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長河中，陶器是最早出現、最為常見的人造器物。在泥與火的藝術中，陶器一路承載著人類的生活記憶，不僅是古人日常生活的見證，更是通過現代科學技術探索中國早期國家形成的重要物質載體。在中原大地的二里頭遺址，我們不僅能看到宮殿大道、青銅鑄范，更能從一件件不起眼的陶片中，讀出關于技術、權力與文化互動的深層信息。數以萬計的陶器殘片在科技考古手段的介入下，逐漸呈現出中華文明曙光時刻的復雜景象。

工藝與組織

陶器因其制作方式的可視性與功能屬性，成為觀察早期國家制度運行機制的重要切入點。二里頭遺址的陶器制作體現出高度的技術多樣性與逐步強化的制度化趨勢。原料上，普通陶器普遍采用中原地區常見的黏土，白陶、印紋硬陶及原始瓷采用了能夠承受更高燒成溫度的瓷石；工藝上，二里頭陶器廣泛采用泥條盤筑、模制與拍打（滾壓）、快輪拉坯等方法，因器類和用途而有差異；燒成溫度上，普通陶器在800℃—900℃，白陶為900℃—1000℃，原始瓷可達到1100℃。二里頭遺址出土陶器在原料來源、制作工藝等方面存在的顯著差異，揭示出陶器生產背后復雜的社會組織結構。

陶禮器與日用陶器在胎土組成、燒成溫度及器表處理上存在系統差異，說明二者可能分別由不同工匠體系甚至不同社會群體制作。已有研究基于電感耦合等離子體原子發射光譜、X射線熒光光譜等技術對二里頭出土陶器進行成分分析，指出陶禮器與日用陶器在微量元素組成上有明顯分異，出土單位之間成分聚類清晰，反映出陶器生產可能依托于各自具有固定原料與配方的作坊系統。制作工藝方面，日用陶器工藝多樣，可能由多個家庭單位分別制作，反映出“分散化”特征。陶禮器如爵、盉等器類則具有較統一的工藝標準與規格，推測其由特定的專業匠人團隊或作坊集團“集中”承擔生產，甚至處于貴族或王權的控制之下。這種“分散與集中”并存的格局，可能反映了早期國家禮制與日常生活需求之間的手工業分工機制。同時，研究人員也注意到，在二里頭三期以后，日用陶器生產從選料到工藝都顯示出趨于統一的傾向，提示日用陶器生產體系可能在晚期發生了變化，由分散逐漸轉為集中。

值得注意的是，二里頭遺址最新考古成果進一步揭示了二里頭中心區的多網格結構，多條道路與墻垣劃分出規整方形區塊，反映出城內功能分區清晰、等級秩序分明，這種布局是早期王朝制度的重要體現。在遺址中心區發現了具有區劃特征的制陶作坊遺跡，為研究夏商周時期都城手工業空間布局和組織模式提供了關鍵的實物證據。結合二里頭銅器產業鏈的研究成果，如銅、鉛、錫料分別來源于不同產地卻在都城集中加工，說明當時的手工業已具備較高水平的資源調配能力和組織分工邏輯。陶器生產作為手工業重要組成部分，其材料、器類、工藝的系統分化，應當被理解為這種“高度組織化”背景下的物質表現形式。

可以說，二里頭陶器的生產體系并非單一模式，而是在材料選用、技術手段與生產組織層面形成了用途導向的差異化策略。其中陶禮器體系的標準化、集中化特征，可能反映出王權或貴族對物質生產的制度性調控。

身份與權力

二里頭文化的陶器不僅體現出技術路徑與功能用途之間的對應關系，其原料的選擇與器物的類型組合，更深刻體現了社會身份與權力等級。

考古資料顯示二里頭遺址宮城區出土陶器在原料精度、制作水準和標準化上普遍高于貴族區與一般居住區，且宮城內部出土陶器以宴饗類禮器為主，說明二里頭遺址陶器器類分布與社會等級之間具有明確關聯性。

通過對墓葬出土陶器的系統分析，研究人員觀察到二里頭文化晚期器類組合在性別、等級與區域使用中的顯著差異，提示陶器作為制度化物資的功能正在顯現。墓葬材料顯示，二里頭三期至四期的男性墓葬普遍隨葬爵、盉或鼎等禮儀性器物，而女性墓中則更常見豆、盆、罐等日用器物。這類組合差異不僅體現出社會角色的功能區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別與等級兩重身份結構。

此外，成分檢測結果表明，二里頭遺址出土印紋硬陶與原始瓷原料組成存在兩個類型，可能存在多個來源，白陶產地也存在包括如煤山遺址等周邊遺址在內的多個來源，反映了來自周邊不同地區的資源向二里頭社會上層匯集的現象，顯示出二里頭遺址的都城地位及對地方的輻射。禮制器物的技術標準和形制統一，說明制度化的工藝規范已由都城輸出。再結合最新考古成果，二里頭都城功能分區與作坊分布的空間格局日漸清晰，可以合理推斷部分禮器類陶器的制作與流通，可能已嵌入早期權力結構之中，服務于貴族祭祀、王室宴饗等政治儀式的需求。

因此，陶器在二里頭文化中不僅是物質文化的表現形式，更可能是一種社會秩序與制度控制的媒介。器型、原料與組合不僅服務于實用需求，也在葬俗、禮儀與空間組織中承擔著身份與權力的符號功能，共同構成了早期王朝制度下的物質編碼體系，為我們理解中華早期文明的政治社會結構提供了關鍵證據。

擴散與互動

二里頭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并未封閉于中原核心區，王朝影響范圍空前廣泛，中原的引領地位逐步形成。尤其進入三期與四期，陶器的制度化與標準化趨勢逐漸顯現，這不僅推動了物質文化的深度整合，也使陶器本身成為核心禮制向北方與周邊地區擴散與區域互動的重要物質載體。

統計分析顯示，晉西南、豫北地區在二里頭第三至第四期，陶器譜系組合均呈現向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中原趨同的趨勢。第三期時豫北地區如孟莊、府城等遺址中二里頭類型占比顯著上升，但至第四期又出現多系并存、二里頭類型占比降低，體現出二里頭核心區向北的地域間復雜交流；晉西南地區則由多譜系向以二里頭類型為主的單譜系演進，并伴隨形制的標準化傾向，反映了以二里頭遺址為核心的早期國家向周邊的擴張與標準化趨同進程。

在北方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亦發現大量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陶器，尤其是二里頭文化的禮器鬶、爵、盉等。這些陶器形制、紋飾與二里頭文化同源，是二里頭—夏家店文化互動網絡中物質文化交流的直觀體現，也提示夏家店下層文化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此外，在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長江流域的四川和浙江地區都曾出土過二里頭文化典型禮器，表明來自中原的禮器作為權力的象征物被廣泛接受。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陶器風格的擴散并非簡單復制，而是帶有明顯的地方適應與重組痕跡。如在山西、豫北等區域，中原風格陶器核心元素被重新組合于本地傳統陶器之中，形成了跨區域的“共生樣式”，表明文化傳播是一個多系互動、技術再造與地方化融合的雙向過程。因此，二里頭文化晚期的陶器傳播不應簡單被理解為器類擴散，更應視為制度機制（禮制體系）、工藝體系（標準化生產）甚至政治格局（區域互動網絡）共同推動的結果。其在功能與器類上的分化與整合，為中原早期國家制度的向外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也為后續商文化在更大范圍的區域統合奠定了雛形。

在四千年前的中原大地上，陶器是社會秩序與權力結構最可視、最具體的表現之一，二里頭陶器的發現與研究，為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機制提供了物質依據。陶器制度的整合趨勢在二里頭時期已初現端倪，從器類組合到功能劃分，從高等級陶器的分布區域到生產流程的制度控制，二里頭文化中所體現的“陶禮”系統，在二里崗文化中得到了延續與發展。這種制度傳承的物質基礎表明，陶器不僅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曙光，也深度參與了國家制度的連續演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徐鑫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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