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勞動收入占比自1995年起持續性降低，在2011年之后開始逐漸回升。勞動收入占比下降將會加大收入差距，不利于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也會導致家庭收入相對下降，出現消費不足，不利于經濟增長。有學者指出，中國勞動收入占比下降與收入差距呈現負線性關系，提高勞動者報酬份額有利于收入公平；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勞動收入占比的先降后升與居民收入差距“倒U型”結構意味著前者水平提升不一定使后者水平降低。兩者觀點存在一定差異，因此，需要進一步厘清以完善初次分配政策的選擇，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統一。

從國際比較看

勞動收入占比與基尼系數

目前，國內外學者針對勞動收入占比這一數據進行調整，主要有四種方法：一是把按收入法核算的GDP中的混合收入（自我雇傭工人的所有收入）并入勞動報酬，合并成為勞動收入；二是把農業增加值與勞動者報酬合并成為勞動收入（因貧窮國家中普遍有一半的自我雇傭者在農業部門）；三是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中采取的調整方法，根據不同國家的情況運用不同方法（上述兩種方法、假設自我雇傭者勞動收入占比與其他勞動者相同、假設自我雇傭者與雇傭者平均工資相同）；四是直接運用企業支付給雇員的勞動報酬收入數據。四種方法各有優劣，采取第四種方法，可以避免主觀調整帶來的誤差。

以此為基礎測算發現，全樣本國家的勞動收入占比主要集中在40%—70%之間，與發達國家的經驗分布結構形態類似，但發展中國家相對聚集在下端的40%左右。可見相較于發達國家，仍有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收入占比處于低位區間。基尼系數在全樣本中分布的范圍主要集中在0.2—0.4之間。發達國家的經驗分布結構形態與全樣本相似，而大量發展中國家具有較高的基尼系數，即收入差距較大。

勞動收入占比與基尼系數的

U型趨勢

隨著時間的推移，樣本國家的勞動收入占比明顯呈下降趨勢，且各國勞動收入占比分布較為集中。而近十年來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趨勢越發明顯，許多國家的勞動收入占比向低位區間擴散。樣本國家基尼系數隨時間的變化態勢總體平穩，各國基尼系數的分布比較分散，多數處于0.2—0.6的區間內，呈現出由集中到分散再到集中的趨勢，高點出現在1998年左右。這反映了各個國家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存在很大差異。近年來，基尼系數過高的國家有所減少，但處于基尼系數低位區間的國家也減少了，說明基尼系數在許多國家仍有上升勢頭。從全樣本來看，基尼系數與勞動收入占比存在U型關系。勞動收入占比小于60%的國家中，收入差距隨著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而縮小。勞動收入占比大于60%的國家中，收入差距隨著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而擴大。

自1978年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勞動收入占比呈下降趨勢，近年來下降趨勢趨緩。其中，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占比與時間的擬合曲線斜率的絕對值小于發展中國家，即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占比下降趨勢要緩于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占比與基尼系數的圖形關系與全樣本的情況相似，呈現出U型，散點的分布較為集中。勞動收入占比小于50%的國家中，收入差距隨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而縮小。勞動收入占比大于50%的國家中，收入差距隨勞動收入占比的提高而擴大。對于發展中國家，勞動收入占比與基尼系數呈現出負相關關系，且散點分布較為分散。可以猜測，在發達國家中勞動資本要素收入分配差距、個體勞動收入分配差距對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相當，在發展中國家勞動資本收入分配差距是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長期來看，勞動收入占比與收入差距呈U型關系。當勞動收入占比超過53.1%（根據數據測算而得）時，勞動收入占比的上升反而會使收入差距擴大，其原因是高技能和低技能勞動者收入差距加大。從分類來看，勞動收入占比與收入差距在發達國家呈正相關，在發展中國家呈負相關但不顯著。處于工業化中前期、工業化后期的國家勞動收入占比與收入差距的U型曲線所處位置不同，當前處于工業化中前期的國家更多位于U型左側，勞動收入的上升可縮小收入差距，工業化后期的國家更多位于U型右側，勞動收入占比的上升會擴大收入差距，后工業化時期勞動收入占比與收入差距呈正相關。從時間來看，各國勞動收入占比與收入差距在1978—1997年呈正相關，在1998—2017年呈負相關。

調節收入分配的實踐啟示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中國在經濟發展中改善自身收入分配上要注意以下四點。

第一，根據現有的發展階段，應大力提升勞動收入占比。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國家勞動收入占比及基尼系數特點明顯。根據錢納里經濟發展階段劃分標準，中國處于工業化后期。從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來看，中國及其他同等階段國家表現出明顯下降，從基尼系數的變化趨勢看，中國為迅速上升，中國勞動收入占比與基尼系數的變動幅度更大，勞動收入占比與收入差距負向關系明顯。因此，為了縮小收入差距，應當全面提升勞動收入占比。

第二，要結合經濟結構轉型，合理控制勞動者內部收入差距。從前文的結果可以發現，一味提高勞動收入占比不一定會縮小收入差距，對于勞動收入占比更高的發達國家更是如此。其原因主要是經濟結構轉型和發展中不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大，表現為技術進步更加有利于高技能人員，而不利于低技能人員；企業分配政策更偏向于管理層，而不利于普通員工。因此，在關注勞動資本要素收入分配的同時，還要關注個體間收入分配的差距，要在分配政策上限高增低，國有部門要限制高管工資過快增長，制定高管工資與普通員工薪酬的最高倍數，各類企業要充分發揮工會力量，建立代表員工利益的薪酬委員會，落實和保障普通員工社會福利。

第三，提升人力資本水平，適度增加政府干預。現有研究發現，人力資本水平、政府干預對基尼系數均有重要且穩定的負向影響。一方面，人力資本指數提升意味著勞動者普遍技能水平提高，會縮小工資差距；另一方面，技能勞動力為自身匹配資本收入的能力也得到提升，縮小了勞動資本的收入差距。政府干預對基尼系數有負向影響，因此，政府要通過政策積極引導社會的合理分配，如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投入，防范教育、住房、醫療和養老行業的資本化與市場化。

第四，加快貿易結構轉型，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國際貿易帶來的技術傳播和資本流動對一國的產業結構轉型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也讓勞動要素更加深入地參與生產，激發了勞動者的創造力。但從現有研究來看，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對基尼系數的提高有正向作用。因此，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加快貿易結構轉型，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提高本國勞動者所得。

（作者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