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歷史 2025年05月05日 13:32

上方公號內回復000有驚喜

選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馮興元譯

社會計劃所指向的目標，是一個單一的目標體系，要使每個人為這個單一體系服務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個人都相信那些目標。要使一個極權主義制度有效地發揮它的作用，強迫每個人為同樣的目標而工作，還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人們應當把它們看成是他們自己的目標。雖然必須替人們選擇好信仰并強加在他們身上，但這些信仰必須要成為他們的信仰，成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條，以便使個人盡可能自愿地依照計劃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動。如果在極權主義國家人民所感到的壓迫，一般說來，遠不如自由主義國家的大多數人民所想象的那樣厲害的話，這是因為極權主義政府在使人民照著它所要求的那樣去思想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

這當然是各種形式的宣傳所造成的。宣傳的技術現在大家都很熟悉，因此，我們不需多談。唯一一點需要強調的是，極權主義所特有的不是宣傳本身，也不是它所使用的技術，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里，完全改變了宣傳的性質和效果的事實是：一切宣傳都為同一目標服務，所有宣傳工具都被協調起來朝著一個方向影響個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體人民的思想“一體化”。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極權主義國家里，宣傳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質的方面都和由獨立的與相互競爭的機構為不同的目標所進行的宣傳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時事新聞的來源都被唯一一個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個僅僅說服人民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靈巧的宣傳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選擇來塑造人們的思想趨向，而且，連最明智的和最獨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脫這種影響，如果他們被長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來源隔絕的話。

在極權主義的國家里，雖然宣傳的這種狀況給予它一種控制人們思想的獨特權力，但其特殊的道德效果并不是從極權主義宣傳的技術而是從它的目的和范圍中產生出來的。如果能夠把宣傳局限于將社會努力所指向的整個價值體系灌輸給人民的話，那么，宣傳就不過是我們已經討論過的那些集體主義道德的特征的一個特定表現形式而已。如果它的目的只是把一種具體的和全面的道德準則教給人民，那么問題就只是這種準則是好是壞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極權主義社會的道德準則是不大可能打動我們的；甚至以經濟方法來爭取平等的結果，也只能是一種官方強加的不平等，那么獨裁的方式確定每一個人在新的等級制度中的地位；我們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主義的要素，即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個人等，都會消逝。不管大多數人多么討厭這種道德準則，并且，雖然它包含著道德標準的變化，但它并不一定完全是反道德的。這種制度的某些特點甚至還可能打動那些帶有保守色彩的最嚴肅的道德家們，據他們看來，這些特點似乎比自由主義社會比較溫和的標準更有可取之處。然而，我們現在必須加以考慮的，乃是極權主義宣傳所引起的一種更為深遠的道德影響。它們對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壞性的，因為它們侵蝕了一個一切道德的基礎，即對真理的認識和尊重。從其要完成的任務的性質出發，極權主義的宣傳不可能把宣傳局限于價值標準，局限于人們總是或多或少地讓其符合于社會主導性見解的意見和道德信仰的問題，而必須把宣傳的范圍擴展到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人類理智的事實的問題上去。其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為了要誘使人民接受官方的價值標準，就有必要把那些價值標準加以合理化，或者證明它們是和人民已經持有的價值標準聯系在一起的，而這種聯系又常常表現為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因果聯系；第二是因為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區別，即所企求的目標與達到這個目標而采取的措施之間的區別，像對這些問題所進行的任何一般性討論中可能提示的那樣，實際上絕不是劃得很清楚、很明確的，第三是因為，這樣一來，就必須使人民不但同意那些最后目標，并且也必須同意關于那些措施所根據的事實與可能性的看法。

我們己經看到，對全部道德準則的一致同意，即對經濟計劃中所暗含的那個無所不包的價值體系的一致同意，并不存在于自由社會里，而是必須另外創立的。但我們絕不能認為計劃者在將要著手他的任務時已意識到這種需要，或者說，即使他已意識到這種需要，我們也不能認為他也可能預先創立那樣一個全面的準則。他只有在進行工作時，才會發現各種不同的需要之間的沖突，并在必要時，他必須做出決定。指導他做出決定的道德準則，在必須做出決定之先，并不是已經抽象地存在著的；它必須隨著各個決定而被創立出來。我們己經看到，不可能把價值標準的一般問題和個別決定分開這一點，如何使一個民主機構，在無法確定一個計劃的全部技術細節的同時，也不可能確定指導它的那個價值標準。

對某些功過問題并不存在明確的道德準則，計劃當局一方面不得不經常對這些功過問題的爭論作出決定，而另一方面必須向人民證明這樣作出的決定是正當的——或者說，至少必須用某種方法使人民相信那些決定是正確的。雖然可能只有偏見在指導著那些做出某個決定的負責人，但如果公眾不僅是消極地服從這個措施，而且還須積極地支持它的話，就必須使某種指導性原則得到公開的闡明。計劃者在做出許多決定時，由于缺乏其它任何根據，必須聽憑個人愛憎的指導，把這種愛和憎加以合理化的這一需要，和采用能夠打動盡量多的人的方式來說明他的理由的必要性，會迫使計劃者不得不創造理論，即對事實與事實之間的聯系所做出斷言，然后這些斷言就成為統治學說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創造一種“神話”來說明其行動合理的這個過程并不一定是自覺的。支配著極權主義領袖的，或許只是一種對他所發現的某種局面的本能的憎恨，和想創造一個更符合他的是非觀點的新等級秩序的愿望；他可能只知道厭惡猶太人，因為在一個沒有為他提供滿意的地位的制度里，猶太人居然似乎都很成功；他可能只知道喜愛和羨慕那魁偉俊美的人，即他年輕時所讀過的小說里面的那個“貴族”人物。因此，他容易信奉那些似乎能夠為他和他的伙伴所共同持有的偏見提供合理性的理論。這樣，偽科學的理論就成為或多或少地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的官方教條的一部分。或者對工業文明的普遍憎恨和對鄉村生活的浪漫主義的渴望，以及一種（或許是錯誤的）關于農民當兵具有特別價值的思想為另外一種神話提供了基礎：即“血和土”①（Blut und Boden）的神話，這種神話不但表達了終極的價值標準，而且也表現了一整套關于因果關系的信念，而這些信念一經成為指導整個社會活動的理想，就決不容許對其提出質疑。

①這是第三帝國時期在德國被經常使用的一個宣傳口號，它表達了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思想，即一個“健康的”國家是以自己的人民（即血）和自己的土地為基礎的——譯注。

把這些官方的學說當作一種工具用來指導和團結人民去行動的必要性，早就被極權主義制度的各個理論家清楚地預見到了。柏拉圖的“高尚的謊言”與索雷爾的“神話”，和納粹的種族學說或墨索里尼的工團國家的理論一樣，都是為同一目的服務的。他們都必須以對事實的特定見解為基礎，然后再經過詳盡的闡述使其成為科學理論，以便證實其先入之見的正當性。

要使人民承認他們要為之服務的這些價值標準的正確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說服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標準的確是和他們，或者說，至少是和他們當中的最優秀者一直所持有的價值標準相同的，只不過它們在以往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認識罷了。使人民將對舊偶像的忠誠轉移到新偶像上去的借口是新的偶像的確是他們健全的本能一直啟示給他們的東西，只不過他們從前對它們的認識很模糊。達到這種目標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舊的字眼，但改變這些字眼的意義。極權主義制度的特色中，很少有像對語言的完全曲解——即借字義的改變來表達新制度的理想——這件事那樣使膚淺的觀察者感到困惑不解的了，而同時也很少有什么像這件事那樣典型地體現整個極權主義精神氛圍了。

在這方面最慘的受害者，當然是自由這個詞了；它在極權主義的國家里，也同在其它地方一樣，是被隨意使用的。實際上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凡是在我們所理解的那種自由已經被消滅了的地方，都是用許諾給人民的某種新的自由的名義來實現的。這可算是對我們的一個警告，使我們提防那些用《以新自由代替舊自由》②的諾言來誘惑我們的人。在我們當中，甚至也有“為自由而計劃的人”允諾給我們一種“團體的集體自由”，這種自由的性質可以從下面事實中推測出來，主張這種自由的人認為有必要告訴我們，“當然，有計劃的自由的到來，并不意味著早先的一切（原文如此）形式的自由都必須被取消”。這句話是從卡爾·曼海姆博士的著作③中引證來的，他起碼是在警告我們，“一個以過去時代為模型的自由的概念，是妨礙人們真正理解這一問題的一個障礙。”但他對自由這個詞的用法和極權主義政治家們口中的自由一樣容易引起誤解。像后者所說的自由一樣，他所允諾給我們的“集體自由”并不是社會成員的自由，而只是計劃者對社會的為所欲為的無限制的自由。①這是把自由與極權混淆到了極點。

②這是美國歷史學家卡爾·L·貝克爾一部近著的標題。

③《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第377頁。

①彼得·德魯克在《經濟人的末日》第74頁中說得很正確：“自由越少，關于‘新自由’就談得越多。這種新自由僅僅是恰好與歐洲歷來所理解的自由的所有內容相對立的一個詞而已……然而，在歐洲所宣傳的那種新自由，卻是多數人反對個人的權利。

在這一方面，一大批德國哲學家早就為這種歪曲詞義的作法進行大量的鋪墊，好些社會主義的理論家的功勞當然也不小。但是字的原義被改成相反的意思使其成為極權主義的宣傳工具的，不僅是自由這個名詞。我們已經看到了正義和法律，權利和平等是怎樣遭到同樣的命運的。類似這種遭到竄改的詞語幾乎包括一切普遍應用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名詞。

本文轉自《設計與哲學》，ID：PhilosophyDesign

沒有親身經歷過這種過程的人很難體會到這種竄改字義的作法所達到的規模，很難體會到它所引起的混亂和它對任何理性的討論所造成的障礙。必須親眼看見，才會理解怎樣會發生這樣的情形，如果兩個兄弟中的一個接受了這個新信仰，過了不久，他就好像在說另一種語言似的，以致他們相互之間要進行任何真正的溝通都成為不可能了。因為這種竄改說明政治理想的詞義的行為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是一神奇意識或無意識他用來指導人民的技巧，所以，這種混淆會變得更加嚴重。隨著這種過程繼續演進，全部語言的意義逐漸被剝奪而文字則變成了空殼，失去了任何具體的內容；它們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們之所以被使用僅僅是因為仍然附著在它們身上的感情聯系。

要使大多數人失去獨立思考是不難的。但那些仍然保留著一種批判的傾向的少數人也必須保持沉默。我們己經看到，何以強制不能只限于使人民接受成為據以指導一切社會活動的那個計劃的基礎的道德準則。由于這個準則的許多部分永遠不會得到詳盡的闡述，由于指導性的價值尺度的許多部分只隱伏在計劃之中，因而計劃本身的每個細節，實際上就是政府的每一個行為，必須是神圣的和免受批評的。如果要人民毫不遲疑地支持共同行動的話，就得使他們相信，不但所追求的目標，而且連所選擇的手段也都是正確的。因此，那種必須使人遵守的官方信條就把關于那個計劃所以為據的有關事實的一切見解都包括在內了。對于這個信條的公開批評，或者甚至表示懷疑都是必須禁止的，因為它們容易削弱公眾的支持。這正如韋伯夫婦在報道俄國每個企業的情況時所說的：“在工作進行時，任何公開地表示懷疑，或者甚至擔心這個計劃會不會成功，就是不忠而且甚至是變節的行為，因為它們可能會影響其他工作人員的意志和努力”。②當所表示的那種懷疑和擔心涉及的不是個別企業的成功而是整個社會的計劃時，那就一定更會被當作陰謀破壞來看待。

②韋伯夫婦著：《蘇維埃共產主義》，第1038頁。

因此，事實和理論必須和關于價值標準的意見一樣成為一種官方學說的對象。而且，傳播知識的整個機構——學校和報紙，廣播和電影——都被專門用來傳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會強化人民對當局所做決定正確性的信心的意見；而且，那些易帶來疑竇或猶豫的信息將一概不予傳播。人民對這個制度的忠誠會不會受到影響，成為決定某條信息應否被發表或禁止的唯一標準。在極權主義國家，各個方面存在著的情況，可能引起永遠是和其它地方在戰爭時期存在于某些方面的情況一樣。凡是可能引起對政府的智慧產生懷疑，或者可能造成不滿的東西都是不會與人民見面的。同其它國家的情況作不利的對比的根據，關于實際采取的方針是否可能有替代性方案的知識，可能說明政府沒能履行諾言或沒能利用機會來改善現狀的信息——所有這一切都在被禁止之列。因此，對信息不加以系統管制，不強制推行統一意見的領域是不會有的。

這甚至適用于那些顯然是同任何政治利害關系相去甚遠的領域，特別是一切科學領域，甚至是最抽象的科學領域。很容易觀察到并且由經驗充分證實了的是，在直接涉及人與人的關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響到政治觀點的學科中，如歷史、法律或經濟學等，對真理的無私探討在極權主義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許可的，而對官方意見的辯護卻成了唯一目標。在所有極權主義國家里，這些學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話的最豐產的工廠，而統治者就用這些神話來支配他們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因此，在這些領域里甚至連追求真理的偽裝都被拋棄了，什么學說應當傳授和發表都由當局來決定，這是不足為奇的。

對意見的極權主義式的控制也擴展到那些初看起來似乎沒有政治意義的課題上去了。有時很難解釋清楚，某些學說何以應當正式禁止，而何以其它學說又應當予以鼓勵，并且，奇怪的是，在不同的極權主義制度中，這些愛憎都顯然有幾分相似。特別是各種不同的極權主義制度好像都共同地深惡那些以較為抽象的形式表現的思想——我們科學家當中的許多集體主義者也都表現出這種典型的厭惡。無論把相對論說成是“猶太人對基督教基礎和日耳曼人物理學的一種攻擊”也好，還是說它受到反對是因為“它同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有矛盾”也好，總之，它們都是殊途同歸的。不管某些數理統計學的定理之所以受人攻擊是因為“它們成了思想戰線上的階級斗爭的一部分，并且是作為資產階級仆從的數學的歷史角色的產物”也好，還是整個這門學科遭到詆毀是因為“它沒有提供能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保證”也好，這也是沒有多大差別的。純粹的數學似乎也同樣遭到攻擊，而且，就連有些人對連續性所持的某種意見也能被歸因于“資產階級的偏見”。據韋伯夫婦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自然科學雜志》有這樣的口號：“我們在數學中擁護黨 ，我們在外科學中擁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純潔性”。這同在德國的情況也很相似。在《國家社會主義數學家協會雜志》里充滿了“黨在數學中”的標語，并且，德國最有名的物理學家之一，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萊納德用了《德國物理學四卷》這樣一個書名來概括他的畢生事業！

斥責任何只為活動而活動，沒有遠大目標的人類行為，這是完全符合極權主義的整個精神的。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是同樣為納粹黨徒、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人所痛恨的。每一個活動都必須有一個自覺的社會目標來證明它是正當的。絕不能有任何自發的、沒有領導的活動，因為它會產生不能預測的和計劃未作規定的結果。它會產生某種新的、在計劃者的哲學里未曾夢想到的東西。這個原則甚至擴展到了游嬉和娛樂上去。我要讓讀者猜一猜，究竟是在德國，還是在俄國，官方用下面的話來勸戒下棋的人：“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結束下棋的中立性。我們必須像譴責‘為藝術而藝術’那樣永遠譴責‘為下棋而下棋’的那個公式。”

雖然這些畸變現象當中有某些部分似乎是難以置信的，然而，我們還必須隨時警惕著，不要以為它們只是與計劃的或者極權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無關的偶然的副產品而置之不顧。它們并不是那樣的。它們正是想要用一個“整體的單一概念”來指導一切事情的那個愿望的直接結果，正是不借用任何代價來維護那些要人民經常作出犧牲來為之服務的意見需要的直接結果，正是人民的知識和信仰是用來達到一個單一的目標的工具這個一般概念的結果。科學一旦不能為真理而必然只為一個階級、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利益服務的時候，爭辯和討論的唯一任務就是辯護和更進一步傳播那些用以指導整個社會生活的信仰，正像納粹的司法部長所作的解釋那樣，每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必須問它自己一個問題，就是：“我是不是為了全體人民的最大利益而服務于國家社會主義的？”

真理這個詞的本身已失去了了它原有的意義。它不再說明某種有待發現的東西，只有個人的良心才能判定是否在任何情況下它的證據（或者提出證據的人的身份）會成為一種信仰的理由；它成了某種要由當權者規定的東西，某種為了有組織的一致行動的利益必須加以信任的東西，并且是在有組織的行動有迫切需要的關頭又必須加以更改的東西。

由此產生出來的一般的思想氛圍，由此釀成的對于真理的玩世不恭的態度，甚至對真理意義的意識的喪失，獨立探索的精神和對理性信念所具有的力量的信心的消逝，以及在每個知識分子中所存在的意見分歧都成為須由當權者加以決定的政治問題的這種情況，這一切都是必須身歷其境才能體會到的——任何簡短的敘述都不能夠表達它們的程度。最驚人的事實也許是：對思想自由的厭惡，不只在極權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才發生，而是在所有地方抱有集體主義信仰的知識分子和那些在仍保有自由主義制度的國家中被擁戴為知識界領袖的知識分子當中，都能夠發現的事。甚至不僅最粗暴的壓制也會得到寬恕，如果它是以社會//主義的名義作出的話；甚至還有一些自稱代表自由主義國家的科學家說話的人公開主張建立極權主義制度；而且不容忍也同樣受到公開的贊揚。我們最近不是曾看到一位英國科學家竟為“迫害異端”辯護嗎？因為照他看來，“當這種做法保護一個新興的階級時，對科學是有利的。”①這種見解實際上當然是和那些導致納粹分子迫害科學人員，焚毀科學書籍，并且有系統地鏟除被征服的民族的知識階層的見解沒有區別的。

①J·C·克勞瑟：《科學的社會關系》（1941年），第333頁。

想把一個被認為是對人民有益的教條強加于人民身上，當然不是一件新奇的或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事。不過，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想用來為這個企圖辯護的那個論據卻是新的。據他們說，在我們的社會里沒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為群眾的意見和愛好是被宣傳、廣告和上層階級的榜樣以及其它必然強使人民的思想循規蹈矩的環境因素塑造而成的。從這一點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大多數人的理想和愛好都一直是由我們能夠控制的環境形成的，那我們就應當有意識地運用這個力量來把人民的思想轉到我們認為是可取的方向上去。

大多數人很少能夠獨立地思考；在大部分問題上，他們所接受的意見都是現成的意見；他們無論是生來具有還是受人哄騙而接受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樣感到滿意，這些都可能是真實的。在任何社會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對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義。但這并不是說，某些人有資格或者有權力選擇一批專門享有這種思想自由的人。它決不證明，某些人有要求決定人民必須想什么或信仰什么的權利的這個假定是正當的。由于在任何一種制度之下，大多數人都在服從某人的領導，因而就認為這種情形和每一個人必須服從同樣的領導沒有差別，這是思想完全混亂的表現。因為精神自由決不會意味著每個人都有同樣的獨立思考能力的緣故，就不承認它的價值，這就是完全沒有領會賦予精神自由以價值的那些理由。使精神自由對知識的進步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根本之點，不在于每個人都可能有能力思考或寫點什么，而在于任何人對任何事由或意見都可以爭論。只要異議不受到禁止，就始終會有人對支配著他們同時代人的意見有所疑問，并且提出新的意見來接受辯論和宣傳的考驗。

使思想獲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理性的成長就是一個以這種差異的存在為基礎的社會過程。這種成長的本質，就是它的結果難以預測，并且我們不能知道哪些意見有助于這種成長和哪些意見不會有助于這種成長——總之，我們不能用我們目前持有的任何意見來支配這個成長而同時又限制它。給思想的成長或者這一方面的普遍進步定出“計劃”或進行“組織”，這種說法本身就是詞語上的矛盾。認為人的思想必須“自覺地”控制它自己的發展這種見解，是把個人理性，即單獨能夠“自覺地”控制一切的那個理性，同個人相互之間的過程，即產生理智的成長那個過程，混為一談了。如果我們試圖對它加以控制，那我們只會阻礙它的發展，我們遲早一定會引起思想的停滯和理性的衰退。

集體主義思想的悲劇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卻以毀滅理性而告終，因為它誤解了理性成長所依據的那個過程。我們的確可以這樣說，正是一切集體主義學說的謬論和它對“自覺的”控制或“自覺的”計劃的要求，才必然會導致這樣一種要求，即某個人的思想應支配一切——雖然只有對社會現象作個人主義式的探討才會使我們認識到那些指導理性成長的超個人的力量。因此，個人主義在社會過程面前的態度是謙遜的，而對其它意見的態度則是容忍的，并且，它恰好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的對立面，而想全面指導社會過程的那種要求的根源，正是這種思想上的傲慢自大。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歷史寫作常陷入兩種困境：或是淪為數據堆砌的“數字墳場”，或是蛻變成娛樂至死的“戲說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