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社會變遷過程中，有兩種人對于現代化的發展承擔著特殊的社會功能，一種人是新興的知識型的中產階級，另一種人則是具有道德批判的話語權力的知識分子。本文試圖對這兩類人的特點作一簡略的分析。

作者簡介

蕭功秦，湖南衡陽人，1981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一、以知識為“軟資本”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也可以譯為中等階級（middle class），這一名詞長期以來被狹義地理解為資產階級的同義語。這種概念等同之所以出現，乃是因為中產階級這一概念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歷史上，歐洲封建社會后期的中等階級，即富有的商人階級，在工業革命的影響與沖擊下發展為居住于城市中的資本家階級。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中產階級就是西方歷史中的資本家階級或稱為布爾喬亞階級。由于對這一狹義概念的慣用，當我們談到中國有一個中產階級時，不少人就會習慣地以為，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了。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與避免被人誤解，中產階級這一用語很少被人們運用來表述中國現實生活中已經出現的這一分層化現象。

實際上，中產階級在其原生意義上，指的就是介于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這一階層是在市場的資源配置與社會縱向流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運用這一具有很強涵蓋性的概念來表述近二十年來的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分化，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屬于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中產階級人群，主要有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如建筑師、律師、私人企業中的技師、商業營銷人員、經理、與市場運作密切相關的影視工作者，收入較高的教授、醫生、股票經紀人與自由職業者，等等。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所受的教育、專業技能與知識智能，成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換取各種稀缺資源（財富、地位、名望與權力）的“資本”。

這種“軟資本”使他們在市場經濟競爭中與廣大藍領階層相比處于優勢地位。這樣，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他們與普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就逐漸拉大，這種社會分化中的向上流動過程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中間層就應運而生。他們比普通收入的藍領階層更富有，但與暴發致富的、有權有勢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在生活態度上與價值觀上則更具進取心。

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們不能把所有在經濟收入方面比較富裕的人士都稱之為中產階層，中產階級從本質上說，是指那些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能作為“軟資本”來參與市場競爭，并因此而取得競爭優勢的人們。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的審美趣味、生活態度與價值觀念，一般而言較為精致化。那些投機商、暴發戶、利用權錢交易的權勢尋租者，利用權力地位取得財富、地位等稀缺資源的人們，嚴格地說，并不屬于社會學意義上的中產階級。知識型企業家與知識型人才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主體。如果說，一個社會中的市場競爭可以分為有序部分與無序部分的話，從理論上說，中產階級是屬于前一部分而不是后一部分的產物。當然現實生活中的光譜并不那么清晰可辨。

那么這一意義上的中產階級與下層和上層社會階級相比，有什么屬于他們自己的特點？他們在現代化過程中承擔著什么特殊的社會功能？社會學家指出，首先，由于他們相對富有，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享有較高水準的生活質量，擁有較為輕松良好的工作環境，凡此種種，都會使他們對現實生活與現存秩序相對比較滿意，他們是現存秩序的得利者，這就決定了他們對社會主流價值與現存秩序有著較強的認同感。他們本能地反對震蕩療法的“革命”，這種溫和的保守性（這里的保守是一個中性用語），使他們對社會對立與社會矛盾起到緩解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會基礎。

其次，他們又并不完全滿足現狀，因為他們的利益往往受到錢權交易與官僚系統中的非法行為的侵害與不正當的阻礙。因此，他們希望社會制度與法制的進一步完善，希望中國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與制度建設，來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發展的空間與機會。一位公司經理曾對作者說過這樣一段話，過去，他們不得不通過“走后門”來獲得某些機會與方便，不得不以某些不合法的方式送禮送錢，以打通各種關節；當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他們覺得，通過非正當途徑來獲得發展的機會所支付的“交易成本”與代價越來越高，反不如通過制度的透明化來取得正常的收益，因此，他們越來越寄希望于政治體制改革與法制健全。這種思想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型企業家中具有代表性。

由此可見，中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成為支持改革與社會進步的新的社會基礎中的一種重要力量。如果說，暴發致富的特權階級滿足于體制的不健全，并從現存體制的漏洞中大量獲取食利機會，那么，知識型的中產階層則未必滿足于這種現狀。他們更傾向于體制改革。與特權者相比，他們有著更強的改革要求與愿望。

正是以上兩方面因素結合，一方面，他們希望變革，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希望激進的變革來否定現存體制與秩序，這一特點使他們成為漸進的改良政治的支持者。正如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凡是中產階級在社會分層中占較大比重，而上層與下層所占比重較小的“橄欖型社會”，將會是一個既具有進取潛力而又較少激進心態的社會；相反，中產階級較少，上層與下層之間又充滿對立與沖突的“工字型社會”則往往會成為激進革命的溫床。

二、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態度

當今中國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產階級已經作為一種社會勢力崛起。一般而言，中產階級對政治的直接興趣并不很大，他們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務，較少有興趣在社會上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然而，人們可以通過私下談話與交流，大體上了解他們對社會政治問題所抱的態度。

作者在80年代文化熱中結識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朋友，有不少人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以后通過下海經商而成為私人業主與三資企業中的白領人士。與十年以前相比，這些人當年所具有的激進知識分子的心態，可以說已經有了脫胎換骨式的變化，甚至幾乎可以說前后判若兩人。他們確實對現存秩序下的變革方式持相當積極肯定的態度。

他們認為，目前中國存在的這種社會貧富分化過程是現代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企業重組與股份化中的“過程不公平”，將由于資源的市場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終達到“結果公平”。一位在北京與上海從事房地產經營的知識型企業家曾這樣對作者說，“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實際上就是毫無指望的“無人所有制"，國有資產“流失”到他們這些民營企業家手中，這種過程確實充滿了灰色地帶，也確實存在著諸多不合理性。然而，他認為，民營企業家本人與其家庭可能消費的部分，充其量只是他們全部擁有的資產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

他們會把其余的絕大部分資金通過最為精打細算的方式，投入到市場經濟的生財過程中去。例如，他本人為了上一個房產項目，曾在上海某一地塊上反復考量了整整四個月，充分地考慮到可行性以后，才作出決定。以市場規律合理地配置其余百分之九十甚至千分之九百九十的資源，把它們用來創造就業，發展生產，這種生財行為，不但有利于自己，也同樣有利于社會與民族。

他們認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政治穩定高于一切。任何對這種穩定的破壞，都是對民族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們相信，由于中國二十年來的改革與國力的增長，使國家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來應付可能出現的危機與困難。他們與地方官員過從甚密，共同商討投資事宜。通過這種私人交往，他們中不少人認為，當今中國的大多數地方各級官員，是建國以來最熱心于地方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技術官僚。

總之，他們對中國的現狀與前景抱有相當樂觀的態度。他們比較關注中國新的市民社會的出現，認為溫和的知識分子、知識型的企業家與新一代的技術專家這三種社會力量的結合，將會使中國在經濟市場化過程中逐步為實現中國民主與中國社會進步創造必要的經濟基礎。他們認為中國目前選擇的先經濟后政治的發展模式是中國進步的希望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二十年以后的當今中國，新興中產階級成為主張在保持政治穩定的條件下的漸進變革的“新保守主義”改革思想的社會基礎

然而，中國當今的中產階級還有其自身的弱點。在涉及政治社會方面的問題時，他們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為參照點，他們中大多數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為前瞻的社會關懷。似乎也沒有強烈的道德激情。對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公正、下層民眾面臨的困難與問題，缺乏切身的體會與關注。他們自身的利益的獲得，又與特權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有這一些特點，都會使他們缺乏社會批判精神。

三、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

如果說，中產階級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卻務實而穩健，那么，與中產階級相比，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卻恰恰相反，他們充滿強烈的道德激情與正義感，然而卻往往不切實際，容易產生全盤改造現實的“烏托邦情結”。

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中，他們對中國的歷史選擇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里指的作為“觀念人”的知識分子，不完全是一個與“勞心者”的內涵相當的職業概念。更具體地說，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受過高深的人文教育，習慣于通過抽象概念來思考社會問題，同時又擁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識與信息來源，因而對社會問題與弊端更為敏感。這種知識與敏感的結合，使他們自愿地承擔起以關注社會、改造社會、改良社會為己任的道德使命。

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往往與個人所屬集團的利益沒有直接關聯，而與他們所自覺承擔的道德使命感有關。他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確認的信仰、價值與理念，來獻身于社會改造與改良的行動。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為理念而獻身的行動傾向性，往往又會導致知識分子希望以某種自己認為合理的、全面的、帶有烏托邦性質社會工程的藍圖，來改造社會。

從近代以來的世界現代化歷史來看，凡是中產階級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如英國與美國，觀念型知識分子并不很多，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當有限。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有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過社會壓力集團來申張自己的利益。在美國，從事社會公益事業，為社會而申張正義的人，一般都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觀念人”，而是被稱之為“專業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個專業的利益集團中總有一些以自己的專業立場與自身利益為基礎，同時又為社會公益事業而積極活動的人士。

然而，在歐洲大陸國家、俄國與中國以及東方各國的歷史上，知識分子“觀念人”則一直具有重要的作用，幾乎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是以那些視理念為生命的知識分子為核心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區別？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的解釋。

凡是產生知識分子“觀念人”的社會，如歐洲、俄國、中國，都具有社會階層分層較為顯著的社會結構。在這種傳統社會結構中，只有少數人可能有機會受到較高深的教育。這些精英分子與沒有受過教育、較少受到人文價值熏染的人們相比，會油然產生一種精英主義的責任意識、道德義務感與某種優越感。這是一批高于眾人之上的、因擁有知識運思能力而變得對政治與社會問題特別敏感、因執著于人文價值而具有對社會的批判能力的社會群體。

他們力求從理論上來概括社會問題，并力求從哲學、理念的高度來對社會中的不公平問題及其根源作出根本的判斷，并謀求對自己所意識到的社會弊癥作出根本性整體性解決的人群。這種人的最基本特點是，由于抽象理念中的理論因素而產生的社會政治判斷，與道德關懷相結合，而產生一種行動化的方向。從本質上說，知識分子更具有激進的理想主義的傾向性。

更為概括地說，一個階層分層較為明顯，從而僅為少數人受人文教育提供了可能的社會，以及社會矛盾與問題成為他們進行知識反思的資源的社會，是產生此類知識分子的溫床。這種少數受到教育的精英與廣大沒有受教育的下層民眾的兩級對峙，造成了精英與平民的分野，就會有一種人產生強烈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沖動。如果這個社會恰恰又有許多困難、矛盾以及面臨無法振拔的困境，那么掌握理念與思辯能力的精英們，就會充當了政治運動的發動機。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觀念型知識分子在20世紀政治中總會起那么重要的作用。而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旦“觀念人”取得意識形態上的話語權力，他們就會以自己的理念來改造社會，其結果，往往會由于不切實際而事與愿違。

結論：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互補中相互促進

在中國當今社會，出現了這樣一種新的現象：一方面，發展中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與困境，如貧富兩極化、官員腐敗、社會不公與種種矛盾，使傳統的觀念型知識分子具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話語權力來進行詮釋的巨大機會，使他們追求完美的“烏托邦情結”仍然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世俗化過程，又使那些崇尚務實與穩健，但缺乏道德激情與社會批判精神的中產階級不斷強大起來。

中國在現階段的進步，實在需要這兩種人的相互補充與支持。如果每個中國知識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熱情的同時，又能以一個專業人士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學家和詩人的方式來考慮中國問題；如果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求得自身發展的同時，能多一點社會關懷，中國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觀念人”的激進烏托邦理想來主宰人們對問題的思考，另一方面又會以漸進、穩健、務實、妥協與寬容的精神來選擇我們民族的前途，這樣的民族無疑是更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