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時期，藩鎮勢力擁兵自重，軍閥為了增強自身的建設，普遍開展經商以擴大財源。

在有關宋代官員經商的歷史記載中可以發現，宋代官僚集團，在參與商業經營活動時有諸多共性呈現，將宋代官僚集團分為武將群體和文官群體來看，二者在參與經商活動時的差異性也很明顯，這些差異性，也正反應了宋代武將群體經商活動的特殊性。

武將經商活動規模龐大

在宋代，參與經商的官員受職務所限，必然無法在商業運營的全過程中親力親為，將經商的事項，交付他人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文官和武將都是如此。

乾德四年五月，太祖曾下詔禁止官員在自己管轄范圍內擅自經商：“自今其勿復令部曲主掌事務，及于部內貿易，與民爭利。違者論如律。”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又下詔禁止“文武官僚遣親信于化外販鬻”，這兩道詔令中的“令部曲主掌事務”，“遣親信于化外販鬻”可窺見委托代理人進行貿易是官員經商時的普遍模式。

文官經最常見的委托對象是僚屬、仆從、家人、民間商賈。

宰相趙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趙普在秦、隴二地販運木材時派遣的人員是其親吏。

真宗時期，身兼市舶使的廣州知州張鑒委托對象商賈替自己走私海外，“以資付海賈，往來貿市”。丁謂被貶到崖州后雇傭一海外販夫，“輒與數百絡任其貨易”以博取厚利。

仁宗朝，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蕭固在桂州任職期間差遣僚屬長途販運，“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揮入兩浙，商販私物。”蘇轍在“論蜀茶五害狀”中稱“臣訪聞陸師閡，去年自成都府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陸師閡指派衙中當差的楊日新為自己賣酒。

對比文官，武將掌握兵權，有軍中士兵可供調度，在勞動力的使用上，具有觸手可及的便利。

仁宗朝，慶歷四年二月，滕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輛，載茶三百余籠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在提及北宋時期武將經營商業活動的歷史資料中，這是信息最詳盡的一條記錄，從“百余人，四十輛車，三百余籠貨物”的記載可知，滕宗諒組織的這場販茶貿易規模之大，遠遠超出了前文中委托數名僚屬、仆從、家人、商賈的文官經商時的組織。

神宗朝，保州有將領組織軍人燒炭、賣炭，“諸路州軍多差兵級營置雜物，……所差兵士打柴燒炭，不任重役，往往投賊。兼先有保州燒炭，軍員以納課不充逃走。”從軍人不堪勞役、無力納課可知，將領將這些軍人組織成生產隊伍，分配勞動任務和贏利指標，燒炭賣炭儼然已是軍中成體系的產業。

相比北宋，南宋的邊境之患更加嚴重，武將在朝廷的地位大大拔高，武將集團的迅速崛起，使武將行事更高調張揚，隨之帶來武將經商規模的膨脹。

宋代，鹽、酒作為受眾群體廣泛的國家禁榷品，商業利潤極為豐厚。

也是武將組織販賣活動時最常見的物資。

南宋武將利用軍隊中有大量勞動力的特殊性，從事走私販賣鹽酒等活動，其陣勢之猖獗，民間盡知。

以致百姓都打著軍方旗號，大肆販鹽。

此外還出現了“百姓依籍軍兵聲勢私販”，“軍人、百姓結集徒眾買私鹽”的軍民勾結賣鹽現象。

可見軍隊平日里販賣私鹽時集體出動，陣勢逼人，在民間影響極大，以至百姓中有不法者販鹽時，以冒充軍隊為策略。

因此，兩宋的文官經商時多以委托僚屬、仆從、家人、民間商賈若干名為主要經營模式，而武將動輒調度“百余人”乃至“八千人”參與經商活動，規模之巨，文官力不能及。

武將經商活動呈現常態化

在宋代，文官對于從商的態度各有不同，有文官希望成為商業經營者，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回報，也有文官保持清廉的態度，拒絕從事商業經營活動。

但宋代文官不管是否有意參與商業經營活動，都很難形成規模化、集體化的行為。因為文官在當時受政府管制、道德批判等壓力過大，所以不少文官在從事商業經營時，都會三思而后行。

不過，宋代的武將卻與文官群體不同，在當時，武將成為商業經營者已成為常態化。

寶元年間，元昊公開叛宋后，宋廷對西夏用兵多年，與遼國之間的形勢同樣緊張。

戰事的頻發導致用兵需求量激增，宋廷大量招兵，軍費開銷陡然增多。

為緩解財政壓力，政府分撥專門的回圖貿易資金給將領，任其組織商業活動獲取收益，并且這項專門款項有逐年增額之勢。

由此激發了邊境將領們，商業貿易的規模激增。

軍隊在這些貿易中獲利豐厚，所得利潤可達本錢的數倍。

嘉祐三年初，朝廷因考慮到“邊事久寧”，曾一度對武將的經營活動叫停。

但在大量戍兵且軍士衣食缺口嚴重的現實壓力下，宋廷還是不得不復用舊法，出資給武將經營，助其牟利以貼補軍用。

嘉祐三年初朝廷發布停止沿邊各路回易的詔令，同年十月便下撥河東轉運司綢絹十萬“助糴軍儲”。

反映了在各軍經費不足的窘境下，贍養軍隊是武將經營牟利的合理由頭，朝廷即便有心整治也無可奈何。

縱觀仁宗朝，軍隊營利性經營活動十分活躍，這是由戰事增多直接導致的。

高宗南渡初期，武將經商活動的活躍度可謂達到兩宋間的頂峰。

岳飛、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吳玠與吳璘兄弟、劉锜等各家軍營皆“贍軍回易”，具體事例在前文中已有提及。

紹興十一年，韓世忠在被罷兵權時，其軍中財產陳列如下：回易利息及收簇趲積軍須現在錢一百萬貫，耕種并樁管米九十萬石，在鎮江府、揚州、楚州、真州及高郵縣、江口鎮、瓜州鎮有正賜公使酒庫、回易酒庫、激賞酒庫等共十五處。

可以看到，杭州城里軍士釀酒、販酒，民眾和官府都習以為常，這一情景已融入杭州河岸的日常景象中，與尋常“商賈買賣駢集”無異，成為城市背景的一部分。

對比文官經商時動輒引發同僚抨擊、民間非議，經商行為在武將群體中已成定式，不足為道。

相比普通民眾經商，官員參與商業活動本身占據著常人無法比擬的優勢。

在官僚集團中，相比文官，武將以國家資本為資金來源，以軍中兵士為勞動力，占據更廣闊的發揮空間，且在法律約束和公議輿論兩方面，都享有更寬松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