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上海交大博士生魏靜實名舉報導師邵某峰的新聞上了熱搜。
魏靜稱,邵某峰強行攫取其開題課題、強迫參與私人項目,并以拖延畢業(普遍8-10年)為要挾。
目前調查結論還未出爐。這讓我有了寫北大法學教授王世洲的沖動。
事件發生在我一個朋友身上。從他的經歷,能夠反映學生舉報導師的不易,而且校方基本是偏袒導師的。
這個王世洲很奇葩,且聽我慢慢講來。
1
這個事件發生在2015年。
先介紹我這個朋友,他是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數年前他參加了律師專業自考,一直拖延著沒有寫論文。2015年是北大承辦該專業自考科目的最后一年,這意味著,他必須在這一年完成論文的寫作。
一開始就不順利。因為2015年下半年申報論文時,他的論文導師北大孫曉寧老師病逝,郵件發去后,遲遲收不到回復。后電話北大,才得知消息。(北大負責自考的張卉沒有主動通知,其不負責任可見一斑。)
后來就將朋友安排給另一導師王世洲。王表示時間過晚,不愿輔導,各種理由推脫。后來勉強接收,發來兩份文件,一是《北京大學法學院自考生論文參考選題-201507》,“中國法律史”亦占選題其一。
另一附件《關于北京大學法學院自考生論文寫作的一般指導》中說:“根據學校的安排,我們這個組的同學應當寫刑法學的論文……當然,如果有同學堅持想寫其他題目,你們可以來電話商量?!薄巴瑢W們在選題時,應當挑選自己熟悉的問題,特別想寫的問題,有特別經歷的問題寫。因為這是畢業論文,當然應當挑自己拿手的問題寫。有創作激情,才能有創作的成果呀!”
朋友于是報了一個法律史的題目,“準備寫一篇民國初年北洋時期的妓女法律管制問題的論文?!?/p>
沒有得到回復。三天后給王世洲電話,他大發雷霆,說:你報這個中文系選題是什么意思?
中文系選題?王世洲可能喝多了假酒?
朋友于是再報題《袁世凱稱帝前后楊度的法律思想研究》,王世洲回復“你是法學院學生,要有點法的味道呀?!?/p>
當時朋友判斷,王世洲可能真的是認知狹隘,對法律史一無所知。但也明白了一點:他要求刑法選題,其實是不容商量的。
于是改報與刑法學直接相關的題目——《通奸罪研究:以民國和臺灣為例》。
朋友不斷修改題目,但從來沒有被通過。
2
最后一個題目是《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判定的中國處境:以近年幾期公共事件為例》,他用很卑微的語氣寫到:
王老師您好
很抱歉,因論文問題,讓您費心了。
感謝老師教導,我的論文題目修改為《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判定的中國處境:以近年幾起公共事件為例》
因近年來,從楊佳殺警、陜西邱興華特大殺人案到今年南京寶馬撞人的“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爭議,“精神障礙”嫌犯的刑事責任判定一直困擾公共輿論。本論文想以一些熱點事件為案例,分析中國司法實踐中對精神障礙嫌犯的刑事責任判定現狀。不知是否可行?
參考書目:(略)
請老師指導。順頌
近祺
但四日后仍未收到回復。按照王世洲的規矩:“文件的送達以收到我的回答為準,而不是以你是否發送為準。如果沒有及時受(原文如此——他可以寫錯字沒問題)到我的回信,請首先檢查自己的信件是否符合規范,也可以在三天后發短信詢問,緊急情況下可以打電話給我,通話時間為每天16:00到22:00”。
朋友感覺不妙,知道這是服從性測試,就想請老師吃個飯吧。結果打王世洲電話關機,又發郵件過去,想請老師吃飯或去拜訪,希望能在論文溝通上有基本的相互理解。
王世洲回信了:“你怎么回事?忘了自己是法律系學生呀!寫什么都要落腳在法律上!否則,你上心理系得了?”
一味退讓不是個辦法。朋友回信說:“王老師,我很認真在報選題。這個精神障礙選題是您發來選題庫里的,只略作改動。上次報的楊度選題,也是這樣。如果說楊度選題屬法律史范疇(因此沒有法的味道?),精神障礙者的刑事責任判定則屬于您擅長的刑法學范疇,不知為何認為不屬法學論文范疇?請老師指教選題不知該如何報下去了。抱歉,給老師添麻煩了?!?/p>
王世洲大怒:“來信太無禮了,無法指導。來信太無禮貌,無法指導。
你到現在仍然沒有選出題目,明顯不具有完成論文寫作的條件……”
這個王世洲真的非蠢即壞了。朋友申報的這些不是法律題目?他還不會蠢到這個地步吧。
不愿惹事生非,朋友選擇了退讓。第二年改為法律專業,為此又補考了兩門。當時朋友已在浙江工作,為此還要特地回京參加考試。
3
到了2017年,又要申報論文。
沒想到北大自考辦再次將王世洲分配給朋友。朋友問北大負責自考的張卉,張說是法學院安排的,導師名單已報備北京市自考辦,無法更改。
朋友給北京市自考辦陳主任電話,確認只要北大法學院改導師,北京自考辦完全接受。但張卉和法學院教務處的費海伲仍稱無法修改,除非法學院領導下文批示。
朋友甚至又退了一步:這次交的400元論文申報費作廢,再推延半年,下半年申報,可以改導師嗎?費海伲答復:以前安排哪個導師就一直是哪個導師,不能改。
好吧,那就繼續以王世洲老師為導師。
不過,情況比朋友想像的還嚴峻,這一次甚至還沒到報論文題目的階段。
按照王老師的規矩,他發來“選題參考庫”和“一般指導規則”兩個附件,讓朋友認真閱讀,并把其中的紅字抄錄下來,列點發給他:“為了使你了解論文寫作的一般規則,隨信發去我的論文一般指導。如果你堅持要寫……請明確表態是否能夠保證遵守一般指導,將指導中的紅字列點發來作為證據。”
朋友照辦了,按照王世洲的要求抄了“一般指導”中紅字的部分。
王世洲回復說:“標點錯了,應當認真一點!”
不需要等下次。朋友核對后,沒有發現標點錯誤,但還是又重新抄了一遍,又仔細核對無誤,發了過去,并說:“王老師:好的,我會注意,更認真一些。我改了標點,又抄了一遍,如下。謝謝?!?/p>
王世洲更不客氣了:“你是不是應當回去讀高中?一個標點符號就要老師講幾遍,這論文怎么寫?刑法典看了嗎?還不懂得關掉要求回執的請求?什么都推一推動一動,怎能學法律呢?再改不好,請你考慮退出論文寫作?!?/p>
標點哪里錯了呢?你總要告訴一下吧。
后來他還倒打一耙:“你怎么不遵守指導的要求呀?你既不提交選題,也不說明正當理由,如果不立即改正,將按照違反論文寫作規定論處!”
王世洲這次是更明顯的額刁難了。此前的經驗是,一個選題是不是法律選題,他都可以指鹿為馬。論文寫完,想要通過,怎么可能?
這一次,選題更是不可能通過了。
4
朋友,于是要求換導師。
他和北大自考處張卉以及法學院教務處的費海伲電話說明了情況,那邊回復是:不可能換,王世洲老師沒有任何問題。
朋友后來找到了北大法學院的一位副院長,他和媒體一直有比較多的互動。該副院長將這個信息轉交給了主管的郭院長。
郭院長當時在新加坡出差,就讓教務處費海伲協調處理。
這個時候王世洲來郵件了:“你對我有意見?應當先和我說呀!為什么不說?可以來信來電談談嗎?”
朋友打他電話沒打通,回了郵件。
王世洲回復說:“你打不通電話?這只能證明你不尊重老師,沒有認真閱讀一般指導。對老師有意見,應當先與老師溝通。這是基本素質問題。”
厲害吧。我的朋友也算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而且這個自考本科對他根本就不重要了——只是因為沉沒成本,放棄了可惜——卻也被王世洲PUA的無計可施。
普通同學碰上這種非蠢即壞的老師實施霸凌,其境況可知。
接下來進入了換導師的程序。
5
郭院長建了一個郵件組,但費海伲并不主動回應。幾天后,朋友發信追問。費海伲才回應說:
“來函收悉。根據你信中反映的情況,我院進行了多方認真的調查和討論,認為校方和指導老師均無過錯,你要求我院給你更換導師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在指導論文過程中,學生與指導老師產生意見分歧,屬于論文指導過程中的具體問題,也屬正?,F象,希望你能夠耐心地與指導老師進行充分的溝通和商討,以求達成一致并圓滿解決相關問題。
你看她嘴多硬。
朋友其實內心已經很篤定,如果北大法學院堅持現有的立場,接下來會考慮起訴北大,向媒體爆光以及通過他自身的自媒體進行撰文傳播。
王世洲將《精神障礙者刑事責任判定的中國處境:以近年幾期公共事件為例》說成是“心理系選題”,將法律史選題說成“中文系選題”,以此來非難考生,這是一個丑聞,將成為外界認識北大的一個巨量談資。“你去讀心理系得了”等霸氣外露的外行話也很可能成為流行語。
后來,這位朋友后來給郭院長寫了封長信。節選如下:
“……費老師給我的答復或許更多代表她自己的意見,回復內容讓我分外訝異。將明顯的法律選題說成是“心理系”“中文系”選題,這是普通的“意見分歧”?此次我把更換導師的申請又放在附件里,希望您能先過目。
我的底線是,更換論文導師。因為,如果不更換導師,即便我的論文比其他考生的論文更好,也極大可能通不過。如果您以同理心站在我的立場上,會理解我的困境:若不更換導師,在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只能起訴,向媒體曝光,并在自媒體上撰文傳播。
我現在不需要一個本科文憑作為我的加分項。我也許可以放棄這個文憑,但我不能接受放棄的原因是北大老師的非難。正是因為這個文憑對我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和其他考生可能有不同之處,如果內部解決不了,我更沒有負擔,會公開維權。
但是,直到現在,即便因王世洲老師的非難而讓我更換專業補考,額外增加了巨量成本,我仍首先尋求內部解決通道,為此還找……疏通。我不解的是,我的要求僅僅是更換一個導師,北京教育考試院都表示同意,北大法學院何必為難我?
昨日和浙江大學一個院長吃飯,因為接下來一個學期我會在該校給學生授課。我大概講了這個事情,他很詫異,說更換導師是很容易的事情,浙大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他會給換。
我在更換導師的申請中,也許不該提費老師(雖然我沒講她之前電話溝通的態度惡劣)。這或許令她不爽,在接下來給您的匯報中有不實傾向性,讓整個法學院來維護她的立場。我并非說她在給領導挖坑,但人在掌握權力的時候,面對批評很容易固執己見是人之常情。
在這個事件中,我沒有過錯。王世洲老師有無過錯,一目了然。在內部申訴階段,當然教務處說了算;但如果不再內部申訴,是非自有公斷……”
后來終于換了導師。
但王世洲、張卉和費海伲沒有受到任何懲處,他們沒有任何損失,還在作為人師表狀。
看了我這個朋友的經歷,你就知道如果導師想要刁難一個學生,學生基本上是沒有出頭之日的。那就是一個可以指鹿為馬的封閉世界。我這位朋友還是有維權能力的,你看費了多大勁?
上海交大博士生魏靜的實名舉報絕不會輕易獲勝。
(本文提到朋友與王世洲和北大法學院的所有交涉過程,均有書面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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