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文博時空

作者 張宇航黃土高原的西北邊緣，六盤山脈橫亙如脊，一條古道沿清水河向北延伸，串聯起中原的農耕城邑與北方草原的游牧營地。這里是寧夏固原——戰國秦漢史籍中的“高平”“蕭關”，歷代王朝經略西北的咽喉。

商周時期，周人將此地稱為“大原”，《詩經》中“薄伐獫狁，至于大原”的征伐，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的霸業，皆以此地為舞臺。當青銅時代的烽煙散去，深埋地下的車馬器、短劍與牌飾，成為重構這段歷史的關鍵要素。

安徽宿州市博物館舉辦的“北方青銅文化特展”，匯集固原地區春秋戰國墓葬出土的400余件青銅器，涵蓋兵器、車馬器、動物飾品等多累器皿。作為連接中原與西域、草原的樞紐，固原的青銅器群呈現出多元文化雜糅的特質：既有中原兵器的形制借鑒，又有歐亞草原的藝術共鳴，更包含本土族群的技術改良。這些展品沒有中原青銅禮器的繁縟紋飾，卻以實用至上的設計，詮釋著草原民族的生存法則。它們或是控馬征戰的工具，或是信仰崇拜的載體，或是身份等級的標識，共同勾勒出一條“青銅之路”——這里不僅是金屬技術的傳播通道，更是不同文明對話的無聲見證。

01

墓葬遺址：黃土下的游牧社會實錄

20世紀80年代，寧夏考古工作者在固原楊郎、彭堡于家莊等地相繼發現大規模春秋戰國墓葬群，這些深埋黃土的豎穴洞室墓與密集的殉牲遺存，為解讀游牧社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實物證據。當獨特的青銅器物群從墓坑中重現天日，一個倚重畜牧、崇尚武力的族群形象便逐漸清晰起來。

·楊郎墓地：蹄骨堆疊的儀式現場

1989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固原楊郎鄉的49座墓葬進行系統發掘，揭開了戰國時期西戎族群的社會圖景。這批墓葬分為豎穴土坑墓與豎穴洞室墓兩類，墓主均呈仰身直肢，頭朝東方，足部高于頭部——這種“頭低足高”的獨特葬式，與中原垂直墓坑形成鮮明差異，或許暗合戎人“生時逐日而居，死后頭迎朝陽”的信仰。考古學家在墓道填土中發現大量馬、牛、羊頭骨與蹄骨，其中一座墓葬殉牲數量達30具以上，牲畜頭顱多堆疊于墓主上半身周圍，蹄骨散落四周，暗示著某種儀式性的肢解行為。

楊郎戰國墓遺址

楊郎墓地的隨葬品組合，直觀反映了游牧經濟的特性。出土的743件青銅器中，兵器與車馬器占比超過70%：青銅短劍多置于墓主腰部，矛、戈橫陳身側，箭鏃成捆存放；馬銜、當盧、鑾鈴等車馬器則集中于墓道填土層，部分銅泡飾附著于腐朽的皮革殘片上，證明當時戰車與馬匹需拆卸陪葬。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幾乎不見農業生產工具，而骨器數量達151件，包括骨馬鑣（biāo，馬嚼子，馬口中所銜鐵具露出在外的兩頭部分）、管狀飾、錐形器等，顯示出游牧民族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

骨馬鑣

車馬器示意圖

鶴嘴斧

與中原中系統化的玉器葬儀不同，固原墓葬體現出鮮明的實用主義傾向。楊郎墓地出土的青銅器極少裝飾繁縟紋樣，鶴嘴斧的出土尤為引人注目。這件青銅工具一端為扁斧刃，另一端呈鶴喙狀尖錐，既可劈砍木材，又能鑿冰取水，甚至能作為近戰武器使用。斧身殘留著多次打磨的痕跡，刃口因長期使用形成波浪形豁口。骨器則多為馬具組件或工具，如刻有使用凹痕的骨馬鑣、磨損嚴重的骨錐等。

銅帶鉤

在其中一座高等級墓葬里，墓主腰部佩戴的銅帶鉤呈雁尾造型，扣舌斜伸，環面飾三周方形紋，這種帶鉤不僅用于固定革帶，更是游牧首領軍事權威的象征。

·于家莊墓地：洞室墓中的階層敘事

彭堡鄉于家莊墓地的28座墓葬，在溝壑切割的臺地上構建起游牧社會的微縮模型。凸字形洞室墓將空間功能嚴格區分：狹窄的墓室僅容單人仰臥，寬闊的墓道卻密集碼放53具羊頭骨，牲畜吻部統一朝向墓主，蹄骨整齊排列成放射狀。在規格更高的雙洞室墓中，殉牲數量達到普通墓葬的三倍，牛頭骨被置于墓道最上層，馬頭骨次之，羊頭骨墊底，形成清晰的等級序列。

于家莊墓地結構示意圖

這種差異在裝飾品上更為直觀：首領墓出土的聯珠狀銅牌飾由兩排鎏金圓珠連綴，珠面陰刻卷云紋。一件鳥紋銅牌飾以四鳥反向連接為造型，整體呈流暢曲線，鳥首喙部尖銳如鉤，鳥眼以陰刻圓點表現，雖無繁復紋樣，卻透出凌厲的生機。牌飾背面設一豎紐，便于縫綴于皮革衣物或馬具上，行走時隨身體晃動，既是裝飾，亦是階層地位的無聲宣示。平民墓則僅有粗磨骨珠串，出土時散落在人骨周圍。

金飾件、金耳環

四鳥紋青銅飾牌

而骨器的規?；褂每胺Q于家莊墓地的技術標簽。骨馬鑣利用牛角天然弧度制成，在不同側面鉆有三組穿孔，可同時操控多根韁繩；15.5厘米長的骨匕以獸肋骨削磨而成，上端開槽便于握持，刃部殘留著分割肉類的油脂痕跡。最特別的是一件三瓣形骨器，三個半圓形骨片上陰刻卷云紋，背面設橋形鈕——這類器物具體功能成謎，可能是馬具組件，亦或某種儀式法器。

三瓣形骨器

骨針

固原墓葬以迥異于中原的葬俗，刻畫出戰國時期西戎族群的社會圖景。這些墓葬褪去了對草原文明的浪漫想象，顯露出粗糲而真實的肌理。當墓主帶著崩刃的武器和磨損的馬具長眠地下時，他們留下的是戎馬一生的碩果，每一處細節都是生存斗爭的烙印。在固原的黃土之下，游牧文明以最原始的方式，書寫著青銅時代的草原史詩。

02

北方青銅器：游牧文明的物質見證

黃土下的墓葬揭開游牧社會的輪廓，展廳中的青銅器群則為其填充血肉。兵器上的獸首、馬具中的銅刺、牌飾上的撕咬場景……這些器物沒有中原禮器的繁復紋飾，卻以最直白的語言，訴說著草原民族對力量、速度與生存的永恒追逐。

·實用至上的兵器設計

春秋戰國時期的固原，是游牧部族與中原諸侯交鋒的前沿。因此其鑄造兵器的核心邏輯是效率優先。楊郎墓地出土的青銅劍柄雖無完整劍身存留，但其設計仍可窺見草原特色。柄端以乳釘紋裝飾，扁莖中部設凹槽，劍格處殘留鐵銹痕跡，推測原為銅柄鐵劍，鐵質劍身已銹蝕殆盡。此類復合材質兵器，證實游牧族群在戰國晚期已嘗試冶鐵技術，但青銅仍是主要材料。

青銅劍柄

兵器本土化在銅戈上尤為顯著，整體雖仿自中原形制，卻顯露出鮮明的本土改良：戈援上翹，中胡三穿，內部素面無紋，闌部省略饕餮紋飾，僅以凸棱強化結構。彭堡于家莊墓地出土的銅戈中，超過六成援部存在劈砍崩缺痕跡，刃口磨損嚴重，印證其高強度的實戰使用。這種“去紋飾化”傾向，與游牧民族資源有限、注重武器損耗率的生存策略直接相關。

銅戈

弩機的發現，則顛覆了傳統認知中“弩為中原獨有”的觀點。這件戰國弩機的懸刀（扳機）與望山（瞄準器）以青銅鑄造，郭身（機身）為木質。其設計雖較中原弩機簡陋，但鉤牙（扣弦裝置）與懸刀的聯動結構完整，射程可達80米以上。

弩機

·車馬器：馬背政權的技術實證

對馬匹的絕對掌控力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根基，這在特展的車馬器群中得到極致體現。彭堡于家莊出土的雙環直棍式馬銜長21厘米，由兩節直棍式青銅鏈咬合，鏈節間鑄有密集銅刺。實驗復原顯示，這種設計可通過韁繩拉扯精確刺激馬舌神經，較中原流行的單環馬銜更具操控性。與之配套的馬鑣卡入馬齒間隙傳遞指令，鏑身開孔可系掛纓絡，又能通過韁繩角度微調傳遞轉向指令，兼具功能與裝飾。

馬銜

馬鑣

鑾鈴的叮當聲則是草原的移動坐標，三角形鏤孔在扁圓鈴殼上對稱分布，內藏石丸隨車馬顛簸滾動，鈴殼凸起的脊棱則暗含鑄造者對聲波擴散的精妙計算，鈴音穿透風沙，聲如碎玉，為車隊指明方向。

鑾鈴

而在馬頭側面的韁繩交匯處，銅節約便是微型樞紐，這類拇指大小的部件多呈圓形或十字形，中心凸起四爪方鈕或輻射星芒，表面鏨刻聯珠紋。它們的核心功能并非裝飾，而是通過凹槽與孔洞引導多條皮繩走向，以此杜絕纏結可能。當鑾鈴震顫、通過銅節約的繩索隨之收緊，秩序便在馬背上悄然建立。

銅節約

·動物飾品：草原信仰的視覺敘事

游牧民族與動物共生千年，狩獵、畜牧的生存經驗化作紋飾，悄然凝固于青銅之上。春秋戰國時期，固原作為游牧與農耕的交界地帶，成為動物紋青銅藝術的熔爐：動物形象被匠人復刻于方寸之中，成為北方青銅器最鮮明的文化符號。特展展出的虎、鹿、牛等動物飾品，以簡潔的線條與生動的造型，揭示了游牧部族的生存圖景與文化交融。

虎紋飾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題材，展廳中的青銅立虎擺件雖不及手掌大小，卻以極簡線條勾勒出猛虎的動勢。工匠舍棄繁復的肌肉刻畫，虎身低伏，前肢微屈，后肢蹬地，似蓄力待躍；虎首昂起，巨口大張，獠牙外露，仿佛下一秒便要發出震懾山林的嘶吼。

青銅立虎

鎏金虎紋牌飾則凸顯工藝之精，猛虎低首行進，背脊線條流暢，鎏金表面至今光澤猶存。此類牌飾多用于腰帶組件，既具實用功能，又象征佩戴者的勇武身份?；⒓y的盛行，與游牧民族對猛獸力量的崇拜直接相關，也暗示了部族間頻繁的軍事沖突。

鎏金虎紋牌飾

鹿紋牌飾則以動態構圖見長。楊郎鄉馬莊村出土的鹿紋青銅牌飾中，短吻前伸的蹲踞之鹿尤為典型：鋸齒狀鹿角向后延伸，與背部輪廓相連，形成抽象而流暢的幾何線條。鹿蹄內屈的姿態仿佛定格了覓食的瞬間，短尾上翹的細節則賦予靜態造型以躍動感。在游牧民族眼中，鹿既是狩獵的對象，也被視為連接天地的靈物——其輕盈體態被簡化為彎曲的金屬輪廓，卻仍能窺見草原生命的蓬勃張力。

銅鹿牌

相較于虎與鹿的激烈動態，牛紋牌飾顯得厚重沉穩，折射出游牧經濟的另一面。固原原州出土的牛紋青銅牌飾中，公牛低首而立，彎角沖天如新月，身軀壯碩如墩，尾部自然下垂。邊框裝飾菱穗紋，表示牛與農作物的關聯。此類紋飾在固原出土較少，但其厚重造型反映了部族對畜牧穩定的重視。牛作為重要的生產資料，既是肉食來源，也是馱運工具，其形象融入青銅藝術，恰是游牧生活“居無定所”與“定居需求”矛盾的縮影。

牛紋銅牌飾

固原青銅器群以兵器、車馬器、動物紋飾品為三大支柱，構建起游牧文明的物質框架。當青銅短劍的寒光與青銅立虎的嘶吼在展廳中交織，我們得以窺見一個截然不同的青銅世界——在這里，金屬不僅是權力的象征，更是與草原、馬群、刀鋒共同譜寫的生存史詩。

03

青銅紋飾：跨地域的技術與藝術對話

固原的青銅器不僅是游牧生活的物質見證，更是一條連接中原與歐亞草原的“青銅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技術流動與藝術交融的樞紐——中原的禮制、草原的野性、西域的藝術在此碰撞，最終催生出兼具實用與象征的獨特器物群。

北方系青銅文化分布圖

·中原與歐亞草原的文化交響

固原青銅器與歐亞草原文化的聯系，在動物紋飾上尤為顯著。虎噬鹿青銅牌飾中猛虎噬鹿的動態場景，與鄂爾多斯匈奴墓出土的虎噬羊牌飾、黑海北岸斯基泰藝術的豹噬鹿金飾共享同一母題。差異在于，固原牌飾的虎尾末端常附加勾喙猛禽頭，而斯基泰藝術中則多表現蜷曲的植物紋——這種細節差異，或許是草原不同族群對同一種自然法則的差異化詮釋。

虎噬鹿銅牌飾

而中原文化的影響集中體現于兵器形制的借鑒與本土化改造。秦式銅矛便是典型例證，矛身修長如柳葉，中脊隆起，兩側開鑿血槽，形制與寶雞益門村春秋秦墓出土銅矛一致，揭示了關中文化對草原的技術輸出。但固原銅矛的骹部（矛柄接口）延長至矛身三分之一，并增設釘孔加固木柲，顯然是為適應騎兵沖擊戰術的改良。這類器物證實，戰國時期秦人與西戎的關系除軍事對抗外，也伴隨著技術滲透。

銅矛

中原鑄造技術的輸入，在劍格處尤為明顯。部分短劍的劍格呈長方形或梯形，與中原早期短劍劍格一脈相承。固原工匠摒棄了中原青銅器常見的紋路裝飾，轉而采用更易批量鑄造的素面設計。這并非工藝倒退，展柜中多件短劍的刃口布滿崩缺與磨損痕跡，印證其頻繁投入近身搏殺，“去紋飾化”是資源有限環境下對實用效率的極致追求。

青銅短劍

·本土創新：隴山腳下的技術應答

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固原青銅器發展出獨特的本土風格。獸首臂釧的鑄造工藝便是例證：整體采用模范鑄造法，將青銅液注入分范模具，冷卻后形成規整的環形主體與立體羊首。雙羊首在兩端相對，犄角如彎刃相抵，目光如炬對視。浮雕工藝突顯面部輪廓，線刻細化鬃毛紋理，使靜態金屬呈現出動態的生命力。釧身素面無紋，僅以平滑弧面連接，形成威儀與克制的微妙平衡，這類臂釧并非日常飾物，而是部族首領或勇士的象征，以祈求圖騰的庇佑。

獸首臂釧

本土化改造亦體現在材質選擇上。當盧（馬額飾件）在鄂爾多斯匈奴墓中多為金銀材質，而固原展出的水滴形當盧統一采用青銅鑄造，邊緣飾三角形點線紋，背面設雙鈕固定皮帶。這種“降級”材質的選擇，既反映了資源分配的社會差異，也凸顯出實用至上的草原生存法則。

水滴形當盧（左1，2），Y字形當盧（右1，2）

此外，展出的銅柄鐵劍劍柄延續獸首傳統，劍身改用塊煉鐵鍛造，含碳量不均的原始工藝，揭示了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的過渡中，固原工匠對新興技術的嘗試與保守傳統的并存。此類銅鐵復合兵器，證實固原地區正處于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的過渡期。游牧民族一方面保守地沿用青銅裝飾傳統，另一方面積極吸納新興鐵器技術，這種矛盾性正是文明交匯地帶的典型特征。

04

結語：青銅器，無聲的文明史

固原青銅器群的考古發現，如同一部鐫刻在金屬與黃土中的史詩，將隴山腳下三千年前的文明圖景徐徐展開。戰車的轟鳴與馬群的嘶鳴早已消散于歷史長河，這些深埋地下的兵器、馬具與牌飾，卻以最質樸的方式重構了游牧與農耕文明的對話現場。作為連接中原城邑與北方草原的咽喉之地，固原不僅見證了青銅時代的技術傳播與軍事碰撞，更在器物形制與紋飾演變中，揭示了跨地域文明交融的軌跡。

歷史的進程從不局限于單一文明的線性敘事，而是在碰撞、融合與再創造中前行。千年后的今天，這些青銅器穿越時空陳列于展廳，以跨越地域與族群的器物語言，訴說著一個充滿文明對話與交融的北方青銅世界。

觀展攻略

寧夏固原春秋戰國時期北方青銅文化特展在安徽宿州市博物館一樓北臨時展廳開放。展覽依托寧夏固原出土的大量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遺物，包括兵器、車馬具和動物紋牌飾等，在彰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同時，也展示了青銅文化在歐亞地區傳播交流的脈絡一角，正是這些構成了獨特的固原歷史文化。

開放時間：2025年5月18日～7月16日，9:00-17:00（16:00后停止入館），每周一閉館。

預約方式：關注“宿州市博物館”微信公眾號—“服務”—“立即預約”。

參考文獻：

許成，李進增，衛忠等：《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考古學報，1993年。

鐘侃，陳曉樺，延世忠：《寧夏固原于家莊墓地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1年。

馬強：《寧夏出土北方系青銅器綜合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9年。

紀雅雯，宋平：《動物如何進入了藝術：固原出土青銅器散論》，文物天地，2018年。

李艷：《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兩漢前的青銅器為例》，文化學刊，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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