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韙良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十年后，來到中國的。他第一站拜訪了香港和廣州，但主要是參加外事活動參觀，比如說他拜訪了英國領事和清朝十三行總負責人伍秉鑒的花園。他真正第一個扎根下來生活的城市是寧波。他扎根寧波生活的第一個門檻是語言。因為他一開始絲毫中文不會，而寧波人說寧波話，跟當時的官話和廣東話都完全不一樣。那他為了扎根當地鄉土傳教，只能從一點一滴開始學習寧波話。由于漢語的特點是即便讀音相同，音調發生變化，也會導致意思完全不同，所以許多在寧波生活的傳教士鬧了很多笑話，比如一個英國人想要吃楊梅，用寧波話讓他的仆人去買，結果他的仆人給他買回來一堆羊尾巴。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丁韙良決定建立一套用拉丁字母表達寧波話的音標系統。他以德語音標為基礎，加了一些變音符號，制定了寧波話音標，然后專門印制出版了一本書。當地文人一開始對此是冷嘲熱諷的，因為他們覺得寫拼音根本不算是學會寫中文。但是普通人是大受震撼的。在這里我要簡單科普一下中國古代的讀音教育。中國古代漢字最早是沒有自己的拼音系統的，注音要依賴“直音”和“反切”。所謂直音，就是讀音相同。比如你不認識啟蒙的蒙，但認識萌芽的萌，那么古書上在啟蒙的蒙旁邊就會有個注，“萌”音，意思就是發萌芽的萌這個音。所謂“反切”，就是用第一個字的聲母和第二個字的韻母連起來注音。當然古人最早沒有聲母韻母的概念，他們的理解就是連起來快念，就是這個音。比如“大佬”兩個字，連起來快念就是個“道”，所以你就可以給道字注一個“大佬切”，這樣不認識“道”字的人就可以知道它讀什么音。

你可以想象，你要學這種注音系統，前提也是你得認識相當多的漢字。比如你要是連“大佬”兩個字都不認識，那你也拼不出來“道”這個字。所以它還是很煩瑣。在拼音發明之前，古人學寫字，那要花好幾年時間懸梁刺股，認真學習才可以。正因為這個事情門檻這么高，所以就有大量的人從中漁利吃信息差。比如民國時候有很多底層打工仔和妓女不識字，他們要把辛苦賺到的錢寄回家，但是不會寫信，就只能花錢找一個人替他們寫信。如果這個寫信的人心腸比較黑，知道信的內容，把錢眛下來，他們就沒有任何辦法。所以這就是知識平權的重要性。而丁韙良發明了拼音，當地普通人驚異地發現，啊？幾天我就能讀書認字啦？你可以想象他們對這個傳教士的感激之情。所以丁韙良發現，只要你為老百姓真正做好事，沒有說不認你情的。有一次他們出門坐船被強盜劫了，強盜聽說他們是傳教士，都說他們是好人，把他們放了。你看，這就是善良和正義的力量。除了善良之外，丁韙良還觀察到，清朝的普通老百姓，其實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閉塞，他們的常識甚至比清朝上層還要高不少。他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他離開寧波，隨英法使團北上擔任翻譯，后來就留在北京做同文館的英文教師。有一次他跟北京西山一個正在種地的老農民聊天，老農民問他：“你們洋人為什么不滅掉清國呢？”丁韙良很驚訝：“你覺得我們能滅得掉嗎？”“當然啦?！崩限r民一邊說一邊指著山下的一根電線：“誰發明了這個東西，誰就能推翻清國。”所以丁韙良說，你看這位老農民，腦子就沒有被古代的典籍搞糊涂。這樣的人很多，可惜他們處在社會的底層，是被士大夫踩在腳下的。

但踩在腳下，也不意味著不反抗。丁韙良游歷時發現，本來他以為清朝是個專制君主政府，但其實普通人的生活秩序，受到官方打擾的程度還比西方少得多。為什么呢？他發現是因為清朝版圖太大，地方衙門太小，而清朝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又很困難。許多地方衙門存在的唯一職能其實是收稅，公共事務像什么架橋修路、興辦義學，往往是民間鄉紳承擔的。而這個收稅呢，又沒辦法監督。一方面是地方官員會動用包括軍隊在內的暴力機關強征稅收，另一方面中央朝廷也沒辦法監督地方官員的廉潔性，所以有大量稅收被地方官員集團瓜分了。而民眾向來擁有優良的反抗傳統，完全不慣著。丁韙良自己耳聞目睹過好幾起民間暴動，就是反對地方衙門暴力催稅的。而且這些民間反抗很真誠地反貪官不反皇帝，他們認為給國家交稅是天經地義的，問題在于有人中飽私囊。所以他們暴動的時候會一邊保護國庫不受侵犯，另一邊抄地方官員和大戶的家，瓜分私產。而等到清朝廷中央派軍隊平叛的時候，老百姓也很默契。領頭造反的人會站出來承擔責任，受死刑處罰，而當地宗族則會照看好他的家人，給他們立祠堂祭拜。所以丁韙良觀察到的，是一個復雜的動態平衡機制，并不是很多西方人想象出來的政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