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不認同這一頭銜，他與“后殖民”的關系是成問題的。

原文 ：《薩義德是“后殖民批評家”嗎》

作者 |南京師范大學 李盛

圖片 |網絡

以《東方學》和《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出版為標志，薩義德被學界廣泛認定為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在主流薩義德研究的經典范式中，“后殖民”幾乎成了薩義德的代名詞。但薩義德不認同這一頭銜，他與“后殖民”的關系是成問題的，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后殖民批評家”仍有待厘清。

與“后殖民”的關系

作為一門成熟的學科或研究范式，“后殖民”并非像多數學者所想象的起源于薩義德的《東方學》。《東方學》沒有專門論述“后殖民”（postcolonial）與“后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等概念，僅在最后一章“東方學的現狀”中出現過一次“后殖民世界”（the postcolonial world）的修飾性用語。直到1995年，薩義德為再版《東方學》撰寫的《后記》中，他才開始較多討論這些概念。而在稍早前與戴維·巴薩米安的一次訪談中，當被問及對美國學界的看法時，他也提到了“后殖民主義”，但對包括這個詞在內的一眾“后”（posts）概念，薩義德的態度十分消極：

我所屬的左派正處于混亂狀態。出現了后馬克思主義現象。有后殖民主義。還有后現代主義。周圍有很多“后”。我認為其中大多數在智性層面都是不連貫的。它們與我們當下面臨的社會斗爭、復雜的政治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關系不大。我認為這是一種局勢的轉變，除了少數例外，現在美國左翼似乎選擇了一條容易的道路，他們很大程度上已變得學術化，不再試圖干預公共領域。

與此同時，在《巴勒斯坦問題》（1979）、《報道伊斯蘭》（1981）和《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這些似乎被公認為“后殖民研究”的作品中，“后殖民”及相關概念并不“在場”。可見，薩義德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才開始注意“后殖民研究”這門學科的興起，進而給予了有限且相對負面的討論。

除了薩義德自身著述的明證，也有學者意識到薩義德與“后殖民”成問題的關系。阿吉茲·艾哈邁德在其著作《在理論內部：階級、民族與文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敏銳地發現，“當代后殖民理論界權威學者羅伯特·揚1990年深具影響的著作《白色神話：書寫歷史和西方》一書，差不多用一半篇幅討論薩義德、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不過后殖民主義的字眼并沒有出現在索引中”。羅伯特·揚1994年《殖民渴望：理論、文化與種族中的雜糅性》中那句被廣泛征引的比擬，即薩義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組構了“殖民話語分析的圣三位一體”，也審慎地使用了“殖民話語”而非“后殖民話語”的表述。但相比于《白色神話》，《殖民渴望》的索引中多出了“后殖民文化批評”（postcolonial culture criticism）詞條，且全書多次提及“后殖民”和“后殖民主義”，兩者的轉變再次提醒我們不能想當然地把薩義德視作“后殖民研究”學科的創立者。

“后殖民‘理論’”與“后殖民理論”

《殖民渴望》一書開篇不久，羅伯特·揚的一段話讓關于“后殖民”的討論變得更復雜了，他說：“自薩特、法農和曼米以來，后殖民批評建構了兩個對立的群體，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自我和他者，且后一類群體（被殖民者、他者）必然只能通過一種錯誤再現被認識，這種摩尼教式的二元劃分有可能復制靜態的、本質主義的范疇，而它恰是后殖民批評立意消除的。”揚把后殖民批評的譜系進一步追溯至薩特、法農和曼米，但薩特等人沒有專門討論過“后殖民”和“后殖民主義，甚至這些字眼也未曾出現在他們的著作中。當薩義德都不能被認作“后殖民研究之父”，何況薩特這些更早先的學者。那么，為什么揚還把他們歸入后殖民批評譜系呢？這一“矛盾”其實源于“后殖民”內在意義的多維性以及我們對它的不同理解。

就作為一門學科的“后殖民研究”而言，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在1977年《新文學評論》的《后殖民文學》特輯中最早提出“后殖民”這個術語。1989年，他與格瑞斯·格里菲斯和海倫·蒂芬出版了《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正式對“后殖民”概念作了專門討論。其后他們編寫出版《后殖民研究讀本》（1995）和《后殖民研究關鍵詞》（2000），初步完成了“后殖民文學研究”的理論建構。如果總體而言薩義德、斯皮瓦克與巴巴對殖民主義展開的是一種話語分析，從“西方”的視點考掘“東方”被殖民話語發現和創造的過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則主要研究殖民地文學對宗主國“大寫的英國英語”（English）的挪用與反抗，試圖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呼喚更多“小寫的地方英語”（english）的涌現。在他們看來，這些后殖民文學作品絕不只是討論文本性問題的研究對象，更是殖民主義經驗真實、具體的結果，因此他們的后殖民文學研究超越了薩義德等人的后結構主義路徑，以反話語的、更加歷史化的姿態呈現了殖民地的作家以及每個普通人實實在在的去殖民化斗爭，從而保證了本土人群發聲的可能。而對于薩義德《東方學》一個嚴厲的批評在于，它似乎忽略了殖民地人群的聲音，這一批評也促使薩義德在日后的寫作中調整了策略。

正是著眼于殖民地本土文化的反抗，阿希克洛夫特等人認為“后殖民”并非“殖民之后”，而是與西方殖民運動相伴而生的，所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作為結果，‘后殖民理論’是用來描繪這個現象的，它在這個特定的名字出現之前就存在很久了。當被殖民者開始反省和表達由帝國語言與本土經驗競爭而有力的混合所帶來的緊張時，后殖民‘理論’就形成了。”

以美國文學為例，阿希克洛夫特等人進一步論證了“后殖民‘理論’”先于“后殖民理論”的事實，“最近美國批評家看到了重讀美國文學的可能性，即把美國文學作為一種持續顛覆和挪用過程而施以重讀，這一顛覆和挪用要早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當然包括后殖民主義），它可能成為美國后殖民性的中心”。作為“后殖民”術語的提出者和“后殖民研究”學科的重要創建者，阿希克洛夫特等人并未把目光局限于這門學科誕生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而是大大拓寬了“后殖民”涵括的范圍。如果從“‘后殖民’乃是作為對西方殖民運動的反抗”這一意義上來說，把薩義德、薩特、法農、曼米等人納入“后殖民”批評譜系似乎亦無不可。這里，關于“后殖民”的第二種理解出現了。

作為現世的世俗批評家反對后殖民研究

尼古拉斯·范德威爾在其近作《愛德華·薩義德與文學批評的權威》（2019）一書中，從另一種視角延續了阿希克洛夫特等人的看法。他認為把薩義德及其《東方學》視作后殖民批評的開創者和開創性文本體現了英語的霸權，因為這一看法忽略了非洲和加勒比地區講法語的知識分子。20世紀30年代，由艾梅·塞薩爾、列奧波爾德·桑果等人領導的“黑人身份”運動較早把確認非洲文化和政治特征與爭取非洲獨立的斗爭聯系起來，在很多方面預見了后殖民研究的理論關注點。薩特與法農等人的著作也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文主義面向，它們同樣可以被視作“后殖民”學科的先聲。更進一步，他反對把“后殖民研究之父”這一稱謂加到薩義德或任意一位批評家身上，因為這同時會對薩義德研究和后殖民研究造成巨大壓力。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父親”權威與薩義德抵制神性起源、強調世俗開端的世俗批評不相融合。于薩義德而言，踐行批評就是踐行批評，而不是當好某個學派的成員，批評必須張揚批判性思維，而不是墮落為某種封閉體系來抑制它。簡而言之，“薩義德作為現世的世俗批評家反對后殖民研究”。

所以，薩義德是后殖民批評家嗎？如果把“后殖民”視作成熟的學科和研究范式，那么薩義德不能被追溯為這一學科的創立者，但如果從反抗西方霸權與殖民話語的層面來看，薩義德當然是一位杰出的“后殖民批評家”，或至少是擁有開創之功的“后殖民批評”的偉大先驅。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9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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