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 劉文清青銅器上的鳳鳥紋上承史前陶器、玉器紋飾，生發于商代中期，在商代晚期與西周早、中期尤其盛行，直至春秋戰國仍有沿用，是整個中國古代工藝美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承擔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什么是“鳳鳥紋”？學界尚有爭議，大體可以分成兩種，一是將鳳、鳥進行區分，二是將二者合并看待。容庚先生“以鳥紋之文采燦爛者為鳳紋”，將鳳紋歸為一種特殊的鳥紋；馬承源先生則以是否有一條“逶迤的長冠”為區分鳳紋和鳥紋的依據；陳夢家先生、朱鳳瀚先生則將鳥紋細化分類，并未刻意將鳳紋作為單獨一類。實際上，青銅器上所謂“鳳紋”呈現明顯的鳥形象，同時存在有無冠、長短尾之分。鳳紋、鳥紋二者界線難以明確，因此以“鳳鳥紋”概括稱之更為合適。

除了呈現明顯雞、鳥形象的典型鳳鳥紋外，鸮（貓頭鷹）、鶴、雁等屬于鳥綱的動物形象在青銅器上也時有呈現。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一對青銅鸮尊，整體以貓頭鷹為原型，呈傲然挺立之態。又如故宮博物院館藏的春秋蓮鶴紋方壺，其頂部立有一鶴，展翅欲飛。本文著重介紹典型的鳳鳥紋。

“婦好”青銅鸮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蓮鶴方壺 故宮博物院藏

玄鳥生商：商代青銅器鳳鳥紋

《詩經·商頌·玄鳥》中記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一般認為，商代青銅器上鳳鳥紋的產生根源于商人對“玄鳥”的崇拜。關于“玄鳥”的定義以及現實來源，學術界一直存在較大的分歧。《呂氏春秋·季夏季·音律》中記載：“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將簡狄生契中的“玄鳥”直指為燕。古人如王逸、杜預、鄭玄等對于文獻中出現的“玄鳥”一詞也都曾作注：“玄鳥，燕也。”目前許多學者仍認同此處“玄”代表黑色，“玄鳥”即為黑色的燕，或以燕為原型演化而來。“玄鳥”也被解釋為太陽鳥、雄雞、烏鴉、大鵬等多種形象。

近年以來，隨著殷墟出土材料的更新以及圖像學研究的進一步普及，認為“玄鳥”是鴟鸮（即貓頭鷹）的觀點愈發受到關注。總體而言，目前的研究者對于“玄鳥”現實來源的理解，大體呈現傳統的“燕說”與新興的“鴟鸮說”的分野。而商人的“玄鳥崇拜”，實際上或許是一種“泛鳥類崇拜”，并不局限于單調的燕或者鴟鸮。體現于青銅器紋飾，便是華麗而繁雜的各類鳳鳥紋。

父乙觥 上海博物館藏

父乙觥腹部鳳鳥紋 圖源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文飾》

上海博物館館藏的父乙觥，腹部有一碩大長冠直尾鳳鳥，以傲視之態占據青銅器主體部分。其較大的身體和粗壯的尾部給予制作者充分的裝飾空間，以陰刻線將鳥身各部填滿裝飾紋，給人以雍容華貴的觀感。大鳥的背部輔有一只小型鳳鳥，更加襯托出主體紋飾的威儀。

父丁卣腹部鳳鳥紋 圖源《商周青銅器文飾》

而上海博物館藏父丁卣上的花冠鳳鳥正襟危坐，裝飾的三條尾羽與三瓣形的羽冠相呼應，既將有限的空間充分利用，又成功塑造了端莊威嚴的體態。它采用“三層花”（立體紋、地紋、和裝飾紋三位一體）式的裝飾手法，以云雷紋為地，鳳鳥冠部和尾部皆以細陰線裝飾。其垂下的尾部下方同樣有一小型鳳鳥來襯托作為主體的大型鳳鳥。

這種盛行于商代晚期，在有限的空間內進行異常華麗、夸張繁瑣裝飾的手法，與17世紀意大利的巴洛克藝術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且二者都與信仰密切相關。殷人事鬼敬神，遵奉以帝為代表的天神，以社、河、岳為主的自然神，以及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為代表的祖先神。張光直先生在《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認為青銅器上的鳥與鳳皆可作為媒介溝通天地。

除了器身的浮雕鳳鳥，商代青銅器上還有圓雕的鳳鳥形象。這類立體的圓雕鳳鳥多形體較小，且集中出現于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風格自成一派，體現出中心地區的商文化與地方文化的和諧交融。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圓鼎耳部鳳鳥 圖源江西省博物館等：《新干商代大墓》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圓鼎上的鳳鳥，有著明顯不同于中心地區鳳鳥紋的風格特征。然而其翅翼部以云雷紋為飾，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心地區青銅器裝飾方式影響的表現。有學者認為，出現于青銅器上的圓雕鳳鳥或許代表這一地區居民所共同認同的祖先“雀”，并非代表中心地區所崇拜的“玄鳥”。

三星堆青銅鳥

三星堆青銅鳥

鳳鳥形象是三星堆青銅器中的常見元素之一，這與中心地區鳳鳥紋在青銅器紋飾中占比相對較小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三星堆人熱衷于鳳鳥，或許同樣與祖先神的崇拜有關。有學者認為三星堆的鳳鳥，是“鳧”部族的始祖神標志，是一種虛幻的神鳥。三星堆青銅鳳鳥更多地作為一種凝聚地方信仰的標志存在，而中心地區青銅器上的鳳鳥紋整合了各類信仰。

鳳鳴岐山：西周青銅器鳳鳥紋

西周時期，對于青銅器鳳鳥紋形象的塑造呈現去繁瑣化的趨勢。制作者們在青銅器紋飾的創作上不再過分追求繁瑣細密和威嚴肅穆，而是開始注重紋飾整體的美感與協調性。這種轉變使得鳳鳥紋在這一時期展現出更加獨特的藝術魅力，同時也融入了更多的生活氣息。

霸伯山簋蓋頂鳳鳥紋 圖源謝堯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掘》

2009年山西翼城大河口出土的西周中期霸伯山簋，其鳳鳥紋的藝術風格已與商代有著明顯區別：鳥體上的紋飾大幅簡化，翅翼等不必要的特征不予表現；整體形態以曲線為主，更加富有靈動感；分冠、分尾，并以相對簡潔的曲線著重表現冠部和尾部，布局勻稱，商代鳳鳥紋強烈的視覺沖擊轉化為流暢的美感體驗。

《禮記·樂記》中記載：“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 周人崇尚簡樸的禮樂，并通過這一簡樸的禮樂制度維護統治秩序。周人這種文化特征對于其審美產生影響，器物紋飾不必過于華麗，在保持器物實用性的基礎上增添了生活氣息，造就相對簡化而富有裝飾性的鳳鳥紋飾。

鳳紋簋腹部鳳鳥紋 圖源《商周青銅器文飾》上海博物館藏

西周時期，對于鳳鳥形象的表現方式也展現出了顯著的多樣性。上海博物館藏西周早期鳳紋簋上的鳳鳥擁有鋸齒狀的冠和尾，且身體部分被較長的尾部擠占至幾乎不存，鋸齒狀的羽毛充斥整個畫面。

山西翼城大河口出土提梁卣下腹鳳鳥

紋 圖源《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掘》

2009年山西翼城大河口出土的西周中期提梁卣上的鳳鳥，眼睛正下方擁有一根上翹的長須，并且下垂的尾羽分散，如伸展的谷紋般傾瀉而下。周人代商后因維護統治需要而對于商代的成法進行解構，禮樂宗法觀念的形成以及青銅器神話、宗教色彩的淡化，給予了周人對于鳳鳥形象進行再創作的空間，這直接推進了周代鳳鳥紋形象多元化的進程，實際上是思想的相對解放。

由此自然引出一個問題：為何周人取代商人，卻仍舊使用商人所崇拜的鳳鳥紋呢？實際上，周人本身與鳳鳥也有著特殊的淵源。《國語·周語上》記載：“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韋昭作注：“鸑鷟，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罔（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周人認為自己的始祖為鳳鳥，其原因或許是天命觀念的體現，或許是周人認為其與商本同宗，又或許“鳳鳴岐山”的神話本身就是為削弱商代神話的影響而構建，以此為基礎在青銅器上延續和發展鳳鳥紋，以達到削弱獸面紋及其所代表的商代神權觀念的影響。

周人為表現與商的差異性，則突破商代鳳鳥紋的“范式”，在有限的題材中盡可能進行發揮與再創作，賦予其生活氣息，這也是削弱商代神話觀念影響的另一種嘗試。于是，簡化的、多元的鳳鳥紋在西周青銅器上肆意生長，與器型的演變相結合，造就西周青銅器獨特的精神風貌。

西周鳳紋銅尊 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百鳥爭鳴：春秋戰國的鳳鳥紋

整個東周時段，青銅器上鳳鳥紋的樣式逐漸豐富。進一步簡化的幾何紋鳳鳥出現，抽象化的鳳鳥占比顯著提升；經過不同方式排列組合的變換，多方連續的鳳鳥紋呈現于多元化的器物類型之上；此外，鳳鳥紋的表現手法更加多樣，由以往單一材質的浮雕、圓雕，發展為鑲嵌、錯金銀等多種材質組合的裝飾手法。脫離了一定范式的鳳鳥紋形象，更加注重藝術感與現世的意義，于是逐漸呈現出“百鳥爭鳴”的繁榮局面。

春秋時期，青銅器上的鳳鳥紋逐漸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這與周王室衰微，各諸侯國對于文化差異性的追求緊密相關，同時也受到地理位置因素與族群融合的影響。

山西侯馬出土蟠龍紋方壺龍身鳳紋 圖源王克林：《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墓葬》

山西侯馬出土的蟠龍紋方壺上的鳳鳥紋，便是晉地青銅器獨特的的“龍身鳳”，常呈現龍鳳交織狀紋飾；齊魯地區常用立體圓雕的鳳鳥作為青銅器的蓋頂或捉手，如長清仙人臺出土的青銅鏈盒；燕地青銅器在器物蓋頂多有三只無冠勾喙的鳳鳥首。總體而言，不同地區青銅器上鳳鳥紋造型的分化，是東周劇變社會轉型的直接體現。

長清仙人臺出土青銅鏈盒 山東大學博物館藏

戰國時期，周王室的權威徹底衰落，禮制的崩塌帶來青銅器功能的徹底轉變。新興的軍功貴族將青銅器作為日常生活用品，彰顯地位與實力的欲望帶來奢華的社會風氣。同時，生產技術的進步也為青銅器工藝的提升創造條件。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座 河北博物院藏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座局部 圖源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9卷 東周 3》

河北博物院館藏的戰國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座，出土于中山王“錯”墓，集多種工藝于一身，精美而富有巧思。錯金銀工藝，即將延展性較強的貴金屬金、銀填充至青銅器上預留的凹槽中，并打磨拋光使其平整，呈現別樣的視覺效果。這件方案座的整個案身由四龍四鳳組成，其中鳳鳥從龍身中探出脖頸，高冠勾喙，通體有錯金銀的紋飾點綴，不僅展現出華麗不俗的氣質，更在整件器物斗拱結構下起到關鍵的支撐作用。這是青銅器實用性與藝術性結合的精品之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技術進步，青銅時代進入衰落期，青銅器的重要性逐漸下降。在生產領域，鐵農具的普及取代了傳統的青銅農具，而鐵工具的普遍使用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手工業的條件，從而推動漆藝的快速發展，漆器在生活領域逐漸取代青銅器。于是作為直接的替代品，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在漆器上得到延續。

曹家崗5號墓漆瑟側面右端龍鳳紋 圖源趙德祥：《當陽曹家崗5號楚墓》

鳳鳥紋多見于楚地漆器，形態各異，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商周青銅器鳳鳥紋的某些特征。如當陽曹家崗5號楚墓出土的漆瑟，側面右端飾有同體異首的龍鳳紋，其中的鳳首雖較為簡化，卻具有明顯的圓眼、勾喙特征，冠部也予以特別強調，明顯受到商周鳳鳥紋的較大影響。青銅器作為載體、有關鳳鳥紋的審美偏好作為文化傳播的附屬物進入楚人的世界。不論源于商周、源于本土還是源于異族的文化，楚人都可以選擇接受并且為其所善用，這也造成楚國漆器鳳鳥紋兼收并蓄、瑰麗而多元的特性。

在輝煌的中國青銅時代中，鳳鳥紋作為其中一種重要的紋飾類型，在繼承與創新中長時間被沿用。從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青銅器上的鳳鳥紋經歷了一個由繁瑣到簡化、由單一到多元的轉變過程。而這一變化不僅體現在紋飾的復雜度和多樣性上，更蘊含了藝術與信仰、審美與政治之間微妙的互動關系；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鳳鳥紋則被賦予更多的生活氣息，表現的手法也愈發多樣。整體而言，中國古代青銅器上的鳳鳥紋的文化內涵，歷經由宗教到禮制、由神話到現世的變革，塑成一顆顆璀璨的明珠，在冰冷的暗綠上兀自發散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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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小石頭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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