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文翁室暗封苔蘚，葛亮祠荒享豆籩。貨出軍儲推賑濟，轉行交子頌輕便。”

公元1024年4月1日（北宋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樞密直學士、益州知州薛田，在成都主持發行了第一屆交子共1256340貫。成為世界上主持發行國家法定紙幣第一人的他，不久后寫下包羅萬象、試圖道盡天府之國的長詩《成都書事百韻》。詩文長達1400字，其中就有上面四句。

字里行間，薛田以文翁和諸葛亮，兩位成都乃至四川歷史上為政有名的人物作對比，突出自己“軍儲賑濟”和“交子輕便”的政績。千年之后的2025年，章夫在《1024—2024，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誕生地成都，以及千年來的世界》（簡稱《千年交子（三卷本）》）書中，也毫不掩飾地贊譽薛田的能力與效率，接受宋廷旨意后的一百天，就推出官交子。

時間回撥北宋，一張紙，能在古代金融與信用體系很不完備的情況下，成為一切商品及貿易的等價物，讓人不可思議。《千年交子（三卷本）》從民間的私交子，到十六戶富商聯保交子，再到政府發行官交子，娓娓道來，勾勒出我國在世界上最早發行紙幣的清晰脈絡。

僅僅從貨幣談貨幣，未免顯得教條和局限。《千年交子（三卷本）》開篇就制造了一種行文敘事的“突襲感”，搬出了一棵構樹（楮樹）。

一本貨幣歷史著作，洋洋灑灑講起了植物學，其實是把讀者的視野領入貨幣產業鏈的上游。從紙幣用紙的源頭講原材料和造紙，又結合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把交子產生的這片土壤與環境帶入。這讓人眼前一亮，看到在樹背后的一張紙幣如何緣起，也讓世人從更廣的歷史維度去理解一個國家的貨幣創新試驗如何發端。

而交子的發端地，在成都，是有歷史原因的。“揚一益二”的盛唐經濟格局下，成都已經是中國的經濟中心之一。盡管有唐末和五代十國的動蕩，但在秦嶺阻隔和盆地政權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到北宋消滅后蜀，成都社會的生活還算富足安定。

但太祖、太宗兩朝因為北宋全局財政需要，再加上發行的鐵錢笨重與貶值，這才催生了民間的私交子出現。章夫在《千年交子（三卷本）》中指出，“交子的誕生，正是當時的社會和政府倒逼出來的發明。”后來的官交子，不過是國家順勢而為的貨幣試驗。

在交子正式成為官方貨幣前，一度遭遇存廢的關鍵時刻。《千年交子（三卷本）》把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的寇瑊和他的繼任者薛田，對待交子截然不同的態度及原因講述得比較清晰。

這背后，沒有孰優孰劣的能力之分，而是對時局和趨勢的思考與把握不同。章夫還敏銳地捕捉到，最終官交子的成功發行以及世界上第一個金融機構——益州交子務的設立，都得益于一位成都皇后。她就是1022年宋仁宗即位時，臨朝稱制的北宋章獻明肅皇后劉娥。由于出生在成都華陽的原因，劉娥對家鄉的事情自然上心，本來她也想革新作為，順勢促成了官交子的誕生。

但《千年交子（三卷本）》也統計了兩宋時期，交子在山西、陜西、洛陽、淮南路等地區試點發行的情況，其中陜西第一次發行還失敗了。直到“（崇寧）四年四月，詔淮南許通行交子。六月，又詔交子并依舊法路分，兼通行諸路，惟不入京”。“惟不入京”，幾乎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紙幣在宋朝的矛盾狀態：成都乃至四川地區可行，其他地區坎坷且失敗較多，京畿地區一直沒有實行。章夫認為，千年之前存在明顯的信用塊壘，而宣傳和頂層設計的不完善，只能突出一種“成都現象”。隨后引發了濫發、超發，最終導致交子嚴重貶值。1105年北宋政府停止發行交子，改用“錢引”。

本以為，《千年交子（三卷本）》的敘事到交子的命運終結便會停止。但章夫的筆觸，豈會停留在交子本身？他又把話題延展到發行交子的成都，如何在“十二月市”里，呈現商貿社會的共生狀態。同時，追溯中國的貨幣歷史到先秦，到蜀商群體。

在又一次以為要收尾的時刻，《千年交子（三卷本）》的下卷，再次拓寬了信息路徑，引導人們通過絲綢之路上的商貿交易，跟著一路上的商品與貨幣，把眼光投向整個世界。粟特人、呂貝克、英格蘭銀行……次第走入章夫給大家營造的閱讀秘境。中國的貨幣史和世界的金融史，在小小交子帶給東西方交融的蛛絲馬跡中，并軌在人類歷史長河上。

著名歷史學家、巴蜀文化首席專家譚繼和先生，在評價《千年交子（三卷本）》的敘事和觀察時，用了九個字：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上卷講“智慧”，中卷說“生存”，下卷論“互鑒”，共計55萬多字，章夫的歷史切片系列，又成一作。這源于他對成都千年歷史的掌握與思考，也是深情與熱愛這片土地的敘事表達。

寫作，就是懷才而生。分娩的喜悅眾人皆知，但其中的艱辛和陣痛，唯有自己深刻體會。章夫自己也說，“是交子拓展了我思維的瓶頸，也是交子拓寬了我心中的天地。”《千年交子（三卷本）》的出版，想必章夫痛并快樂著。從交子這個小小的窄門進，得到回望整個中國和世界貨幣金融史的一扇寬門，一次極具個性而富有魅力的歷史敘事，就這樣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