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18年7月5日晚，被告人汪某駕駛二輪電動車與同向行走的被害人陳某發生碰撞，致其倒地。事故發生后，汪某未履行報警、救助義務，反而在短暫停留后逃離現場。約兩分鐘后，許某駕駛小型轎車經過事故地，碾壓倒地的陳某致其死亡。經交警部門認定，汪某負事故主要責任，許某負次要責任。法院認為，汪某的行為構成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其核心裁判觀點可歸納為四點：

1.救助義務與能力。汪某在事故發生后未受傷，且現場車流較緩，完全具備將陳某移至安全區域或呼救的條件，但其未采取任何措施。

2.逃逸行為成立。汪某隱瞞肇事者身份，未向許某說明真相，并在第3.二次事故后逃離。汪某的逃逸行為使陳某持續暴露于危險中，二次碾壓雖由第三人許某引發，但該介入因素未超出合理預見范圍，不能阻斷汪某逃逸與陳某死亡的因果關系。

4.與故意殺人行為不相當。許某被認定負次要責任，表明二次事故存在偶然性，汪某的逃逸行為主觀上不具放任或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故不構成不作為故意殺人罪。

最終，法院以“因逃逸致人死亡”加重情節判處汪某有期徒刑七年，二審維持原判。

二、刑事法理分析一：逃逸致人死亡的構成要件與本案適配性

我國《刑法》第133條及司法解釋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需同時滿足四個要件：救助義務與能力、逃逸行為、因果關系、排除故意殺人相當性。本案裁判嚴格遵循了這一邏輯框架。

首先，救助義務的法定性與現實可行性。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條，肇事者負有立即停車、保護現場、搶救傷員的法定義務。本案中，汪某未受傷，現場車流緩慢，其完全具備救助能力。法院通過“來往車輛短暫停頓”等細節，認定汪某有條件將陳某移至路邊或呼救，但其未履行義務，符合“有能力而不作為”的客觀要件。

其次，逃逸行為的實質判斷。司法實踐中，“逃逸”不僅指物理離開現場，還包括隱匿身份、逃避責任的行為。汪某在許某詢問時謊稱“沒有東西”，隨后趁亂逃離，本質上是通過隱匿身份逃避法律追究。法院結合其逃離前的滯留行為，認定其逃逸具有連續性，突破了傳統“逃離即逃逸”的機械認定，體現了對“逃逸”實質內涵的精準把握。

最后，因果關系的特殊介入與歸責。本案的復雜性在于二次事故由第三人許某引發。根據刑法理論，介入因素是否阻斷因果關系，需判斷其是否屬于“異常介入”。法院認為，夜間無路燈、車流頻繁的路段中，被害人持續倒臥車道，被后續車輛碾壓具有高度可能性，許某的過錯（負次要責任）僅降低風險但未消除風險，故二次事故不中斷汪某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的因果關系。這一認定與司法解釋中“介入因素在合理預見范圍內不影響歸責”的精神一致。

三、刑事法理分析二：逃逸致人死亡與不作為故意殺人的界限

本案另一爭議焦點在于：汪某的逃逸行為是否構成不作為故意殺人罪？對此，需結合主客觀要件進行區分。

（一）主觀要件：放任故意與過失的區分

刑法理論認為，若行為人明知不救助必然導致被害人死亡，仍逃離現場，則可能構成間接故意殺人。但本案中，法院強調汪某的逃逸行為與故意殺人行為“不相當”。關鍵依據在于：其一，二次事故的偶然性。許某負次要責任，說明其駕駛行為存在過失，但非必然碾壓。若許某無責，則二次事故更可能被歸咎于汪某的逃逸，進而認定其對死亡結果持放任態度；其二，危險狀態的間接性。汪某未主動將陳某置于更危險位置（如移至路中央），而是消極不救助。這與“將被害人遺棄隱蔽處致其無法獲救”的故意殺人行為存在本質區別。

（二）客觀要件：作為義務的履行程度

有觀點認為，若肇事者將被害人移至“相對安全”位置后逃逸，是否仍構成逃逸致人死亡？參考相關判例及學理觀點，關鍵在于被害人是否仍處于“緊迫危險”中。例如，若被害人被移至路邊但地處偏僻、難以獲救，肇事者仍可能因未徹底消除危險而擔責。本案中，汪某未實施任何救助，陳某直接暴露于車流中，其危險程度遠高于“相對安全”情形，故法院認定其逃逸直接導致危險升級。

（三）立法價值權衡：罪刑相適應原則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作為故意殺人罪起刑為十年以上，二者存在量刑差異。本案中，若將汪某行為定性為故意殺人，可能與其主觀惡性（過失為主）不匹配，導致罪刑失衡。法院通過區分“過失升高風險”與“故意制造風險”，既實現了個案公正，也維護了刑法體系的邏輯自洽。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司法實踐中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認定，需綜合行為人的客觀條件、主觀惡性、介入因素合理性等多重維度。這一裁判思路既嚴格遵循了成文法框架，又充分體現了刑法謙抑性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平衡，對同類案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