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韙良最初打交道的精英，還是些地方官員和知識分子。他覺得跟這些人交流哲學和信仰，其實可以看到他們很真誠的一面。有不少寧波本土精英信佛或者信道，但他們也尊重天主教會，還常常跟丁韙良友好辯論，辯輸了也能慢慢接受西方的哲學和自然科學。然而他后來在二次鴉片戰爭后擔任翻譯時，他發現，很多高級官僚有問題。比如最早跟他們談判的高級官僚叫譚廷襄，這個人是當時的直隸總督。美國大使交給他一封由美國總統致清朝皇帝的親筆信，要求譚廷襄提供保證，說這封信一定能讓皇帝看到并且妥善答復，否則就不遞交了。這在現代國家外交中是非常平常的對等操作，但在當時的大清不行，因為下面的官員必須審查每一封信，確保番邦蠻夷的書信沒有冒犯皇帝。譚廷襄表面上答應了，但實際根本沒送，被美國大使戳穿了。丁韙良對這些總結說：“在清朝中國的這些高官群體里面，誠實跟名譽無關，巧妙的謊言被認為是做官必備的條件之一。皇帝對臣子們這樣一點也沒有好感，這并不奇怪，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受其害。”

除了隨處可見的撒謊以外，清朝官員對現代科學和技術也表現出愚昧和傲慢。我們前面講過，丁韙良在北京西山遇到的農民，認為能發明電線的人就能推翻大清。然而丁韙良其實剛到北京同文館做教師時，就給清朝官員介紹過電氣的基本知識。他自己在費城學過電報，自費買了兩套電報機，帶到北京總理衙門給官員看。這些人對電報機沒有任何理解或興趣，其中一位還是翰林，他輕蔑地說：“中國雖然四千年以來并未有過電報，但卻仍是泱泱大國。”但當丁韙良給他們介紹電磁學原理時，用了一些玩具，他們反倒顯得興致盎然，花很多時間去釣磁鐵魚，或者追逐磁鐵鵝，并被這些玩具逗得哈哈大笑。丁韙良沒放棄，找了總理衙門的老大臣來參觀電報，結果他們這次把電報當玩具，他們時而把銅線纏到自己身上，時而看到報錘滴滴答答響起來時狂笑不已。只有少數幾個人，比如戶部尚書董恂和大學士文祥認為電報很重要。對大部分清朝官員，丁韙良評價說：“在文學方面他們是成人，而在科學方面，他們卻仍然是孩子。”

除了對自然科學缺乏探索之外，在人文精神方面，丁韙良也有一個觀點，他認為傳統士大夫統治民眾的方式，無法形成一種真正的民族主義。這乍聽起來有點奇怪，仔細一想卻不無道理。丁韙良說，他親眼看見過英軍和大清軍隊的交火，而在戰爭間隙，許多中國人主動湊上來，問英軍有沒有什么活給他們干，比如做搬運工、清潔工或者供應軍需什么的。丁韙良一開始很奇怪，慢慢他才明白，為了對民眾實施有效統治，士大夫不斷給民眾灌輸忠君和忠于朝廷的思想，卻并不啟蒙他們形成理性的利益觀念。這樣老百姓會在洋人到來之時自發排外，但這種排外只是情緒和口號上的，與他們的利益其實并不相關。就像波旁王朝時的法國人，“無論誰統治他都高興，用吃和睡來忘掉愁苦”。

但是，當真牽涉到實際利益時，士大夫的灌輸又是沒有任何用的。老百姓會在親身實踐中感受到，英國軍隊肯付錢，又不賴賬，而大清官兵卻有可能霸凌他們，所以他們更愿意給英國軍隊打工。丁韙良認為，這一切都源于過去中國的士大夫并不愿意真正啟蒙民眾。他用這種方式來解釋傳教士在清朝遇到的障礙和污名化。他說，我們傳教士來到清朝，只要做的是為當地民眾好的事情，最后都會得到理解和認可。但是清朝的官員在宣揚和激化百姓排外的過程中，可以收獲政治利益。因為這樣他們可以向清朝皇權表忠心，以示我沒有忘本，不站在洋人那一邊。但是丁韙良發現很多西方人不了解這一點，以為是宗教戰爭，或者用20世紀的術語說是文明沖突，其實完全不是這回事。主要問題是清朝統治階層的排外，除非他們本身被迫必須接納外來事物，翻譯成白話就是被打疼了，否則他們斷不肯實施真正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