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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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過構建地名語義與空間屬性框架，分析滇池流域聚落的空間格局，揭示“人水關系”驅動下的聚落形成機制。【方法】以1332 個歷史聚落地名為研究對象，運用地名學語言分析法構建“自然-人文”二分語義分析框架，結合核密度等空間格局分析方法與地理探測器等空間機制分析方法，定量解析聚落空間異質性。【結果】1）滇池流域整體及各類地名的聚落皆為集聚型分布；聚落分布呈現雙中心結構。2）海拔與河網密度的交互效應是主導滇池流域聚落格局演化的關鍵因素。【結論】滇池流域聚落分布的雙中心結構，揭示了“水退人進”趨勢下人居活動重心的轉移過程。人水關系貫穿了聚落格局的演化過程：短時尺度下，海拔與河網密度的互嵌作用顯著影響13世紀（元代）以后的聚落空間格局；長時尺度下，從“水文約束”到“人水互動”的雙重線索，印證了人水關系的階段性轉變。地名學的時空解碼功能有效銜接宏觀格局與微觀機制，其多源異構數據的解析能力為流域人居環境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關鍵詞：人居環境；人水關系；地名學；聚落格局；演化機制；滇池流域

文章亮點：

1、構建地名語義與空間屬性的耦合分析框架，證實了地名學在人居環境重建中的時空解碼功能，與空間格局、機制分析等方法的結合，為流域人居環境演化的多維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跨學科方法論。

2、從短時尺度和長時尺度2個維度揭示了人水關系對滇池流域聚落雙中心格局的塑造作用，揭示了水退人進趨勢下人居活動重心的轉移過程，為滇池流域的空間規劃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支持。

流域是以水系為脈絡的河流集水區，是具有自然與人文屬性的地理單元，而“人水關系”往往構成流域中最重要的一組“人地關系”。在人與水的適應過程中，流域成為孕育人類文明和見證城鄉演化的容器與紐帶，形成典型的人-水復合系統。“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道路”，對流域人居環境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水關系是人文系統（以人類為中心，由與人類生產生活相關的眾多因素構成的系統）與水系統（以水為中心，由水資源、生態環境等因素構成的系統）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目前人水關系研究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方面，廣義的人水關系指所有涉及人與水的相關研究，如水資源開發利用、水系管理、水災害對人文系統的影響等；狹義的人水關系指人與水相互作用的研究，如人水關系的認識、演變以及不同聚落對水災的適應性特征等方面，但對聚落體系演化的空間機制研究尚有不足。滇池是云南省最大的湖泊，其人居條件在全省九大高原湖泊中最為優越，是以人水關系塑造人居環境的典型樣本。目前對滇池流域的聚落研究主要從兩大學科視角展開：地理科學視角聚焦聚落發展與人地關系的歷史演變、聚落空間分布特征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聚落與土地利用變化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聚落社會經濟特征與流域發展的相關性等；人居環境科學視角下的研究以定性分析為主，如傳統地域景觀研究、陂塘系統與昆明的城市關系等。

地名是人們基于自身對環境認知的“主位”視角下形成的地理信息載體，反映了人類對人居環境的認知和利用方式。地名學是研究地名的起源、語詞構成、含義、演變、分布規律，以及地名與自然、社會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門科學，具有溝通宏觀格局與微觀過程的作用。地名被譽為“文化記憶密碼”，承載著地方社群對自然環境的認知圖式與適應性智慧。目前學術界對于地名學的研究聚焦于以下方面：就地名的沿革而言，集中于地名演變過程中體現出的文化政治格局及文化生態等方向；對于涉及云南省、昆明市的地名研究，陳慶江探究了隋至唐前期云南政區地名發生的第一次大變遷及其原因，吳光范對云南省地名的演化規律，特別是少數民族語地名進行深入研究，并以地名為載體探究昆明的歷史文化；就地名的地理位置與分布規律而言，研究集中于語言學、歷史學等多學科角度；就地名與社會文化關系而言，研究集中于地名教育及鄉愁等方面；此外，地名學還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內容。目前對地名學的研究已有所積累，但將地名作為大數據來源，進而探討人居環境變遷的研究尚不多。

綜上，目前對人水關系影響聚落體系變遷的空間機制研究尚有不足；對滇池流域的人居環境研究中，地理視角的研究中缺乏對人居行為的關注，而人居環境視角中的研究則缺乏量化分析方法；地名學的研究尚未探討地名與人居環境的相關性。因而本研究嘗試聚焦以下科學問題——如何通過地名解析長時序尺度下的人水互動過程？多源異構數據能否揭示聚落演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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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滇池位于云南中部的省會昆明城區，滇池流域地理坐標為102°30′E~103°00′E、24°28′N~25°28′N，流域南北狹長，地勢由北向南呈階梯狀下降，整個地形由湖面、平壩區、臺地丘陵和山地4個層次構成，其中平壩區多分布于滇池沿岸。滇池流域的入湖河道眾多，盤龍江、撈魚河、梁王河等35條大小河流呈向心狀匯入滇池，海口河為唯一的出湖河道。滇池流域的人居活動集中于北岸與東南岸的湖積平原，其中北部面積大而平坦，東南部面積次之，間有低丘，地貌類型多樣（圖1）。

1.2 數據來源

利用Python爬蟲技術從高德地圖獲取滇池流域聚落的2023年POI數據，共計1977個聚落數據，對照中國地名信息數據庫、《昆明地名博覽詞典》《昆明密碼——滇池區域地名探索》《滇池志》等資料進行人工篩選，剔除歷史聚居意義不足的地名，如“光明社區”，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建成歷史較新，是21世紀新建成；另一方面在于其命名方式僅由地產開發商確定，是商業用途，不能反映聚居點的歷史成因，對本研究無意義，故去除命名方式類似的地名共計645個，最終保留聚落地名1332個，即代表本研究中具有歷史空間認知意義的聚落點。地形起伏度、坡度、坡向與河網密度等數據基于數字高程模型（digital evaluation model, DEM）數據，分辨率為30m，運用ArcGIS10.8軟件提取，DEM 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年平均氣溫、降水量數據源于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中心。

1.3 分析方法

1.3.1 地名學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涉及地名學中的語言分析法，通過深入分析地名的語源、語音、含義、字形及其演變，探討地名的語詞構成和語言特征。如“清泉村”，因有清冽的山泉從村邊流過得名，故將其歸類為水文類聚落；如“王家村”，因該村居住的人多姓王而得名，故將其歸類為姓氏類聚落。該方法為數據分析提供了獨特的空間屬性支持，使研究能夠以更加精細化的方式探討滇池流域聚落環境的變遷。

1.3.2 空間格局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最近鄰指數、地理集中指數、核密度、緩沖區對滇池流域各類別地名聚落的空間格局進行分析。

1）利用最近鄰指數（R）判別某類別地名聚落的空間分布類型：

式中：為平均實際最近距離；為理論最近距離。R=1 時，趨于隨機型分布；R>1 時，趨于均勻型分布；R<1 時，趨于集聚型分布，R 值有效性以顯著性檢驗結果表征（p 值與z值）。

2）利用地理集中指數（G）判定某類別地名聚落的集中程度：

式中：Xi 為第 i 個區域內該類別地名聚落的數量；T為研究區內該類別地名聚落的總和；n為滇池流域內區縣總數。G 取值［0，100］，G值越大越集中、越小越分散。G0為假設聚落地名平均分布于各區域的地理集中指數，若 G＞G0，說明聚落地名呈集中分布，反之則表明聚落地名呈分散分布。

3）通過核密度（F）分析該類別地名聚落的空間分布密度：

式中：x表示該類別地名聚落；k為核密度函數值；（x-xi）表示該類別地名聚落估計點x到樣本點xi的距離；h 表示帶寬（＞0）；n 表示研究區內該類別地名聚落的總數。

4）通過建立緩沖帶，分析各類地名聚落在各緩沖區內集中程度：

式中：P為生成的緩沖區區域；x為研究區內的任意位置；d為歐氏距離；r 為緩沖區半徑；A為該類別地名聚落。

1.3.3 空間機制的分析方法

運用地理探測器分析各類別地名聚落空間格局的影響因素。通過因子探測（q）反映某影響因素對該類別地名聚落空間分布的影響程度：

式中：L為影響因素分層數；N為總體的聚落數量；Nh為h層聚落數量；σ2為總體聚落的指標方差； 為第h層聚落密度的指標方差。q取值［0，1］，q值越大解釋力越強，越小解釋力越弱。

交互作用探測用于識別不同影響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是否會增強或減弱對該類別地名聚落空間格局的解釋力。交互作用探測首先分別計算2種影響因子的q值，再計算2種影響因子交互作用后的q值，并對3個q值進行比較，進而得出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據此判斷不同影響因子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及其解釋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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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數據采集與清洗：基于地名學的地名分類

將滇池流域地名分為自然類地名與人文類地名兩大類，前者共786個，包括地貌、水文和動植物3類；后者共546個，包括姓氏、軍事、民族、建筑、經濟和祈福6類（表1）。若某地名兼有兩類信息，則以聚落本體特征進行信息歸類，如“趙家山”，兼有姓氏類地名和地貌類地名兩類用字特征，但因山是聚居本體，故歸為地貌類地名。

自然類地名反映了滇池流域聚落的自然地理信息。其中以“箐、甸、咀”等為尾字的地貌類地名數量最多，如“箐”指樹木叢生的山谷，“楊柳箐”意為長滿楊樹和柳樹的山谷；以“塘、河、溝、埂”等為尾字的水文類地名數量次之，如“埂”指長條形突出于水面的地方，“下河埂”因位于金汁河西岸的河埂下得名。含有“龍、馬、楊、樹”的動植物類地名最少，如“回龍村”因山上有泉水，村民們開渠引水形成似長龍的水渠而得名。

人文類地名反映了滇池流域聚落的人文地理信息。其中姓氏類地名數量最多，以“李、楊、王”為高頻字，如“陳家村”是清末陳姓居民來此的定居地；軍事類地名數量次之，以“營、哨、屯”為高頻字，如“小營”是明將沐英征伐云南后的軍屯點，因人數少故名“小營”；建筑類地名數量排第三，常見“橋、寺、墳”等高頻字，如“小黑橋”是因村邊有黑色石板砌成的橋得名；祈福類地名中“興、樂、平”等字為高頻字，如“復興村”，取民族復興之意而得名；經濟類地名多含“街、鋪、窯”等字，如“河澗鋪”位于晉寧州至江川的主要道路，沿中間為河的商路店鋪密集而得名；少數民族地名多含“普、魯、納”等字，如“大普吉”為彝族語言的音譯，意為岔路口有廟的地方，又因村莊面積較大，故名大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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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分析：滇池流域聚落的空間格局

3.1 分布特征：集聚型分布

從最鄰近指數和地理集中指數的計算結果（表2）可知，G 值均大于G0值，表明滇池流域整體及各類別地名聚落為集聚型分布；R值均小于1，p值滿足顯著性檢驗。

在自然類地名聚落中，水文類聚落的R值最小；在人文類地名聚落中，軍事類聚落、姓氏類聚落的 R 值最小，表明這3類地名聚落的集聚程度最高，對空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3.2 分布密度：雙中心集聚

根據核密度分析結果（圖2），滇池流域整體聚落的分布密度出現滇池北岸、東南岸的 2 個高值區，形成雙中心結構。

自然類地名聚落的空間格局可概括為以水為脈絡的“一核一心一帶”：“一核”為滇池北部聚落集聚的核心區，是盤龍江等10余條河流匯入滇池的入湖區，是核密度高值范圍最廣的區域；“一心”為滇池東南部聚落集聚次級中心，南沖河、白魚河等河流在此匯入滇池，在湖口三角洲形成核密度高值區；“一帶”為流域北部沿牧羊河—盤龍江形成的核密度高值分布帶。水文類地名聚落主要沿滇池湖岸集聚，在滇池北部、東南部集聚為2個高值區，并在北部山區沿河流形成小范圍次高值區；地貌類地名聚落在滇池流域北部和東南部形成多個分布高值區，并沿牧羊河—盤龍江形成高值分布帶；動植物類地名聚落在滇池北部和東南部呈現出顯著的多中心性特征（圖3）。

人文類地名聚落的空間格局集聚性更強，形成了“一主一副”的雙核心結構，分別位于滇池北部、東南部沿岸地區。建筑類和姓氏類地名聚落空間格局與人文類地名聚落整體空間格局相似；經濟生產類和軍事類地名聚落為多中心分布，核密度高值區分布于滇池沿岸；祈福類地名聚落在滇池湖岸地區形成“一主多次”的集聚特征，少數民族類地名聚落則集聚于寶象河流域，并在北部山區形成次級聚集區（圖4）。

整體聚落分布密度的雙中心結構，揭示了在水退人進的趨勢下，滇池流域人居活動重心的轉移過程。古滇池水域面積廣闊，今日北岸的湖積平原尚未露出，而滇池東南岸的平原間有小山丘，比較容易開發，是８世紀以前人居活動的核心區，如新石器時代的貝丘遺址、古滇國時期的石寨山遺址均位于此，這與東南岸“一心”相吻合。8世紀之后，隨著自然環境變遷導致的水位下降，滇池北岸逐漸成陸。唐廣德二年（764 年），南詔國修建拓東城，意味著滇池流域的人居活動重心發生了自南向北的重大轉移，此后，大理國時期的鄯闡城，元代的押赤城、中慶路城，明清的云南府城均位于滇池北岸。隨著北岸的持續開發，水位下降速度加快，尤其是元明之后，北岸終成地勢平坦、河網密布、人居條件良好的區域，并發展成為如今的昆明主城區。這與北岸的核密度高值區相吻合。

自然類地名聚落的“一核一心一帶”格局、人文類地名聚落的“一主一副”格局，揭示了整體聚落格局雙中心結構的更多細節，反映出人類活動介入滇池流域人水關系的過程。元至元十年（1273年），云南行省建立，先以大理國時期所建的鄯闡城為省城，名為中慶路城。因該城屢受水患威脅，遂遷至海拔更高的北部。同時，云南平章政事贍思丁·賽典赤通過疏浚出湖河道海口河，滇池水位大幅下降，“得萬頃良田”；又在最大入湖河道——盤龍江上游修筑松華壩，發展灌溉水系和約束河渠，大大擴展了灌溉面積。通過對“一出一入”的雙重干預，極大增強了滇池水文環境的可調節性，北岸得以涸出大量土地。軍事類地名聚落的高值區從滇池東岸延續至北岸，表明明代實行大規模的衛所鎮戍屯田（以規模龐大的半軍事化組織實現高強度開發），通過金汁河、橫山水洞等控制性水利工程的建設，持續擴大了灌區面積，使“一帶”得以形成。地貌類、經濟生產類地名聚落的高值區較為分散，表明在重點開發北岸的人居化進程中，人居活動從湖積平原延伸至北部山區，形成多樣化的經濟生產方式類型。水文類地名聚落的高值區與灌區基本重合，反映了以滇池北岸為重心的灌區建設持續至清代，人居活動的累積效應，強化了滇池北岸作為人居活動的核心地位。

3.3 集聚特征：水系型集聚

核密度分析結果（圖2）表明：聚落分布具有明顯的水系集聚特征，為深入探討聚落在水系周圍的集聚程度，運用緩沖區分析法進行研究。以滇池湖岸以及匯入滇池的一級支流為依據，在支流邊界設置2km 的緩沖區，向外構建4個湖岸緩沖區與支流緩沖區（按0.5km等距劃分）。

兩類地名聚落均呈現出與水密切相關的水系型集聚特征：位于支流緩沖區中的聚落數量遠高于湖岸緩沖區；總體表現為距離水系越遠，數量越少的衰減特征。在自然類地名聚落中，地貌類與動植物類地名聚落在支流緩沖區內的衰減趨勢更加顯著；在人文類地名聚落中，姓氏類與軍事類地名聚落沿水系顯著集聚，而少數民族類地名聚落則遠離湖岸區（圖5、6）。根據分析結果：1）水文類地名聚落在湖岸緩沖區中占比最高，但又分散于支流緩沖區中，表明以水為核心的治理活動遍布于各支流，但以鄰近湖岸區為重心；2）地貌類地名聚落在支流緩沖區中占比最高且較為分散，表明滇池湖岸區的地形相對單一，而在遠離滇池湖岸的支流區，地形的復雜程度增加；3）軍事類地名聚落與姓氏類地名聚落數量多且集聚程度高，但軍事類地名聚落的分布特征與水文類地名聚落重合度高，即較為均衡，分布于支流區，表明戍墾軍人可能是修建水利設施的主體，姓氏類地名聚落集聚于滇池湖岸附近，表明滇池湖積平原的聚居人群的身份已經多元化，這與明代后期屯墾制度逐漸弛廢有關；4）少數民族類地名聚落遠離湖岸但位于支流緩沖區內，表明少數民族的人居行為與湖積平原的屯墾聚居關系不大；5）結合語義分析，動物類地名在滇池近岸多涉及水棲類動物，如魚、螺螄等，而隨著與滇池距離增加，轉變為以牛、馬等家畜為命名要素，表明經濟生活從水依賴過渡到農耕依賴（表3）。

隨著滇池水位下降的成陸過程，新墾土地不斷增長，但尚存沼澤星羅其間，水患頻發。“若春時雨水缺乏，竟成干河；若夏秋間雨水盛行，山水漲發，流入河內不能容納或至沖決漫溢，淹壞民居”，修建調節性樞紐水利工程的需求日益迫切，故派官員“興修水利，疏濬修筑啟閉閘壩”，明代在最大支流盤龍江上修建南壩閘就是其中重要一例。南壩閘的修建，為北岸湖積平面的開發創造了條件，還極大消除了水災隱患，此后通過疏挖湖濱平地，形成了10條河渠展布的扇形灌溉水系，最終于清代形成盤龍江“一源十尾”的水系格局，水利效能極為顯著，形成了聚落點緊密依托水系的灌區集聚特征，這一特征充分印證了滇池流域北部牧羊河-盤龍江沿岸的聚落分布格局，而近代昆明城的雛形就在此基礎上形成。除滇池最大的支流盤龍江外，眾多高密度分布的河道與灌溉渠相互交織，形成縱橫交錯的水網。因此聚落體系多伴隨著水系開拓，在明初多以衛所鎮戍屯田的方式發展而來，并以長官姓氏命名。在明代中后期，隨著水文環境逐漸宜居，大量民屯村落也得以集聚，多以大姓命名，最終形成水文導向的軍事型聚落和姓氏型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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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解析：滇池流域聚落格局的演化特征

4.1 驅動因子指標體系構建：基于人水交互的地理基礎

滇池流域的地名是在人水關系的交互過程中形成的，地貌環境與水文環境是人居活動的基礎。參考已有研究所選取的影響因子以及研究區域人-水關系的特征，選取坡向（X1）、坡度（X2）、海拔（X3）、地形起伏度（X4）、年平均氣溫（X5）、年平均降水量（X6）、河網密度（X7）7個影響因子來探究聚落空間格局演變機制。

4.2 地理探測器驅動因素解析

4.2.1 單因子驅動效應：海拔與河網主導的空間分異

對滇池流域矢量地圖進行創建漁網、建立采樣點等處理，提取采樣點并去除異常值，將漁網內各類別地名密度與驅動因子分別編碼為Y與X，利用ArcGIS軟件對漁網內各類別地名密度與驅動因子進行柵格化處理，將所有因子重分類后，輸入地理探測器軟件，得到因子探測結果（表 4），用于評價7個影響因子對滇池流域聚落地名格局的影響程度。7個影響因子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滇池流域聚落空間格局是由多因子共同驅動的結果，各因子的影響力降序為：海拔＞年平均氣溫＞河網密度＞坡度＞地形起伏度＞年平均降水量＞坡向，海拔、年平均氣溫、河網密度3個影響因子對滇池流域聚落格局影響程度最大。其中，年平均氣溫屬于不可控的自然因素，而海拔、河網密度則是人為活動中的關鍵因素。

4.2.2 多因子交互效應：非線性增強機制

滇池流域的聚落格局是多因子交互影響的結果。將自然、人文類地名聚落中的任意2個因子組合，探討多因子耦合作用的影響。GeoDetector 交互作用探測結果（圖7）表明，任意 2 個因子之間呈現出雙因子增強或非線性增強的關系，且以非線性增強為主，即任意兩因子相結合交互作用后，對聚落空間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單一因子的作用。數值最高的分別是海拔（0.164）、氣溫（0.123）、河網密度（0.122），且均比其他因子高出一個量級。而海拔與河網密度、海拔與降水、氣溫與河網密度的組合交互作用對滇池流域聚落空間格局的影響排前三位。因為降水與氣溫均為自然因子，在人為因素中，海拔與河網密度的組合效應無疑最為重要。

4.3 時空演化機制解析

4.3.1 近世時期：海拔-河網互嵌驅動機制（13—19 世紀）

交互作用探測結果表明，海拔和河網密度的緊密關聯，表現為一種互嵌作用，對13世紀（元代）以來短時尺度中滇池流域聚落空間格局的塑造有著顯著影響。互嵌作用的形成過程為：自13 世紀（元代）至19世紀（清代），滇池湖面持續變小（圖8），水位持續下降是大量臨水聚落形成的前提，水位變化的實質是聚落海拔的指示因子，海拔較低、臨近水系的聚落點無疑更具有生產生活的優勢，同時，通過對河道的不斷疏浚以及水利工程的持續建設，當地居民最終于19世紀（清代）建成了完善的灌溉水系，在滇池流域北部形成了較高的河網密度，分散了上游來水，不僅顯著擴大了入湖口沖積扇面積，還通過蛛網般的水渠拓展了灌區面積，從而使海拔較低的聚落較少受到水患影響，聚落才得以聚集在河網密集的低海拔地區。即，互嵌作用對于聚落格局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其效應在于完善了灌溉體系，保障了農業用水安全，使滇池流域的聚落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天然降水的依賴。也因此，對于農業生產有重要影響的降水因子，其作用僅為 0.027（圖7）。

4.3.2 歷史長周期：人水關系雙重演進線索

（新石器時代至20世紀）如果說海拔與河網密度的互嵌作用反映了13世紀之后人水關系的細節，那么在更長時間尺度內，則有2條線索貫穿了滇池流域的人居環境演化進程。第一條線索是從新石器時代至12世紀（宋代），在此長時間尺度內，滇池主要以自然系統的方式存在，人居行為表現出顯著的“水文約束”特征，即居民適應瀕水自然環境、利用滇池湖岸區域進行漁獵與農耕活動，以“擇水而棲”的方式，在滇池南岸發展出“耕田邑聚”社會形態，并在7—12世紀（唐宋）對滇池北岸進行了初步開發。第二條線索是從13 世紀（元代）至20世紀大規模工業化之前，在此短時間尺度之內，滇池作為“人-水”的復合系統而存在，人居行為表現出“人水互動”特征：從13世紀（元代）大規模興修水利、疏浚海口河開始，滇池流域進入水利時代；14—16世紀（明代）在已修建水利設施的基礎上，繼續深挖海口河，加固松華壩并在盤龍江新修南壩閘，修建了金汁河、銀汁河等灌溉水系，使農田灌溉面積大幅度提升；17—20 世紀（清代）通過系統性的河道整治，從而構建起以“一源十尾”為特征的灌溉水系網絡。人類通過屯田、治水等方式大規模干預自然系統，降低滇池水位促使滇池水域退縮，以“治水而居”的方式，在滇池北岸和東岸涸出大面積可耕土地，形成“南漁北耕”的空間分異規律。滇池的開發重心也從東南岸轉移至北岸，依次在滇池北岸建成的中慶城、云南府城、清代昆明城是此時期人居活動的顯著標志。兩條線索相繼，構成人水關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變遷演化內涵（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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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基于地名學與 GIS 技術的交叉分析框架，結合語言分析、空間格局分析與地理探測器模型，系統揭示滇池流域聚落體系在水文主導下的空間演化機制，主要形成以下理論洞見。

1）滇池流域整體聚落格局呈現雙中心結構。北部沖積扇區依托盤龍江水系形成行政-經濟復合中心，東南湖濱平原區則保留早期漁耕文明的特征，形成“南漁北耕”的地理分異規律。這一過程始終貫穿著“水退人進”的總體趨勢，通過衛所屯田、興修水利、灌區拓展等人水關系的重大變遷，使人居活動的重心從東南岸轉移至北岸，在逐漸累積的人居行為中，對水文環境的良性可控得以實現。

2）人水關系貫穿了滇池流域聚落格局的演化過程。短時尺度下海拔與河網密度互嵌，通過水利工程降低河床高程、擴大沖積扇面積，顯著增強了低海拔區的聚落承載力；長時尺度下從“水文約束”到“人水互動”，聚落重心遷移軌跡與湖岸線退縮過程的顯著空間耦合，印證人水關系的階段性轉型特征，實現了從“擇水而棲”到“治水而居”的范式轉換。

3）地名學與空間分析方法的結合為人居環境科學的跨學科研究提供了創新路徑。本研究通過構建地名語義與空間屬性的耦合分析框架，證實了地名學在人居環境過程重建中的時空解碼功能，其多源異構數據的解析能力為流域人居環境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論。

回溯歷史，可見以人水關系為主線的人居環境變遷脈絡延續至今。當前，滇池流域作為昆明城市規劃建設的重點地區，在當前空間規劃轉型的大背景下，筑牢河湖生態屏障的規劃舉措，對于滇池流域人居環境的生態安全格局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地名作為民俗風貌和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底蘊的反映，蘊含了不同階段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在城市建設中，對傳統地名的搜尋、地名文化內涵的挖掘、新地名的合理命名，不僅有利于保護傳統地名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對遵循城市發展規律，實現人水關系和諧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因多時段切片地名數據的繁雜，本次研究主要針對當前較為穩定的聚落地名進行梳理，對于不同時間段聚落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有待后續研究推進。

作者：王迎澳、胡維建、彭文、楊宇亮

來源：《風景園林》2025年第04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歐陽莉艷

校對：劉 言

審訂：王玉鳳

責編：楊 琪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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