了十月間，《明通鑒》卷八十五“崇禎九年”載：

時上久罷內遣，而邊警驟至，以諸臣類萎庳不任，仍分遣中官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等處兵馬糧餉，而意頗諱言之。

（金）光辰疏請罷遣，上怒，召對平臺。風雨驟作，侍臣立雨中，至以袖障溜。上責光辰，光辰對曰：“皇上以文武諸臣無實心任事，委任內臣。臣愚以任內臣，諸臣益弛卸不任。”上大怒，聲色俱厲，將重譴光辰，而迅雷直震御座，風雨聲大作。光辰因言：“臣在河南，見皇上撤內臣而喜。”語未終，上沉吟，即云：“汝言無復爾。”然意亦稍解。翌日，詔“光辰鐫三級調外”，時謂光辰有天幸云。

自己這樣做了，明知違反祖訓，但不愿意人們借此說話，此后又命內臣高起潛為宣大總監。高起潛在內侍中以知兵稱，故崇禎帝委任之。實際上高起潛根本不會用兵，《明史·宦官二·高起潛傳》云：

然起潛實未嘗決一戰，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明年，起潛行部視師，令監司以下悉用軍禮。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于國疏爭，被黜。既而與兵部尚書楊嗣昌比，致宣大總督盧象昇孤軍戰歿，又匿不言狀，人多疾之。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犯京師，“帝復命起潛監寧、前諸軍，而以杜勛鎮宣府。勛至鎮即降賊”（《明史·宦官二·高起潛傳》）。宦官杜之秩降于居庸關。李自成圍京城時，“益以內侍三四千人專守城事，百司皆不敢問”（《明通鑒》卷九十“崇禎十七年”）。最終開京城大門迎李自成的還是曾任司禮秉筆太監的曹化淳，他曾在光宗時的王安名下。當然，太監中不是沒有殉節的，如王承恩是在曹化淳名下，他是隨崇禎帝一起吊死在煤山的。方正化在崇禎末出鎮保定，殉職而死。做到以一死報主恩，那是極少數。時內臣殉難者，更有故司禮掌印太監高時明，司禮秉筆太監李鳳祥，提督諸監局太監褚憲章、張國元四人。雖然不能說洪洞縣中無好人，但畢竟多數人則是如杜勛那樣，換一個主子，“吾曹富貴固在也”（《明史·宦官二·高起潛傳》）。問題是崇禎帝對身邊內侍，亦并不真正識人啊！

崇禎的性格問題

崇禎性格上的問題，在崇禎二年（1629年）即有所顯露。那時任順天府尹的劉宗周，便誠懇地向他提出了做事不可“程效太急”，否則欲速則不達。《明史·劉宗周傳》載其奏疏，今摘錄如下：

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

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

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恫瘝，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撲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征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

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于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

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給為才谞，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

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于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

劉宗周這些批評還是很中肯的，在重大決策上，功利化效果不好。在軍事上急功近利，沒有根本的戰略思想指導，戰役是打不好的。許多軍事上的問題，不在戰爭本身，還得從政治、經濟上尋找原因，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否則，以單純軍事觀點來看待戰爭，無論東北還是西北的戰事，都只會日益惡化下去。

要用兵，便要用餉，吏治敗壞，結果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而前線士兵不斷因缺餉而嘩變。懲治貪吏，僅靠殺也不行，本質上還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還得治本清源。

在人事上，不能過于求全責備。人無完人，問題是如何用其長，建立長久的互信和良好的互動關系。崇禎用人的隨意性太強，任免內閣大臣，“仿古枚卜典，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這樣擇人可能善，也可能惡。

崇禎帝好專斷獨行，天下萬機，靠“一人之聰明”怎么能周全呢？憑個人“自用之心”去處理許多問題，不是好事。許多事出人意表，正直的人救過不及，小人則用猜忌讒諂以逞其惡。周延儒、溫體仁那樣的奸臣就能利用崇禎帝這一特點以逞其奸了。

劉宗周最后幾句話說得非常確切，由“操之太急”而轉為“功利不已”，轉為“刑名不已”，“流為猜忌”最終“積為壅蔽”。君臣關系處于這種狀態，國事還能處理好嗎？整個官僚機構還能有辦事的效率嗎？

到了崇禎八年（1635年），劉宗周又對崇禎帝說了一番逆耳的忠言，他說：

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明史·劉宗周傳》）

崇禎二年劉宗周上疏，至此過了六年，事實證明劉宗周的話講到了崇禎性格問題的根本上。崇禎對這些意見是聽不進去的，認為其言迂腐而不能用。隨后劉宗周又上《痛憤時艱疏》，再次對崇禎提意見。對這些逆耳忠言，崇禎帝的態度如何呢？

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明史·劉宗周傳》）

他還是不能冷靜地探討自己的問題，因而無法加以糾正，反而責難劉宗周“歸過朝廷為名高”，這樣的話，崇禎的性格問題根本就無法解決了。

崇禎吊死在煤山，書衣襟為遺詔：

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明通鑒》卷九十“崇禎十七年”）

似乎他很愛百姓，是群臣誤國，把亡國的責任推在群臣身上，這樣說得過去嗎？《明史·流賊傳》序言之末稱：

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序言對崇禎帝還是抱著同情的態度，其潛臺詞則為“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君為臣綱”嘛，皇帝自身不正，如何能對臣下提出要求呢？《明史·文震孟傳》稱：

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系，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即降旨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

崇禎帝對喬允升的處理，還是“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戍邊。這仍不是“君使臣以禮”的態度。《論語·八佾》：“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可見君臣關系是相對的，不是單方面的，上梁不正，下梁能不歪嗎？《論語》中齊景公還有這個說法：“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問題的根子還在崇禎帝自己身上，他對臣子如此殺戮，而且是大量地錯殺、冤殺，怎能不眾叛親離呢？實際上君是亡國之君，臣若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之類也都是亡國之臣。忠心耿耿為國為民的臣子不少，但多被崇禎帝冤殺了，這又能怪誰呢？不能開殺戒，濫殺人的帝王沒有好下場，這是為歷史反復證實了的真理。明亡時，闔家殉難的臣子不少，怎能說他們都是亡國之臣呢？說到底，還是君王自己的問題。

本文節選自朱永嘉著《從萬歷到康熙：一次歷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胡楊文化策劃，山東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