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夏天，太陽像火爐一樣烤著干裂的大地，我們村已經連續三年鬧旱災了。地里的莊稼蔫頭耷腦，麥穗干癟得像是老太太的牙齒。我家那三畝薄田，往年還能收個千把斤糧食，那年卻連種子錢都沒掙回來。

父親蹲在門檻上抽旱煙，眉頭皺得能夾死蒼蠅；母親在灶臺邊抹眼淚，鍋里煮的是稀得能照見人影的玉米糊糊。

"建軍啊，你大哥托人捎來半袋紅薯干。"母親把那個灰布口袋遞給我時，我摸到她手上厚厚的老繭。大哥在縣城機械廠當工人，每月那點工資要養活自己的小家，還要接濟我們，實在不容易。

我捏著那袋紅薯干，喉嚨里像塞了團棉花，咽不下去也吐不出來。

那天傍晚，公社大喇叭突然響起："廣大適齡青年注意了，今年冬季征兵工作開始了……"我站在院子里聽著，心里像揣了只兔子。高考取消后，我這條"鯉魚"算是徹底跳不過"龍門"了。

村里老支書常說"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可眼下這光景，當兵倒成了條出路。我攥緊拳頭，指甲掐進掌心的肉里也不覺得疼。

報名那天，公社院里擠滿了和我一般大的小伙子。我仗著高中學歷和一米七八的個頭，在體檢、政審中一路過關斬將。

臨行前夜，父親破天荒地打了二兩散酒，就著咸菜跟我對飲。他醉醺醺地說："兒啊，到了部隊要像旱地里的高粱，越旱越要往高里躥。"

火車咣當咣當開了兩天一夜，把我們這些新兵蛋子拉到了太行山腳下的軍營。下車時天剛蒙蒙亮，冷風像刀子似的往棉襖里鉆。

帶兵干部扯著嗓子喊："都給我站直了！你們現在是軍人，不是老百姓！"我凍得牙齒打架，卻硬是挺直腰板。

分到新兵連后，我才知道什么叫"新兵怕號，老兵怕哨"——天不亮就緊急集合，半夜三更搞突擊檢查，五公里越野跑得我肺都要炸了。

我們住的是五十年代建的土磚房，冬天漏風夏天漏雨。最要命的是訓練，單杠上磨得滿手血泡，青蛙跳累得雙腿直打顫。同村的李二狗第三天就哭著想回家，被班長罰做了一百個俯臥撐。

我咬著牙堅持，心里默念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老班長叫孫大勇，山東人，黑臉膛上一道疤從眉骨劃到嘴角。他帶兵像熬鷹，非要把我們這些"新兵蛋子"熬出軍人樣兒不可。

有次我射擊考核打了49環，得意地跟戰友吹牛，被他聽見了。當晚他就讓我在靶場加練到半夜，臨走時甩下一句："驕兵必敗……"這話像盆冷水澆醒了我。

新訓結束，我因為文化程度高、軍事素質好，被安排到我們連隊的一排一班，班長說我們班是排頭班，也是標兵班。那天晚上，我在日記本上抄了句詩："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1976年春節，我回家探親。村里變化不大，只是多了幾間磚房。母親見我穿著軍裝回來，笑得合不攏嘴，張羅著要給我說媳婦。

她神秘兮兮地說："鄰村王木匠家的閨女王秀蘭，比你小兩歲，人勤快，家里還打了口壓水井。"

見面安排在正月十五的廟會上。王秀蘭穿著件紅格子罩衣，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見了我臉紅得像煮熟的蝦子。她說話細聲細氣的，倒是勤快，不停地給我剝花生。

可我心里嫌棄她長相平平，不符合我選媳婦的標準。臨走時我敷衍道："部隊有規定，暫時不考慮個人問題。"后來聽說她哭了好幾天，第二年就嫁給了公社供銷社的會計周志強。

回到部隊后，我像上了發條似的拼命干。孫班長退伍那天，拍著我肩膀說："你小子是塊當兵的料，別辜負了這身軍裝。"

我接替他當了班長，帶著新兵訓練時，也學著他的樣子黑著臉喊："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有次實彈演習，新兵王強緊張得手抖，是我一把按住他的肩膀說："把靶子當成欺負你家人的壞蛋！"結果那小子打了個優秀。

1980年，我已經是副連長，在師部組織的參謀業務競賽中拿了第一。頒獎臺上，師長親自給我別上三等功獎章，臺下掌聲雷動。

那天晚上，我借著月光給家里寫信，突然想起王秀蘭——要是她看見現在的我，是不是還要大哭一場。這念頭冒出來，我自己都嚇了一跳，趕緊甩甩頭繼續寫信。

當上連長后，兄弟連隊的指導員趙大國的妹妹趙曉梅跟著指導員家屬一道來隊里探親。她在縣城小學教書，扎著馬尾辮，笑起來眼睛彎成月牙。

趙大國喊我到她家吃飯時，我一見趙曉梅，但覺得我們一定有緣。飯桌上，我們聊《青春之歌》，聊《紅巖》，她還能背整首《沁園春·雪》，讓趙大國夫婦倆好一頓戲說。

我與趙曉梅結婚那天，戰友們起哄讓我唱軍歌，我扯著嗓子吼《打靶歸來》，趙曉梅在紅蓋頭下笑得直抖。

轉年兒子出生，我給他取名"志軍"，取"立志從軍"之意。

1995年，軍隊"百萬大裁軍"的風吹到我們團。組織上找我談話時，我正帶著戰士們修訓練場。聽到"轉業"兩個字，我手里的鐵鍬咣當掉在地上。

二十多年的軍旅生涯像放電影似的在腦子里閃回：新兵連的汗水泥水，演習場的硝煙彌漫，抗洪時手挽手筑人墻……

政委拍拍我："老張啊，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地方上同樣需要你這樣的干部。"

轉業安置到縣財政局，我是副團職，縣里卻只給了個副局長位置。

報到那天，辦公室主任老劉神秘地說："咱們周局長可是個能人，媳婦還是縣一中的副校長。"我整了整西裝領帶，心想只要踏實干，總會有出頭之日。

第一次班子會上，我見到了周志強局長。他四十出頭，梳著大背頭，說話慢條斯理卻滴水不漏。散會后他叫住我："張局長，我愛人聽說新來的副局長是部隊轉業的，非要請你來家吃飯。"我推辭不過，周末拎著兩瓶酒登門。

開門的是個系著圍裙的女人，圓臉小眼，兩條法令紋深深嵌在嘴角。我愣在原地，手里的酒差點掉地上——這不就是王秀蘭嗎？

她倒是落落大方："建軍啊，快請進，老周在書房呢。"屋里飄著紅燒肉的香味，電視機旁擺著他們女兒的藝術照，墻上掛著"家和萬事興"的十字繡。

飯桌上，周局長笑著給我倒酒："當年秀蘭還相過親呢，差點就成了軍嫂。"

王秀蘭夾了塊魚給我："建軍現在不是更好？曉梅老師教過我們閨女，可負責任了。"

我嘴里魚肉突然沒了滋味，想起當年嫌棄她長相時那股傲慢勁兒，臉上火辣辣的。

回家路上，街燈把影子拉得老長。我想起新兵連時孫班長的話："人這一輩子，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初我嫌棄的王秀蘭，如今住著三室兩廳，丈夫是我的頂頭上司；而我這個"轉業軍官"，轉業后反倒成了人家下屬。命運這東西，真像太行山里的霧，看著在前頭，伸手一抓又散了。

到家時，趙曉梅正在批改作業，臺燈把她的側臉鍍了層金邊。兒子志軍在里屋背英語單詞，聲音清亮得像山澗溪水。我突然明白，人生哪有什么"如果當初"，每個選擇都是必經之路。就像我們山里人常說的："哪塊云彩下雨，哪棵樹上結果，老天爺早安排好了。"

如今退休在家，偶爾和老戰友喝酒，還會說起這些往事。有人感嘆"造化弄人"，我卻覺得，命運就像打靶，你以為瞄的是十環，可能子彈偏到隔壁靶子上去了。但有什么關系呢？只要每一槍都認真瞄準，人生就不會脫靶。那些曾經的遺憾、得意、失落，現在想來，不過是歲月長河里的幾朵浪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