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最早指的是手工業者，他們在古代被稱為“百工”,是社會成員之一。現在,最通俗的解釋就是指有工藝專長的人。

據有關專家考證,“匠”是個會意詞,其外框口朝右,是可以用來盛放木工用具的一口箱子,其中“斤”是個象形字，從其甲骨文的字形來看,上面是橫刃，下面為曲柄,像“斧”形,本意是木工所用的斧類工具。由此可知,“匠”在上古時代是特制木工。但隨著時代發展以及字詞的演變,“匠”逐漸運用到所有行業中具有技術類的工種之上,即具有一定技術活的人均可冠以“匠”的稱呼,技術一般的稱為“手藝人”,唯有達到一定程度或具備技藝專長者方可稱為“匠”,“匠”不僅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而且受到大眾的尊重。

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原始社會末期,人類出現了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手工業從農業分離出來,而“匠”同樣從中分離出來,成為依靠一定技術謀生的工匠。相傳，舜“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音語)”,記錄了舜早年在河濱制陶時,追求精工細作,并以此帶動周圍人們制作陶器,也杜絕粗制濫造的事跡。自舜帝時期開始,再到夏朝的馬車創造者奚仲,商朝的建筑工程師傅說,春秋時期的木匠公孫班,三國時期的機械師馬均,工匠開始大量出現在史書之中,其演變歷史也隨著我國古代政治、文化、商業、科技等領域的發展而不斷推進。

法庫,至少在新石器時期便出現了工匠。從新石器時期至今,法庫工匠的發展歷史大體上可分為青銅器時期、遼金時期、蒙元時期、明清和民國時期、社會主義新時期等6個階段，有了至少4000多年的發展歷史。

據考古發現和相關資料記載,法庫在一萬多年前便有人類居住。在四千多年前的新時器時代末期，便已經產生了各類工匠。法庫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有10多處,主要分布在慈恩寺、丁家房、馮貝堡、葉茂臺、秀水河子、吉祥街道、龍山街道等地,采集到大量的石刀、石斧、石鏃等細石器、打磨制石器,還有豆、缽、罐、鬲(音立)等陶器,精確地表明遠在四千到一萬多年前,先民就在這里棲息、勞動,過著以狩獵和采集為主、原始農業為輔的群居生活,住在半地下、半地上的房子里,用刮削器刮削獸皮,用骨針縫制衣裳,用石磨盤、石磨棒碾研谷物,用火取暖和燒烤食物,用壓印的方法在陶器上繪出紋飾,顯示出了當時人們的智慧和藝術水平,呈現出法庫地區的古老文明。

在青銅器(商周)時期,法庫地區是中國北方民族發人的居住地,其中位于丁家房鎮彎柳街村的古城遺址最具代表性。彎柳古城距今已有3400年左右,遺跡遺物種類較多,除了灰坑和房址居住面以外,石器以磨制為主,有石斧、石刀、石錛、石鏟、石磨盤、石磨棒、石紡輪等,細石器有燧石和瑪瑙制品,有刮削器和石鏃等;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均為手制,有的經過磨光,有的運用壓印刺點紋和附加堆紋進行裝飾,非常優美,器型主要有鬲、鼎、甑、甕、罐、盆、缽、碗、壺、杯、勺及紡輪等,其中陶鼎、陶鬲、陶缽、陶豆、陶壺等器型較大屬祭祀用的禮器;青銅器有刀、戚、銅鏡、環首、鈴首、鹿首等;還有經過大燒的刻畫獸骨等。尤其是青銅鉞、青銅器、鹿首刀,是王權的象征,說明這座古城應是中國北方民族發人的都城,已經有了較明確的社會分工,已經有了很多種類、數量眾多的工匠。

春秋戰國時期,法庫為東胡族轄地,彎柳古城又成了東胡人的都城。東胡人雖為草原游牧民族,但他們在養馬、兵器裝備制造、服裝設計方面都涌現出很多優秀的工匠,據說馬鞍就是由東胡族的工匠發明的。為了騎馬作戰,其服飾為前后開氣的長袍,外束腰帶，腳穿軟靴。作戰時背挎彎弓,手執長矛,靈活而迅猛,是我國騎兵的首創，比中原諸侯的戰車先進了許多。于是,今河北山西一帶的趙國諸侯趙武靈王決心學習東胡人的長處,教育趙國軍民穿胡服、學騎射,使國力得到很大增強,趙國也因此成為了戰國時期諸侯國中的強國,這就是著名的“胡服騎射”歷史故事。

在遼代,法庫地區為契丹蕭氏后族的聚居地,涌現出蕭排押、蕭恒德、蕭袍魯、蕭義等很多王侯將相,這些王公貴族利用從戰爭中所俘獲和分得的人口(奴隸)建立州城、村莊。根據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記載,法庫的遼代古城遺址和村落建筑遺址共有 35 處之多,遍及法庫全境。有技藝的匠人則被安置在城廓內從事各種手工業勞動,從事農耕的人大部分被安置在適宜農耕的地區。這時,工匠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分工,種類也遍布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之中,如木匠、石匠、鐵匠、金銀匠、皮匠、窯匠、花匠、廚匠、鼓樂匠、成衣匠、印染匠、畫匠、燒酒匠、薩滿巫師等,還有從事農業、養殖業的很多藝人,如種田藝人、捕獵藝人、農產品加工藝人、乳品加工藝人、編織藝人、養馬馴馬藝人等。由于多民族文化工藝的融合,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當時的法庫出現了城郭相望、市井相連、道路相通，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快速發展的繁榮局面。

到了清代,由于科爾沁蒙古部落與清廷統治者的政治聯姻,不斷有公主、格格下嫁,而伴隨公主下嫁的差人、陪嫁戶不愿北上遠行,便落戶于法庫,給法庫地區帶來了人才和先進技藝。尤其是固倫端敏公主下嫁第三代達爾罕王班第、和碩端柔公主下嫁第七任博王齊默特多爾濟時,都帶來了陪嫁戶“七十二行”差人,大部分落戶在法庫一帶。這些從京城來的匠人在法庫落戶后重操舊業,開辦起了各種店鋪、商鋪、錢莊、油坊、粉坊、染坊、紙坊、燒鍋等作坊,不僅培養了很多工匠,帶動了法庫各行各業的繁榮發展,也吸引了許多外地客戶、商家光顧法庫，改善了法庫的生產經營結構,繁榮了法庫經濟,并涌現出任慶泰、劉永謙等名人,創造了一些知名品牌。如著名的桃山白酒,就是由固倫端敏公主乳娘的家人創辦的小燒鍋而不斷發展起來的;過去,法庫的木匠師傅很多,而且大多為祖傳,大木作、小木作，亭臺樓閣、雕刻、彩繪均屬上乘,因為這些木匠師傅基本都是修建科爾沁蒙古王公陵寢時由內地選派過來的,而后便留在了當地。

民國時期,法庫的各行各業基本維持清末時期的狀況。據《奉天全省現勢》《奉天省統計年報》《法庫縣志》等文獻資料記載,民國初期法庫廳的工匠主要分布在燒酒店、糧棧、客棧、糧米店、布店、藥店、皮店、當鋪、炮鋪、茶鋪、書鋪、器鋪、紙坊、瓷器、染坊、豆油房、貨棧、船店、雜貨、菸麻店、花店、氈毯鋪、木鋪、靴鞋鋪、房、面粉鋪等773家店鋪中,民國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偽康德三年)法庫的工匠主要分布在油坊、燒鍋、制粉業、紡織業、染坊、車輛制造業、醬油釀造業、制藥業、電燈廠、貴重金屬加工廠、印刷廠、磚瓦廠、幌鋪、造紙業、成衣局、其它各業等251家企業、作坊中，民國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偽康德九年)法庫的工匠主要分布在糧業、豆制品、肉鋪、醬油業、茶莊、陶瓷業、皮革業、糕點業、一般食品雜貨、紙煙業、草墊業、鞋鋪、雜貨鋪、家具業、煤炭、書店、藥鋪、化妝品、鐘表店、鐵制品、麻繩鋪、其它雜貨鋪共269家企業、店鋪中，維持法庫工業、商業的運營和發展。如果各店鋪按平均5人計算，那么每個時期的匠人最低達到1000人以上，再加上文化、工藝美術等其它行業的手藝人和農村的各類匠人,這一時期全縣的匠人大約保持在1500--2000人左右。

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不斷完善,分布在縣城內的工匠及工商業勞動者成為了地方國營或集體企業的職工,分布在農村的工匠和有一定專長的農民則成為了人民公社社員。工業方面,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發電廠、米油加工廠和大河燒鍋(桃山酒廠)改為地方國營外,創辦了家具建材廠、印刷廠、鐵木廠、造紙廠、麻繩廠、食品廠、新生油坊、新生木廠等地方國營工業27家，職工達到600多人。1958年“大躍進”時期,國營廠礦達到40家,有職工4300多人。“文革”時期，有國營廠礦20家，職工3600多人。到1985年，有國營企業19家，職工5600 多人。集體企業1956年有鐵、木業、膠車修理、自行車修理、編織、麻繩、薄鐵、鐘表、刻字、縫紉、制鞋、制帽、皮革、油漆等手工業社(組)38個,社員1500多人。之后,這些手工業社逐漸由社過渡為廠,到1985年全縣有服裝、鞋帽、木器、輪胎、塑料、鐘表修配、陶瓷、工藝制鏡、合金、金屬制品、精密鑄件、鐵制農具、紅旗農具、消防汽車修造、熔斷器、化工、罐頭、水泥制品、汽車修配、綜合、貨運隊印刷廠等集體工廠21家,職工2700多人。在農村,從1952年實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到1956年,鐵匠爐、皮鋪、木匠鋪、成衣鋪等行業的匠人也成立了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共有鐵匠爐35個,鐵匠143人;木匠鋪 13 個,木匠173人;成衣鋪10個，裁縫35人;皮鋪 13 個,皮匠28人。后來,這些鋪子逐漸并入各鄉鎮企業。到1985年,全縣鄉鎮企業達到103個,從業人員達到4200多人，加上村辦企業和個體業者已達到1萬多人。在這一時期,農村還有一些匠人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根據農村生產生活的需要做一些季節性或業余的手藝活,如木匠、石匠、泥瓦匠、豆腐匠、廚匠、裁縫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形成,縣有國營、集體企業相繼破產,職工下崗,新的經濟體迅猛發展,原有的一統化格局被打破,出現了經濟結構、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等的多樣化和復雜性的新主體。到2018年，全縣農業加工、工業、“三產”、交通運輸、通信、科技、金融、文化藝術等行業職工達到66000 多人。因此,當代工匠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工匠有了本質的區別，當代工匠應是指各行業有職業證書的和一線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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