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這次罵戰，我將不會知道鄔霞老師。

一些自媒體人，講到余鄔兩位的罵戰，會解讀為余秀華與“草根作家”或“女工詩人”鄔霞的罵戰。我討厭這樣的帽子，這是不公平的。如同但凡提到余秀華，必提到她的殘疾人身份一樣，多此一舉。

分析鄔霞老師有些不是很忍心，但我還是實話實說。雖然現在文壇確實不咋地，但是作家還是有水準線的。余秀華能夠從國內那么多詩人脫穎而出，并不是因為她的殘疾，而是因為她的才情太好了。鄔霞老師目前的筆力與余秀華相比，還是弱了不少。

衡量一個作家的筆力，有兩個標準：

寫同一個題材，你讓deepseek寫一個，你寫一個，如果你寫出來的跟deepseek的差不多，甚至還不如deepseek，那么很遺憾，你不適合寫作，至少做不到以寫作謀生的程度。

接下來，你要對比好一些的文學期刊上文章和你的文章，如果差距很明顯，那么當作家就不用想了。自娛自樂，自傷自憐可以。用余華的話，如果你想在文學雜志發表，最少還是要寫的比已發表的那些好一些，你才有機會。

根據真實故事計劃《一位單身媽媽所經歷的女性貧困》一文，鄔霞14歲初中輟學，19歲開始在打工文學刊物上發表短文，2015年，成為工人詩歌電影《我的詩篇》中出現的唯一一位女詩人，走上上海國際電影節紅毯，后來又登上央視，這是她人生的高光時刻。

后來鄔霞為什么沒有被文學圈所承認，自然還是因為才情不夠，專業能力不夠，“女工詩人”的帽子可用于一時，也許會引起媒體的報道和出版社的注意，但要想長期發展，真正地破圈，比的還是個人能力。

以下是兩位互罵的截圖，但是到底是因為什么而罵起來的，這個還不知道，因為是鄔霞提供的內容。沒有前因后果。余秀華上來就在別人的文章下面留言，說我有多好，你不好，“該死”，總感覺太唐突，太愣。也不排除余秀華那天是喝多了。

令人略感不快的是，撇開人身攻擊的因素，鄔霞的心胸還是小了，她對余秀華說：

“你到深圳打聽打聽，我有沒有亂七八糟的事？我從來都不去拍馬屁，不去搞關系，我會走那條路？我永遠出不了名也不會那樣干。我不像你寫詩那么野，什么都寫得出來。”

但是余秀華也沒拍馬屁啊，她自己也不受到文壇的待見，余秀華寫詩寫的“野”，恰恰是鄔霞做不到的地方。況且，難道從內心深處，鄔霞不想甩掉“女工詩人”的帽子嗎，她不想得到文學圈的認可，不想擺脫現在窮困的處境嗎？她不知道，“寫的野”是她和余秀華之間的天塹，是能力層面的，不是道德層面的，。

這涉及到一種很不“文學”的人性。鄔霞把這事告訴了她那位很有“正義感”，喜歡打抱不平的朋友，去平臺把余秀華投訴了，導致余秀華的評論記錄被平臺屏蔽。這樣的做法豈不是十分狹隘嗎。在二位的罵戰中，鄔霞的語言也有一些辱罵攻擊的東西。但是給外界來看，卻是余秀華單方面的挑釁、攻擊。

鄔霞這樣的人在國內還有很多，他們眼中的文學是沉重的，想要逆天改命的，卻始終感受不到文學的輕盈和自由。他們離文學還十分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