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讀歷史學家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令人深思，特別是本書第四部“巨人醒來，1919”，講述西方媒體眼中的五四運動——歡呼“中國開始覺醒”。經授權刊出書摘，讓我們一起看看，一百多年前西方人是怎么看待中國的五四運動的。

文｜王笛

“中國開始覺醒”

比勝利更偉大的是中國的覺醒。——美國專欄作家喬治·索科爾斯基

美國關于五四運動的報道，相當大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對“中國開始覺醒”的歡欣鼓舞。它們從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強烈反應，看到了中國不再是渾渾噩噩的逆來順受的民族。中國人意識到了權利要由自己去爭取，而不是等待，學生站到了時代的最前列。

要砸碎枷鎖

西方媒體普遍把五四運動，視為“中國開始覺醒”的一個部分。《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紐約太陽報》 （The New York Sun）的專欄作家喬治·索科爾斯基（George E. Sokolsky）發表《中國抵抗日本》（China’s Defiance of Japan）的文章，指出在這兩個月內，由于“中國開始覺醒”，因此“公眾輿論”變得強大起來，腐敗的官吏“被迫向學生低頭”，日本不得不放棄其征服中國的最“激進的計劃”。

索科爾斯基指出，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促使了中國的覺醒。過去的中國是“沉睡中的中國”，但是在日本步步緊逼下，中國人逐漸醒來。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時，只引起了“輕微的騷動”，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依舊是在沉睡。但是巴黎和會對中國訴求的否決，終于讓中國人覺醒了，掀起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來反抗北京政府和日本。

但很不幸的是，官員們以為這只是學生的一時興起，不肯向民眾的意愿妥協，但學生運動很快便擴展開來，電報像洪水般地發往巴黎，告訴參加和會的中國代表：中國人已經覺醒，絕不會承認把山東交給日本的《凡爾賽和約》，工人、乞丐、小偷、妓女、賣唱女都參與了罷工罷市，接著郵政、警察和消防等各部門人員也威脅要緊跟其后。在強大的壓力之下，政府不得不讓步，而且“已經顏面盡失了”。“三個賣國賊”被革職。罷課罷工勝利了，中國拒簽和約。

巴黎和會會場

資料來源：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源自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比勝利更偉大的是中國的覺醒”，這時的中國人民“能夠明確有力地表達民主”。學生們組織起來去“教育這個國家的民眾和窮苦的孩子”。在上海，為交不起學費的孩子開辦了16所免費學校，全國每一個城市都有類似的活動，“學生到農民中去，到農村，開展了民族統一的運動”。

商人們組織起來表達了“對民主的要求”。資本家開設公司創建民族工業，以前與日本人合作的項目“現在轉而尋求美國的投資”。在這個階段，“表達民族主義情緒的現代戲劇占主要地位”，在每個店鋪門口都飄揚著中國的五色旗。索科爾斯基欣喜地看到，“日本最怕的是中國覺醒，四萬萬中國的道德覺醒已經發生。”

美國媒體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鼓舞，它們問道，“有什么秘密讓這些年輕人擁有力大無比的力量？”它們所得到的答案是，由于“正義”的力量，要恢復原來德國所控制的山東的權利。她是個“神圣的省份”，因為這里誕生了孔子和孟子，“得到山東就如同得到了中國的掌上明珠”。德國在1897到1898年對山東的侵略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原因之一，現在德國的衣缽穿在了日本身上，這是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枷鎖，“還我青島” 已成為數以百萬計民眾的戰斗口號。

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也強調了這個運動顯示了中國人的覺醒。7月4日在給國務卿羅伯特·藍辛的電報中，芮恩施報告說：“政治大局喚醒了人們，商人和學生領導了這個國家的公民組織的成長。學生并不單純意味著在校學生，而是包含了所有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們。”

芮恩施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巴黎和會帶給中國的只是失望，但是也“產生了一種令人鼓舞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使他們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由于學生的積極推動，全國各個階層都受到了影響，但是學生力圖避免國際上對運動會產生排外的猜想，比如當牽涉外國企業的時候，為了不讓事態復雜化，便到上海工廠去說服工人，要他們不罷工，反而受到工人的指責，“你們認為我們對國家沒有感情，對賣國者不憤恨嗎？”

雖然美國主流媒體認為中國還處于混亂之中，但是它們也為五四之后的中國人已經覺醒而歡欣鼓舞，認為中國人的“自我救贖”有了希望。1920年3月16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了以《中國人民的覺醒》為題（Awakening of the People of China）的文章，這實際上是已經卸任的芮恩施的一次演講。

在講演中，芮恩施指出中國的輿論在對外國勢力侵犯的問題上，“表現出一致的堅決抵抗態度”，認為“中國的民族運動已持續了一段時間”，而且已經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明確的、精心組織的民眾運動。”芮恩施稱，是中國的學生最早組織了反對巴黎和會的決議，商人也加入其中，這是他們“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參與國家事務”。不過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其實甲午戰爭因為阻止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學生便參加了政治運動；辛亥革命商人已經登上歷史舞臺，甚至組織了商團。前兩次都沒有五四運動這么大的規模和廣泛的參與。

芮恩施認為，五四運動不是排外，而是通過罷課、罷市和抵制日貨對日本進行抗議。這場運動爆發和組織過程給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以至于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之一”，并且“對公平有強烈的渴望，不能容忍不公正的待遇。”

現在看來，芮恩施對中國的看法未免過于樂觀。芮恩施所宣稱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之一”，顯然他對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有過高的估計。從前后文來看，他在討論五四運動及以后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就是說，在當時中國存在這些運動興起和發展的空間，說明當時政治系統存在相當的民主因素，但所謂“最民主的國家之一”就完全是言過其實了。

芮恩施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充滿信心，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從巴黎和會決議的禍害中，產生了一種令人鼓舞的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使他們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而結合在一起”。

各大報對中國的聲援

對于中國因為山東問題所掀起的風潮，五四運動之后，美國媒體仍然持續地報道，持續不斷地批評日本和聲援中國。1919年8月3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發表的艾伯特·福克斯（Albert W. Fox）的文章《中國抵制日本》（China Resists Japan），指出中國人愛國的浪潮“已超出了當局的控制”。根據種種的跡象來看，中國學生繼續參與保護國家主權的運動，抵抗外國侵略，爭取自由。在華的日本學生也舉行了示威，“中日學生之間也發生了沖突”。反日團體在中國到處出現，商人拒絕出售商品給日本人。婦女們組織了“中國婦女愛國社”，學校的年輕女性紛紛參加這場反日運動。

根據福克斯的文章，日本官方意識到抵制日貨是一種有力的武器，對此反應強烈。日本駐華公使就抵制日貨對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指責在上海和漢口間的日本輪船無法卸貨，日本商人損失慘重。中國外務部表達了遺憾，但日方并不滿意，可能“會要求中國給予賠償”。不過，文章認為，在京的中國官員哪怕想和日本妥協，實際上在民情洶洶的情況下，也不可能“屈服于日本的威脅”。在華南地區，抵抗日本威脅的呼聲非常高，南方政府也不會接受任何北京當局的屈服政策。

《紐約時報》關于日本強占膠州灣的報道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1919

源自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文章指出，中國應當保持南北一致，采取一個共同的愛國的政策，表示無論是中國軍隊還是學生，“都不會被日本軍事力量的威懾所折服”，表達了他們為國捐軀的決心。事態的發展加劇了形勢的惡化，傭人和勞工甚至抬轎子的苦力，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店鋪，都拒絕為日本人服務。

抵制日貨運動大大激怒了日本官員，這使得東京方面威脅說，對煽動者要采取“嚴厲措施”。實際上地方政府對抵制日貨運動，還是采取了壓制的措施，一家漢口的雜志被迫停刊，只是因為其提及了要抵制“敵貨”，這只不過反映了“普遍的大眾情緒”。通常鼓動者“已經很克制”，避免帶有特別攻擊日本的語言。

按照《郵報》這篇文章的說法，為什么日本對山東問題特別關注，超過當時的任何其他事務？這是他們利用對青島的占領，將大門打開讓嗎啡貿易進入中國。日本憑借在中國市場走私嗎啡和其他藥物，已經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利益，這對日本的錢袋子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任何針對嗎啡，鴉片或其他類似藥物的抵制活動，都大大威脅著日本的經濟利益。

據研究，日本在中國臺灣制造鴉片煙膏，然后輸入到青島，1918年為21萬日元。同時從印度輸入生鴉片，先運到神戶港，然后再轉運青島，僅1918年1——9月，通過這一途徑運入青島的鴉片不下2000箱。日本商人則在山東各地所開設的藥房、商店、洋行、旅舍、妓院等地方，售賣毒品，藥房“無一處不販賣嗎啡”。

抵制日貨運動的中心最初是在上海，后來運動最激烈的是在廣州，那里同業公會發達，控制了貿易。起初只是零售業拒絕日貨，參加的消費者也不多，但是發展迅速，很短的時間內致使了幾十家日本店鋪破產。接著是抵制使用日幣，上海和北京的許多店鋪都貼著拒收日幣的告白。銀行也開始拒絕日幣兌換，批發商開始拒絕在日本商社訂貨，甚至拒絕履行抵制活動發生之前的訂單。在幾周之內，日貨銷售下跌50%到75%。輿論認為，中國的愛國者已經不僅成功地讓日本人遭受了貿易的巨大損失，并擴展了與其他國的貿易，以取代日本。

對于中國來說，抵制活動是“對日本報復的一種方式”，不過只能作為“暫時的抗議方式”，只有將抵制日貨的活動轉變為激勵民族工業的崛起，以及發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才能使國人真正受益。

從一開始，學生組織者反抗當局的暴力，宣傳他們的正義事業。他們從北平出發，整個暑期都宣傳他們對日本的反感和抵制，本國工業的逐漸增長，華商則因此獲利。據報道，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已經通過相關部門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對聯合抵制中遭受的貿易損失表示不滿，認為必要時需要軍事的介入。

日本官方也只能回答說，沒辦法迫使中國商人違背他們的意志買賣日本商品。日本考慮到情況的嚴重性，為了滿足日本商人的要求，日本駐華公使向中國外務部提出抗議。雖然北京政府對中日關系表達了良好愿望，但這并不能阻止普遍的抵制活動。

五四運動后，美國媒體認為中日之間存在戰爭的危險。福克斯的文章便認為中日之間“戰爭的可能性和危險性日益增加”。中國在山東省主權的喪失，中國許多地區引發抗議活動。“新的沖突并有可能在巴黎和約墨跡未干之際發生”，如果那樣的話，那將“強烈震蕩著這個世界”。局勢比較嚴峻的地方包括：山東、東北以及其他地方，“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已經發生流血事件”。日本軍隊和軍艦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其中”。吳佩孚請求北京政府同意軍事介入以“抵御外侮”。反日情緒在整個中國高漲，中國人的聯合抵制活動給日本人造成了金錢損失，開始向政府施壓，由此五艘日本炮艇和驅逐艦在福州和廈門試圖恐嚇本地人，“以破壞抵制日貨運動”。與此同時，借口保護日本總領事館，日軍也準備在廈門和福州登陸。

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19年12月4日的報道，在中國的一些地方，抵制日貨也遭到政府的壓制，使抵制日貨受挫，有的人因為參與愛國運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濟南，中國人“購買日貨得到官方的保護”，以免于“示威活動的騷擾”。而有些中國商人推廣國貨，“卻由于戒嚴令而無法進行”，而“損失慘重”。不過，日本制造商在山東也遇到極大障礙，中國人拒絕出售給他們原材料。日本的國際競爭對手則因此獲得了機會，特別是給美國人的機會。因為“美國政府至今拒絕承認山東條款，由此獲得了精明的中國商人的青睞”。

這篇文章批評國際社會，凡爾賽會議才不久，“其他國家開始忘記中國的痛苦”。不過文章相信，中國人“不會忘記他們在山東問題的解決上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因為這一決定影響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改變了這個國家在外交關系上的態度，一場全國范圍的愛國運動已經興起。從凡爾賽合約的公布，隨著時間的推移，哪怕是大規模的政治和學生運動在大城市減少，但是“反日情緒的擴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

從媒體的報道看，五四以后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是非常明顯的，對美國在巴黎會議中國問題上的食言批評得十分厲害。同時，對日本為什么力圖控制山東也有深刻的分析。可以概括出下面的若干要點：

首先，這些報道反映了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的國內局勢，即學生運動的繼續發展，商人的相應，以及抵制日貨的運動的擴展；其次，日本對中國反日風潮的反應，以及政府試圖壓制國內的日益發展的反日運動；再其次，反映了美國對山東問題的基本態度，雖然巴黎和會上美國沒有實現它對中國的承諾，但是會后試圖尋求彌補。最后，美國輿論占在中國一邊，一定程度給美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改變巴黎和會對美國形象的損害，就必須對中國要有相應的補償。

北京大學演講團學生被捕，1919年6月4日。攝影：甘博（Sidney D. Gamble）

資料來源：Sidney D. Gamble Collections, Library of Duke University

源自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怎樣可以幫助中國”？

1919年12月號的《大陸月刊與西部雜志》（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發表斯坦福大學教授、日本問題專家帕森·崔特（Payson J. Treat）題為《我們怎樣可以幫助中國》（How We Can Help China）的文章。崔特指出山東問題在美國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說明美國人非常在意他們在中國的利益”，隨時準備對這個亞洲大國施以援手。除了“一致譴責日本取代德國攫取其在山東的利益外”，還應該讓多數美國人認識到，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處理，“對中國沒有一點幫助，甚至一定會危害世界的安定”。

美國政府和民眾已經意識到中國出了問題，但關于癥結所在，卻眾說紛紜。在過去，他們把中國的問題“歸結于保守和儒家思想的引導”，認為它們“阻礙了中國追隨日本的腳步學習和掌握西方進步的秘密”。后來，他們轉而指責清代統治者的無知和落后，阻止了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和步入現代之路。甲午戰爭之后，又把問題又歸因于歐洲列強對中國的干涉，尤其是沙俄、英法和德國。1905年之后，人們認為日本成為了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

崔特認為，中國人擁有巨大的精神和文化的財富，因此“每一個在華外國人對中國都歆羨和熱愛”，很多好心人同情“這個衰敗的國度”，譴責日本對中國的政策。一些人思考怎樣幫助中國，但是對北京政府的能力抱懷疑的態度，因此提倡“以外國監管”來保障北京政府的效率，藉此“糾正中國根本問題”，并堅信如果這個舉措實施，整個國家將會隨之發展。崔特聲稱，許多“中國人民真摯的朋友”提出了各種計劃來幫助中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準備為國效力。而那些認為美國的成功就是因為建立了優良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美國人，“很愿意幫助中國人”。

崔特說，美國人很快將拿出一個更快捷幫助中國的方案，去解決“日益嚴重的外國對中國的控制和干預”的問題。過去簽訂的條約給予了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權、治外法權和關稅控制。在“門戶開放”政策之下，所有參與協約的國家一體均沾。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之時，俄國已拿下租借旅順港的特權，并把滿洲和蒙古納入勢力范圍；英國有兩塊租借地，外加鐵路和開礦特權；法國擁有一塊租界和重要的鐵路與開礦權；德國擁有膠州灣和山東的特權。自從1904年把沙俄從南滿趕出以及一戰中把德國從山東趕出后，日本就顯示了“勝過自己歐洲老師更加卓越的‘掠奪’才能”。

過去美國只是冷眼旁觀，盡管海約翰（John Hay）宣布了得到列強廣泛接受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也不得不接受1898年劃分勢力范圍和租借地的既定事實。當沙俄開始著手奪取整個東北時，美國“對此表示抗議”，在日本1915年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之后，美國“再次提出抗議”。但是沒有一個聯合起來的機器“反對列強，以保護中國”。文章認為這樣的機器，“應該由國聯來提供”。

崔特預測，在美國加入國聯之后，國聯將能夠前所未有地幫助中國。當日本和俄國的侵略者們覬覦東北、蒙古、山東或福建的時候，國聯要保證“中國以及國聯其他成員國的領土完整”。按照國聯的準則，凡影響國際關系之任何情勢，足以擾亂國際和平或危及國際和平所依之良好諒解者，任何會員國都有權提請大會或常任理事國注意。

中國可以基于自身主權，對所有之前勒索中國的租界提出異議，“美國自然會支持中國，而且英國及其海外聯邦也會加入我們，法國可能也會和西方倡導的民主站在一起”。美國應該給予中國的援助，“現在到了美國給中國提供巨大援助的時候了”。國聯將會“維持中國的主權完整，及提供所有能消除中國當前政治及經濟頹勢的方法。” 不過崔特也指出，沒有人能夠提出一個永久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中國必須自我救贖，同時世界上任何有遠見的人都應幫助中國。”

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由于美國內部的意見分歧，國會對《凡爾賽和約》關于山東等問題的條款的不滿，拒絕批準和約，美國因此最后并沒有加入國聯，因此所謂依靠國聯為中國主持正義也成為了泡影。

另外，崔特這篇文章的觀點，也存在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他提出要國際社會介入中國政府的管理；但另一方面，卻又提出要防止外國對中國政治的干擾，這也反映了中國情況的復雜以及作者對怎樣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迷茫。

歡呼中國的覺醒

從美國媒體關于五四運動的報道，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整個輿論、美國社會是怎樣看待五四運動的。美國在華媒體和美國知識分子，都扮演了積極支持運動的角色。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美國的主流社會是與中國站在一起的。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美國幾十年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在民國成立以后，美國在威爾遜總統政策的指導之下，對中國和對日本的態度截然不同。

美國一直認為日本侵略成性，是遠東和平和門戶開放主義的最大障礙，美國的利益也因此受到損害。雖然說主流輿論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并不一定代表美國政府，但是在巴黎和會之前，美國政府和美國主流媒體在對中國和日本的態度上是高度一致的。

美國站在中國一邊當然有為自己的利益考慮，但是也必須承認，美國還有其道義和建立長遠世界和平的設想。美國輿論看到這場運動是對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一種強烈的反應，明確地表示美國在這個運動中應該站在中國人一邊，帶有一種反對恃強凌弱的價值觀和主持正義的味道。

可以這樣說，從美國政府到知識精英到外交官到美國在華的人員，從上到下幾乎是共同地對日本保持著警惕。而美國的這個政策，客觀上對中國保持獨立完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國媒體與威爾遜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出現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的對日妥協，威爾遜遭到了輿論的猛烈的批評。過去在研究這個時期美國對華的態度中，強調是美日矛盾的結果。但是當我們考察美日矛盾的根源，就會發現是因為美國要制止日本在遠東的霸權，特別是對中國的野心，以有利于門戶開放政策在遠東的推行。所謂門戶開放政策，就是要維持中國的主權完整的條件下實現各國利益均沾，因此與日本攫取中國領土的野心產生了非常尖銳的矛盾。

《凡爾賽和約》的簽訂

資料來源：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源自王笛《中國記事（1912—1928）》（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

但同時美國也擔心激進的學生成為運動的主流和領導者，這實際上不利于中國民主的發展。美國對中國的影響應該說只是曇花一現，隨著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從對美國的幻想中覺醒過來，對西方和美國的失望日益加深，越來越看重蘇俄的道路，開始熱情地擁抱布爾什維克，甚至包括像孫中山這樣的民族主義者也發生了這樣的轉變。

最早系統研究五四運動的周策縱，在他的影響非常大的《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的第8章《世界主要國家對五四運動的態度》，用了三節討論了這個問題，即“日本的反應”，“西方的兩種態度的對照”和“蘇俄的吸引力”。只是簡單描述了芮恩施關于上海外國租界當局鎮壓學生運動的態度。讓我吃驚的是周先生竟然沒有對美國就這一問題列專節討論，按道理說他在研究美國與五四運動關系的問題上的研究有十分有利的條件，而且在資料方面也占有先天的優勢。我猜想，他沒有專門討論這個問題，可能是他沒有注意到美國與運動發生之間的密切關系。

關于五四運動和美國的關系，徐國琦采用了比較傳統的觀點，認為一戰期間以及“中國在巴黎和會上被出賣之前，中國由于對中華民族的復興已加入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充滿厚望，因此舉國上下為此興奮不已。現在這種希望的破滅，直接導致五四運動的爆發，因此促使中國人尋求第三條道路，這是一條介于西方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道路”。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討論五四運動爆發原因的時候，都是把西方列強看作是一個整體，美國被看作近代以來西方對華侵略的主要列強之一，傾向于籠統地評論巴黎和會議上西方列強的對華政策。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會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上，與其他列強有非常大的差別。這種不同，是從1913年威爾遜任總統之后所一以貫之的，體現在1913年成為最早承認中華民國的主要西方國家，反對《二十一條》，敦促中國參加一戰，以及在巴黎和會上與日、英、法等國關于中國問題上的矛盾。

美國媒體的報道，美國對五四運動的態度，以及五四運動中的美國因素，提供了一個觀察五四運動的新角度。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媒體強調中國的覺醒和崛起，特別是高度評價青年學生在運動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時也在討論他們對這場蓬勃發展的學生運動發展的擔心。

而且一些美國媒體還成為中國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等發聲的平臺，發表他們的文章，表達中國人民的態度，讓西方世界聽到中國人民的聲音，反映了他們作為局外人的理解。而這些局外人的觀察，提供了看待這個運動的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式。既有對中國認識的局限、誤區乃至偏見，也有冷靜、理性、多元的觀察，還透露了美國社會和人民對這個運動的態度。

由于美國媒體和精英以及在華人員都抱著明確支持中國的立場，這讓日本非常惱火，于是關于運動是由美國幕后指揮的謠言便甚囂塵上。這種謠言的出現，既是日本試圖把其侵略行徑所引起的中國人民憤怒的責任轉移到美國人身上，同時美國旗幟鮮明地站在中國一邊可能使一些日本人產生錯覺，懷疑后面是美國人在支使。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當時美國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和自由民主觀念的擴張，的確有著密切的關系。

巴黎和會上美國放棄了對中國許諾的支持，讓中國大失所望，也讓中國人不再信任他們曾經無限敬仰的美國。美國朝野也在反思，美國做錯了什么，怎樣進行彌補，怎樣贏回中國人的信任，怎樣推動中國內部的改革，怎樣這個國家才能進入一個有序的、法治的、民主的國家？顯然，美國媒體已經意識到了，由于巴黎和會所造成的惡果，中國人民對西方世界的失望，他們已經開始在選擇一條美國所不希望看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