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五四運動被認為是中國近代一場徹底的民族覺醒？

因為中華民族在救亡圖存，向死而生的關鍵時刻，五四運動擔負起了它承上啟下的歷史使命感。

五四運動現場

一：從洋務到新文化運動

從1860年洋人從海上打來，中國開始了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一些精英階層，比如說魏源，左宗棠，張之洞，李鴻章等人，認為打不過洋人是因為技術不行，于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了洋務運動。到了1895年，經歷了三十年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的中國居然慘敗給了蕞爾小國的日本。于是又有人認為光學西方的技術不行，還得學西方的制度，比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光緒等人，他們想通過制度改革讓中國成為一個像西方一樣君主立憲的國家，于是就有了戊戌變法和清末的新政。

但是到了民國時期，袁世凱和張勛接二連三的復辟稱帝，讓一些人覺得不管是仿照歐洲的君主立憲制，還是學習美國的共和制，好像都不能讓中國崛起。于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認為中國必須要打破傳統的封建壁壘，擁抱民主與科學，通過白話文徹底改造國人的思想，于是就有了新文化運動。而五四運動剛好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不但轉變了上層精英階級的思想，還轉變了中下層廣大老百姓的思想，大多數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女性和青年等不同人開始主動參與、主動推動社會變革。以此為基礎，才能有抗戰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

新文化運動領袖

二：中國人為何對巴黎和會滿懷期待

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巴黎和會。所謂的巴黎和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戰勝國為了解決戰后問題，重新制定國際秩序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由于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向歐洲派出了大量勞工，他們在戰爭前線挖戰壕、修工事、埋尸體、掃地雷、運糧草、送給養等等。但凡戰爭所需，中國勞工幾乎無處不往、無所不為，他們不但保證了協約國軍隊順利作戰，還加速了戰爭的結束。

一戰時的中國勞工

戰后中國以戰勝國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舉國歡騰，全國放假三天來慶祝這一歷史性時刻。在過去的80多年里，中國經歷了太多挫折和不公平的對待，中國人積怨已久的民族情緒在這一刻瞬間釋放開來，中國太需要一個歷史契機來一雪前恥。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知識分子都認為這次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而這句話幾乎成了當時國人的口頭禪。北大校長蔡元培也向群眾演講，講述了《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之前提出了關于戰后國際關系的14點公平、公正、公開的和平原則，強調各國一律平等，尊重弱小國的權利，廢除秘密外交，建立國際聯盟等。

蔡元培演講《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外交經驗匱乏的中國人天真地對威爾遜的外交說辭深信不疑，大家對公理和正義充滿期待，對于巴黎和會滿懷希望，想通過這次會議徹底解決自鴉片戰爭以來遭遇到的所有不平等待遇。中國當時還列了一個要解決的問題的清單，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山東問題和二十一條問題。所謂的山東問題是一戰期間日本出兵趕走了在山東青島的德軍，并把青島據為己有，但由于在軍事上打不過日本，中國想通過這次和會把青島要回來。所謂的二十一條，就是指日本趁歐美列強在歐洲打仗，無暇東顧，在1915年強迫袁世凱政府簽訂的二十一條嚴重侵害中國主權，利益和內政的不平等條約，相當的喪權辱國，中國想通過這次和會也把這二十一條給廢除。

二十一條最后文本

三：巴黎和會前的一盆冷水

但一戰后的世界真的會像威爾遜所說的公平、公正、公開嗎？民國政府興致勃勃地派出了五位代表前往巴黎，但這五位代表到了巴黎之后就感覺被潑了一盆冷水，中國被告知列為三等國，只有兩個會議席位，而英、法、美、意、日被列為一等國，各有五個席位。而且巴黎和會的最高權力機關是由這五國各派2名代表組成的，對會議的內容有最終的裁決權。中國代表發現，同樣是戰勝國，原來也要被分為三六九等，這并不像當初說的公平、公正啊。

中國代表

其實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看上去是促進世界和平的“唯一”可行的計劃，但不過只是好聽的外交辭令。美國作為在一戰中后來居上的強國，他想在戰后當這個世界的老大，想要主導新的國際秩序。為了得到世界各國的支持，威爾遜嘴上打著主義的幌子拉攏人心，心里想的卻是變相打壓傳統列強的勾當，他真正要迎合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事已至此，中國也只能接受兩個名額的現實，由五個代表輪流派出兩人出席。

威爾遜

四：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

巴黎和會在開始之后，中國代表感覺又被潑了第二盆冷水。他們發現這次和會解決不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所有不公平，只能解決對德戰爭期間的問題，中國能爭取的除了廢除德國和奧匈帝國跟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之外，剩下的就只是日本強加給中國的山東問題和二十一條問題。而山東問題恰好也是日本的底線。日本在一戰中根本沒去歐洲打仗，他們只是出兵趕跑了駐扎在中國青島的德國軍隊，然后占領了青島，所以日本人恬不知恥的把青島當成了他們唯一的戰利品。本來美國是偏向讓日本把青島歸還給中國的，但在會議上卻發生了意外。

巴黎和會

意大利首相因為歐洲阜姆地區的歸屬問題退出了巴黎和會，當初英法為了拉攏意大利加入協約國，許諾在戰后將阜姆地區劃撥給意大利，結果此次巴黎和會上英法食言了。日本敏銳地抓住這個機會向美國施壓，要是美國不答應日本的要求，他們也將退出巴黎和會。如果意大利和日本這兩個強國都退出巴黎和會，那巴黎和會就可以宣布破產了。而美國是一定要確保巴黎和會成功舉行，他要借此機會樹立自己世界老大的位置，還要在此基礎上組建國際聯盟。美國總統威爾遜這時睜著眼睛做了一件昧著良心的事，他決定犧牲中國，選擇向日本妥協，讓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

巴黎和會日本代表團

五：五四運動的爆發與蔓延

消息傳到國內，國人震怒。正所謂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巴黎和會讓中國人看清了戰后的國際秩序依然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不存在什么公理戰勝強權，巴黎和會也只不過就是大國之間的利益交換，中國人再次感受到了弱國無外交的巨大落差感。1919年5月4日，北京多所高校學生聚集起來，開始游行，并高呼：“誓死力爭，還我青島，保我主權”，“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嚴罰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這三個親日派“賣國賊”。

五四運動爆發了！學生們的游行隊伍先是走到了東郊民巷向各國公使請愿，然后從東交民巷出來，來到趙家樓胡同的曹汝霖家，曹汝霖藏了起來沒被發現，學生們一氣之下一把火把曹宅給點了，痛打了逃跑時被發現的章宗祥，這就是五四期間的“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后軍警趕來維持現場秩序，并逮捕了32名學生。不過這件事引起了各界人士對學生的關注和支持，紛紛抗議政府逮捕學生。這場學生運動開始越鬧越大，有人在天安門金水橋南邊掛起一副非常引人注目的對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頭。

在接下來的一個禮拜，上海、天津、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等地的學生也紛紛罷課，成立聯合會響應并支持北京的學生。到了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罷工，商人開始罷市來響應學生，抵制日貨的聲音也越來越大。面對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曹汝霖、陸宗輿和章宗祥被免職，總統徐世昌辭職。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沒有出席6月28日在凡爾賽宮舉行的對德簽約儀式，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的浪潮開始平復了下來。在三年后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通過和日本簽訂的《中日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成功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五四現場

六：一場思想革命的勝利果實

五四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高潮，打破了傳統士紳和政府之間“文以載道”的舊式合作模式，學生和青年首次以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身份登上了政治舞臺。它不但催生了自由主義，還發展了共產主義，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當我們回顧五四運動時，最直觀的記憶莫過于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滿腔熱血、視死如歸的精神面貌。他們愿意為國家前途舍生忘死，以實際行動回應時代的召喚。承前啟后、救亡圖存，成為歷史賦予他們的神圣使命。事實也證明，那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用數十年的奮斗，交出了一份令人敬佩的時代答卷。也正是他們在百年前所點燃的那團愛國火焰，穿越時間的長河，成為后代青年最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