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25日下午3時許，河北灤縣（現為灤州市）公安局接到安各莊鄉鄉長郭蘊普電話報告稱：在安各莊村北約二里處槐樹底下發現無名男尸一具。

接到報案后，公安局立即組織力量，由副局長吳殿軒帶刑偵隊長李炳新，偵查員周守義、王英州，靳登科等幾個同志趕赴現場，進行勘查。

現場發現兩枚足跡，一大、一小。死者年齡約在25歲左右，頭部有鈍器傷4處；一條腿較粗，一條腿細，衣兜內有1957年5月23日從唐山表店買表發貨單一張。現場南側花生地內20米處發現一根長約1米、粗．約4至5公分的木棍，上面沾有大量血跡。

從現場勘查分析：

其一、死者兩腿粗細不一，判斷死者生前是跛足。

其二、現場遺留腳印，一大一小，經對比鑒別，小腳印是死者所留，大腳印是兇手所留。按通常規律，中國成人的腳長相當身高的七分之一，據此推斷兇手身高超過平均值，是個大高子。

其三、從死者兜內的買表發貨單推斷，死者在5月23日曾經去過唐山。

現場勘查提示在場的警察：要查兇手是誰，首先必須查清死者是誰；然后再從死者生前的活動，發現兇手線索，才能偵破破案。

局領導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刑偵隊長李炳新、偵查員周守義和偵查員陳江三人。他們三人接受了任務，成立“5·25”專案組，隨即開始了緊張的思索和追蹤偵查。

開始從查清買表發貨票入手。首先到唐山市，取得了唐山市公安局的支持和各派出所的幫助，一一查閱了三十多個旅店的店簿，召開服務員座談會，按現場發現的特征作了介紹，請服務員回憶，終于在唐山市小山大陸旅店查出曾有一個拐子和一個大個子住過店。

從店簿上查明：拐子名叫韓宗禮，年齡25歲，原籍遼寧省綏中縣北大陸溝鄉辛莊子村。大個子登記姓名為王清義，男，30歲，山海關西關村人。

專案組立即趕赴遼寧省綏中縣大陸溝鄉辛莊子，查得該村確實有個韓宗禮，家有母親，弟弟。弟弟名叫韓宗順，在沈陽工作。專案組訪問了韓宗禮的母親，她說：韓宗禮5月19日外出，帶款200元，說要出去做買賣，至今未回。她又說韓宗禮是一個人外出，并無同行人。

專案組又來到山海關西關，但這里卻根本沒有王清義其人，也沒有發現現場線索中的那個“大個子。”

偵查的第一階段，是一得一失：一得是：從綏中縣辛莊子尾隨作案的可能被否掉了。一失是：“大個子”的線索中斷了。

當初在調查現場時，東安各莊村退役不久的復員軍人邸炳義曾經提供一個情況，他說：“死的這個拐子，還有一個大個子，在高家店門前我看見過他們。我還問過他們話，這個人我要是再見到他，還能認出他來。”

專案組聽到反映后，及時找到高家店經理高煥榮調查，高煥榮證實了邸炳義反映的情況屬實。但是當專案組問他死者和大個子口音像哪兒的人時，他表示說不準。

鑒于這種情況，專案組想：既然口音辨不準，那么，大個子也許是本地人。因此，“偶然”相遇而作案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為了不漏掉兇犯，專案組決定擴大偵查線索，采取了“撒大網捕魚”的方法，在現場固圍的有關村莊摸底排隊，摸出了大個子男人97個。專案組必須一一查清在發案的時候這97個大個子都干什么？有無作案可能？

這當然是一件十分瑣碎。十分細致又十分嚴肅的工作，專案組依靠各村治保會，在“有無作案時間”這個關鍵性問題上，對97個大個子都逐一查清了，也都逐一否掉了。

通過20多個晝夜的查訪，“當地偶然相遇作案”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專案組向局長匯報時提出：當地既無作案人，應把偵查的重點放在尾隨作案上。死者從家中外出時，是一個人，已證明無尾隨作案人。尾隨作案的最大可能在綏中縣城。因而，專案組確定把偵查重點放在綏中縣城關。

專案組趕赴綏中線，通過火車站售票員和警察等同志查出，5月21日曾經售出綏中至灤縣的車票兩張。這就進一步證實了“由綏中尾隨作案“的可能性，堅定了專案組三人繼續偵查的信心，為防止兇犯漏網，在綏中縣從城關到大陸溝鄉沿途，我們又逐村逐人摸底“摸”出117個大個子，集中調查這些人有無作案時間這個關鍵問題。

專案組經過苦苦核查，也全部查否了。

在查無線索的困境中，專案組找到了綏中縣公安局請求給予協助。他們很熱心地提出了綏中的四街有個復員軍人名叫丁建武，說他經常在市場上值勤，眼界寬，腦子好，他可能提供線索。隨即請丁建武同志到專案組住的旅店談訊。

丁建武說：“我只認識一個倒賣白薯秧子的，姓韓，是個拐子，他是城北大陸溝鄉的人。”接著他又認真回憶說：“有個叫包玉林的，是內蒙人，可能和韓拐子認識。他們在集上談過話，像熟人，他正是個大個子。”

臨走時，丁建武同志又說：“包玉林過去總在綏中，最近不見了。他有個朋友是城東全家屯人，叫賀仲奎，他了解包玉林。”

專案組于是來到綏中縣城東八里遠的全家屯，找到了賀仲奎。他是個農民。包玉林原在公安部隊工作，參加守護全家屯大橋，二人就是那時認識的。據賀仲奎介紹，包玉林復員后跑火車板作買賣，經常來綏中縣，總住在賀仲奎家，兩個人關系較好。

當專案組向貿仲奎了解包玉林最近的情況時，賀仲奎介紹說 “包玉林是5月20日中午從我家走的，說去關里作買賣。5月26日回到我家中，到家后就洗腳刷鞋，把白膠底鞋涂上粉以后，當天就說回家，臨走時把鞋送給我了。回憶他當時的神色是有些不安。”

賀仲奎把包玉林的鞋交給專案組，經辨認鞋上有污點，經送檢化驗，認定鞋上遺留污跡確系人血，但因量小無法作血型分析。

賀仲奎介紹包玉林是內蒙自治區哲里木盟通遼縣敖力布搞鄉烏九營村人。

專案組立即趕赴通遼縣，首先深入到包玉林家鄉烏九營子村。專案組以內蒙哲里木盟民政局“登記復員軍人”的名義，從包玉林姐夫李伯林家找到了包玉林的一張相片，返回灤縣請東安各莊復員軍人邸炳義辨認。邸炳義說：“就是他！”

由此確定，包玉林就是和死者同行的那個大個子。至此已經證明包玉林是殺死韓宗禮的重大嫌疑犯。

發現重大嫌疑與確認殺人兇手還有不小距離，專案組還必須弄清兇犯所搶劫的手表財物的去向。進一步向縱深偵查了解到：包五林從綏中就去了內蒙古，在通遼市住了半月，他和一個女流氓鬼混在一起，以夫妻相稱住旅店。這期間他先后換了三塊手表。

專案組了解到包玉林在邇遼旅店住宿時，他把一塊手麥賣給了同住該店的一位旅客，經查，他是喇嘛寺衛生所所長。因此，專案組需要找到這位所長調查核實。但是，如果去喇嘛寺要經過渺無人煙的一百余里的沙漠，行走很困難。

后旗圖里有個秘書是唐山人，經再三考慮，他派交通員馳馬把那位所長請到圖里來。專案組把表買回，懷著希冀的心情返回送往唐山表店。

誰知經過該店職工辨認，不是被劫去的那塊手表。

這時候偵察任務就更重了。局領導又為專案組增派了郭維賢同志，再次去內紫伯吐，直接找到包玉林的姑夫王占敖。專案組估計包玉村：很可能就在他家。

據了解王占敖是個教員，有文化，但膽子小。找到他后，專案組同王占敖說：“你和包玉林有什么連手的事沒有？”

王占敖說：“包玉林給了我一塊手表”。

他把手表交給專案組，感到這塊表與被搶劫的那塊相類似。

這時專案組又向王占敖指出：“包五林就在你家，你要很好監視他。我們就住你村。包玉林有重大犯罪嫌疑，如果他有行動要立即報告我們。否則，以窩藏罪犯論處。”

專案組對王占敖一方面教育啟發，一方面又嚴密控制。同時迅速帶手表回縣，經鑒定確認此表正是被搶的那決。

至此，人證物證俱全。經報檢察院批準依法逮捕。

1957午8月22日把包玉林從距灤縣1963里的內蒙捕獲歸案。由于證據確鑿，包玉林很快交代了殺死韓宗禮的全部過程。

包五林于1957年6月21日在綏中縣遇到韓宗禮，韓宗禮約包王林一起到灤縣趙各莊找他的朋友張希爵買白薯秧子。包玉林說沒本錢，韓宗禮說：“我有”。就這樣，包玉林和韓宗禮由綏中坐火車來到汁旦。

由于附近不止一個趙各莊，所以他們先到安各莊以北的趙各莊，但該村沒有叫張希薊的人，又去古冶北趙各莊去找，也未找到。他們就先到唐山買表，在唐山大陸旅店住了一宿，又去灤縣小馬莊鄉趙各莊去找張希爵，還是沒有此人。因韓宗禮是跛足，走路費力，在趙各莊以北的胡里莊村頭從農家寨子上拔了一個五公分粗的柳木棍，當作拄棍用。他們又想返回安各莊北邊的趙各莊再次尋找張希爵。

5月25日中午在樹下休息時，包玉林頓起歹心，拿起木棍，打死韓宗禮，搶走手表一塊，人民幣90元，然后逃回綏中，又回到內蒙家鄉。

他在交待完罪行以后說；“我想在距家兩千里處作案，你們是破不了的。想不到公安人員還是把我找到了。”

審訊后，經印證核實，現場兇器木棍確是從胡里莊村頭寨子上拔來的，包、韓二人并在胡里莊住了一宿。

那么，為什么三個趙各莊都沒有張希爵這個人呢？

經查，張希爵確有其人。他是安各莊以北商家林鄉以西栗園村人，他去山海關賣白砦秧子時，在外報的是“趙各莊人”。

至此全案真相大白。經公開審理，依法判處包玉林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