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遺產》是茅盾文學獎得主張煒對陶淵明多年研讀、體悟的結晶。在本書中，張煒先從“魏晉這片叢林”說起，將讀者帶入陶淵明所身處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盛行的魏晉時期。我們由此觸摸到陶淵明掙脫官場、投身田園與農事所蘊含的豐厚意義：在“文明法則”與“叢林法則”之間，陶淵明做出了自己的判斷與堅守。

張煒還通過與高更、梭羅、荷爾德林、彭斯、維吉爾、托爾斯泰、蒙田及屈原、莊子、王維、“竹林七賢”、孟浩然等諸多藝術家的對比，將陶淵明置于廣闊的價值參照系中。在文明史上眾多相似與不同的比照下，陶淵明的光輝分毫未減，而終成為一個時代的孤高標本。

此外，本書還捕捉到陶淵明人生中眾多的生命沉思，并揭示其深刻的哲學意蘊與詩學價值，頗能給當代人以巨大啟發。

無眠的尊嚴

作家張煒

人與人的區別是很大的，有的人為了一點施舍可以舍棄一切去追逐，不管不顧。茍且，乖巧，機會主義，背叛出賣，這都是人們所熟悉的。而有的人為了恪守，為了維護尊嚴，可以放棄生命。世上確有偉大的殉道者，如布魯諾被燒死在鮮花廣場，如許多許多為人類尊嚴而殊死一搏的人。這種情況屢有發生，而且被作為一種不可企及的人格高度得到推崇。這在大多數時候是可以理解的。生命一旦誕生，就要面臨各種各樣難以預測的復雜狀況，有時候的確被逼到了絕境，因為不可承受而孤注一擲。我們對這種決絕給予了充分的諒解，并深深為之痛惜。我們不能將犧牲者的瞬間心情完全還原，只能憑個人的生活實踐和人生經驗來體味和領悟。

但是另一方面，對這種激烈的生命反抗也會產生各種各樣認識的盲角和誤區。反抗的方式將因為不同的境遇而不同，因當事者的不同而變得千差萬別。比如說陶淵明厭惡時世，不與當時的強勢集團者合作，卻并沒有像伯夷叔齊那樣餓死在首陽山，而是轉向了人人可為的耕作生活，并從中找到了自己的樂趣，獲得了個人的滿足。陶淵明將一種沖撞的激烈緩釋開來，讓生命變得豐盈和熱愛。這種尊嚴的表達不是采用了瞬間撞擊的方式，而是化為綿長徐緩的堅持力。他在強暴面前沒有非此即彼，沒有在合作或對決中執其一端。

有人希望他是一個維護晉室正統、不與強權合作的典型，很樂于強化詩人的對抗性。在一些人的愿望里，特別是作為一個旁觀者，其實是很愿意看到“硬幣”的另一面的，仿佛只有那樣才算完美，才令人有滿足和痛快感。然而陶淵明并沒有滿足這樣的期待，不但沒有做“另一面”，而且他的言與行也不處處對應著強權與時政，更多的倒像是受興趣支配，是由著本性的一次職業變更。他直接做了“另一枚硬幣”，即回到他自己最喜歡最能夠接受的生活方式當中去。

實事求是地講，陶淵明離開官場的行為既有不合作的元素，也有其他，這里面本來就非常復雜，比如他習慣了自由散淡，比如喜歡農家生活，比如打理族產的愿望和責任，還有田野和酒的吸引，等等。這一類事情是最不能依照我們的心愿加以“提煉”的，一旦“提煉”出一個主題，就會說來說去沒完，看上去也很像那么回事，很痛快很有條理，但就是與實情不符。縱觀關于古人今人的一些描述，一些分析和概括，總覺得有什么不對勁，因為凡是一個成熟的有閱歷的人都知道，人這一輩子不會那么簡單，不會那么邏輯化，這里面實在有太多的即興太多的不可思議，更有太多的偶然性。

后人為了作文章這點私事和小事，常常不惜改變基本的事實，這種情形并不少見。比如抓住一點不計其余，比如任意拔高或貶低，比如把極簡單的事情說得特別復雜或正好相反。像陶淵明，他即便在剛剛離開官場時火氣很大，日子長了這火氣也總要撤下來，因為他需要面對的東西還有很多，一切都要從頭開始。這也是一個漸行漸遠的過程，是一種很現實的、多重的選擇。

張煒古詩學六書

我們也不能以詩人的道路去否定其他。陶淵明不應成為唯一的榜樣，推動人類文明的方式也不止這一種。尊嚴的表達是自由的，它發自人性的本源。同樣是不合作的憤怒，有時候也并不一定是出自心底的自由意志，倒極有可能是服從和跟隨于周邊的、群體的沖動，是一種不知不覺中的遷就。對強勢的不妥協，除了直接的反抗與沖撞之外還有什么？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就提出過的。

陶淵明背過身去過自己的生活，不僅沒有做出那種激烈的、大幅度的動作，而且很可能在許多時候并不認為這是一種“反抗”，平時大概也不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但客觀上看這樣一種狀態卻一定包含了反抗力，但這反抗的目標既大又遠：不僅僅是篡奪和背叛晉室的階層和士族，而且還有違背個人天性和自由的諸多因素。

詩人自覺不自覺中做出的反抗，目標既巨大又分散，所以就需要更長時間的韌性堅持，僅靠一時的憤怒和決絕是完成不了的。他的行為既包含了理性的推動、判斷和鑒別，更是出于性情的偏愛。長久地做一件事，堅持下去，需要的支持力就要十分韌長。他要不斷地回答一些問題，不斷地猶豫和懷疑。也許就是這些反省和質詢，才沒有讓自己在最艱難的時候放棄，沒有重新折返到舊路上。因為他不會昏昏睡去，所有的總結和自叮，都會一次又一次將沉睡的尊嚴給拍醒。

精神潔癖

張煒古詩學六書

我們通常會在更多地道德化、社會化地認識所謂“反抗”的時候，把解決那些切近的現實目標，作為最大和最艱巨的任務來對待。其實一個人爭取自由的反抗，最艱難最沉重的任務也許要分散得多、遙遠得多和廣大得多。一些危害個人自由的因素有時要來自特殊的、不為所察的一些方向和角落，它們更隱蔽也更無跡，所以就更容易失去警惕，更難以捕捉和瞄準。

我們在閱讀陶淵明的時候，總覺得他豐腴飽滿的個人生活里面，蘊含著對那些未知的、渺遠而分散的外力的警醒和反抗。這種反抗更多地出于本能，是無時不在的。所以陶淵明在用一種模糊的、全部的生活，對抗壓抑自己生命的那些未知的或不可命名的元素。我們越是從這個角度和層面理解陶淵明的所謂“反抗”，越是有可能接近于一個生命的原態和真實。

當我們越來越感到陶淵明對后世知識人，包括普通人產生的巨大感召力時，常常不由得設問：這其中的奧秘到底來自哪里？經過不斷地追索，會發現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人人生來都要面對的尊嚴（自由），是對這個至大問題的處理方式。每個人面對客觀世界受到委屈、壓抑和巨大不適的時候，都要尋找一個反抗的榜樣，或尋找一個逃匿和隱遁的方向。也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不約而同地找到了陶淵明，找到了這位晉代的兄長。

但是作為一種生活方法或榜樣的背后，當事人到底付出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一般人或許是難以細究的。大多數人或沒有這樣的能力，或沒有這樣的專注心。大家普遍愿意服從一些成說，比如后代知識人對陶淵明一次又一次的詮析和論證，服從那些對詩人最表層最淺顯的概括和鑒定，而不愿自己邁步往前，一直走到真實當中。對往昔的人與事，總是苦惱于沒有更多的現場記錄，所以服從一種社會化的、簡單化的詮釋常常是便捷和容易的，也會漸漸成為習慣。

陶淵明能夠深深撩撥我們的，是全部文字中透出的那種精神潔癖。人一旦有了這種素質和特性，就有了強大的人性力量，這種力量表現在原則與恪守方面，對“尊嚴”的要求非常強烈也非常敏感。這種“尊嚴”感時刻存在，不過并非時時具體表現出來，而是藏在了生命皺褶的深處。我們沒有能力抻開這些皺褶，只是被吸引，很難準確地說出。

陶淵明是一個對生活很挑剔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很韌忍的人。這樣的人內心世界里波瀾很多，卻不會經常形成外在的激烈。他已經習慣了自語和自叮，習慣了獨自處理內心里的問題。從詩文中看，詩人總的來說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張煒古詩學六書

感知這樣一個敏感自尊的人是比較困難的，這不光因為他的內向少言，還有他內心世界的豐富。這樣一個人到底是怎樣的，在過去了許久許久以后，也只有任人評說了。我們對他這樣的人感到好奇，卻又覺得抓不到要害。尤其作為一個網絡時代和物質主義時代的人，常常處于一種空前被侵犯被騷擾的狀態，也就對陶淵明這種恬淡的田園生活，對他拂袖而去的干凈利落，對這樣一個生活標本倍加向往。這種向往一定是伴隨著我們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們不同程度的誤解。時至今日，我們這些“現代人”尤其難以理解一個糾纏、自足、豐腴、活潑，同時又是痛楚猶豫的陶淵明。我們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風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個人閑適的田園洼地里去。

我們最愿意把他推到那片“桃花源”里，極不愿把他拽出桃花掩映的那個出口，只想讓他一直待在里面，而完全忘記了這只是詩人的一種假設、一種幻想和向往。這是詩人內心深處的一片燦爛，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居所。我們現代人羨慕陶淵明，是羨慕那種富足、自由和清閑的生活，卻從不愿正視和面對他的萬般焦慮和饑腸轆轆。

實際上過一種既富足而又沒有羈絆的生活，二者常常不能兼得。面對實際生活中的陶淵明，面對他在貧困中的掙扎，我們就會覺得他是那樣地不自由，那樣地沒尊嚴。于是我們也會忘記陶淵明在官場里的那些狼狽，四進四出的艱澀和猶豫。這些猶豫正表現出掙脫之難，因為詩人還抱有現實的希望：試圖緩解經濟上的拮據，能夠活得“體面”。以前官場上的“體面生活”卻給他帶來了更大的痛苦，這種痛苦比較后來的乞討哪個更大？究竟是陶淵明自愿走到了一種苦境中難以回返，還是他實在覺得后者的痛苦比較起來更能夠忍受？我們需要對此做出回答。

詩人到了特別困難的時候，還有好幾次應召的機會，但他都拒絕了。這一切顯然是關乎自由和尊嚴，關系到生命深層的痛苦記憶。沒有這些記憶作為參照，在物質極其匱乏的生活中，陶淵明是不可能打定主意堅持下去的。那種痛苦到底有多深，一個永遠在功名利祿中混跡，或從未混跡過的人，大概是無法理解的。

尊嚴感越強，精神的潔癖越重，越是意味著他在總結自己的時候，將發現更多的瑕疵和污跡。因為他對自己的標準很高。古人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穎水洗耳”的故事了，它講的是上古堯帝派使者來萁山見許由，想把帝位讓給他，許由聽后覺得自己受到了玷污，就跑到穎水里洗耳朵。巢父正巧牽牛過來飲水，得知緣由后，就怪許由招搖惹事，把水弄臟了，臟了他的牛嘴。如果把標準提到類似的高度，陶淵明會是很苦的，他在回顧總結自己的時候，一定會發現自己的瑕疵實在是太多了。

陶淵明并不是回來種地就割斷了以往，沒有那么簡單。當他深夜無眠的時候，肯定會想起許多令自己愧疚的一些關節：很多讓自己驚訝不已的事情，為何要忍受那么久那么多？他會后悔沒有更早地離開那里，這從《歸去來兮辭》和其他詩篇中都能看到。

陶淵明的那些田園詩把個人生活審美化了，這一點特別了不起。這樣的一個人，把歉收與勞累，甚至是其他一些坎坷，都能夠審美化。一般農民是不會用那種口氣談論“草盛豆苗稀”的，可就因為陶淵明是非同一般的農耕者，也才擁有了這樣的審美力與特別心。“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園田居五首·其三》）田間勞作的辛苦在詩中盡是一種恬美、自傲和滿足。

把苦難或平凡的生活審美化，主要還不是一種高超的寫作能力，而更多是表現了一種人生的境界，也表現出一種人格的尊嚴。一個人如果在生活中常作戚戚，又怨又怒，無法超越苦難，就會喪失全部審美的趣味。這樣的人終究是物質和世俗之人，一旦有了機會就會不停地訴說和渲染自己的苦難，甚至當成莫大的資本去夸耀，斷然不會有新鮮的創造力滋生出來。

陶淵明這樣一個靈魂和一般人是不一樣的，他大多數時候不以世俗利益的得失成敗來判斷事物，也就不會把官場的成功與否、把物質收獲的多寡作為自己的唯一指標。他的內心深處，精神方面的需求更為強烈。當他覺得心中不可忍受，那種懊悔和委屈一旦滿漲起來，其他的世俗利益也就無從談起了。

對比那些腰纏萬貫、權高位重的得意洋洋之人，陶淵明的尊嚴感極強也極真實。他無奢望，流汗水，不折腰，躲開危險，心懷藐視。我們會在這種參照下發現，那種物質和世俗層面上的所謂“成功”者，一生要折損多少個人尊嚴、埋沒多少精神覺醒。無數的委屈接受下來，漸漸就讓一個人精神麻木起來，讓他的尊嚴長期地睡去，怕是再也拍打不醒。

有的人只是淺睡，所以總有一天還會醒來。醒來的頻率和時間也就決定了生命的品質。陶淵明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的尊嚴常常是醒著的。

張煒｜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煒用長達數十年的長跑，完成了對中國古典詩學高峰成就的一次深入的概覽，“打開一條精神的地平線”。在“張煒古詩學六書”中，他把自己數十年深研的結晶向當代的讀者完全敞開

張煒的解讀文字，每一篇都是筆酣墨飽的美文，詩意沛然，文采斐然，以詩情對仗詩情，以美文碰撞美文，以生命品讀生命，在一位位頂級詩人身上開掘出豐盈，堪稱當代讀者走進中國古典詩學寶庫、領略漢語之美的第一課。

此書寫了大變局將臨的19世紀末：從廣州同文館回半島探親的青年舒莞屏，回程突遇風暴，借輪船延誤之期完成恩師重托，前往聲名遠揚的萬玉大營，由此開啟步步驚心之旅。從熱血沸騰的崇拜到摧肝裂膽的悲絕，從無法抗拒的誘惑到深冤凝結的仇讎，九死一生，舒莞屏最終沖出魔窟羅網。

這是一個韌忍和藐視、周旋和看破、決絕和撞碎的青春故事，一部艱難完成的世紀驕子傳奇，一場遲遲到來的男子成人禮。此旅之后，未來將不存任何奢望和僥幸，更不再膽怯和畏懼。

初審：方 也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