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于5月8日凌晨去世。

當那則附有人物簡短生平介紹的短短的訃告出現在新媒體平臺上時，對已經習慣在網絡信息急流中沖浪的現代人來說，裘錫圭這個名字，以及他所深研的治業古文字學，都像是急流中的一方磐石，篤定、堅固，積年的歲月沖刷猶是巋然不動——那是歷史淵深處的造物，令人敬仰，但也給普羅大眾一種難以近身的疏離感——那方方正正的中國文字，我們每日都在讀、都在寫，就像日用的食糧一般熟悉，它的含義是如此自然而然地銘刻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我們固然知道它的古老，但就像吃茶人不需要知道神農、陸羽的掌故傳說依然能品出茶香一樣，即使不知道這些文字蘊含的深厚而古老的意蘊，依然不影響我們現實的使用。

裘錫圭所研究的甲骨金文、簡牘帛書，距離今天至少也有兩千年的歲月間隔，時空的厚重帷幕遮蔽了絕大多數尋常的目光，唯有專業訓練的研究者才能揭起這帷幕一探究竟。

對追求速度與效率的現代人來說，這門學問投入精力浩繁，時間漫長，所得卻些微瑣碎，故紙堆的只言片語在現實社會也創造不出新的意義。在一則流傳的軼事中，裘錫圭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被問到過這樣一個人文學科的學者都難以逃避的問題：“整理馬王堆帛書，有怎樣的現實意義？”他的助手，著名的古文字學者郭永秉在一旁忽然大聲插話道：

“沒意義！你不認識這些古文字、不看這些古書會影響生活嗎？肯定不會，所以根本沒意義！”

裘錫圭先生則是莞爾微笑。

如果要的是那種現代追求功利上的現實意義，那么古文字學確實不能帶來這樣的現實意義。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現實意義”的問題或許本身就是個偽問題，因為人之所以為人，面對的不僅僅是現實日復一日的生計，他會思考，會追問，會回顧過去，也會望向未來，會探尋古往今來的事物背后的意義，對意義的思考與追尋，使人成為了人。

古文字學的研究，其意義或許正在于此——我們的先民所使用創造的文字，猶如從幽深的往古發出的一條線，一頭系在古代，一頭系在今天，而這條線并未就此終結，更會射向未來，系在每一個時間點上，猶如上古結繩記事的繩結一般，標記著我們的來路，也指示著我們的去程。讓我們意識到習焉不察的語言文字中，蘊含著文明創造與傳承的意義——我們確實是創造和使用這些古老文字的先民的后代，盡管如今隔著厚重的時空帷幕，難以辨認清晰，但就像孩子總能認出他們父母的模樣，我們也可以透過古老的文字辨認出祖先的面龐。

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歷史學家裘錫圭先生（1925年-2025年）

導語撰文 ｜ 李夏恩

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偵探

“意義”的闡釋，還是太過詩意，古文字學的研究絕非詩歌傳奇那樣的羅曼蒂克，而是水滴石穿的累積與堅忍，目光不能僅僅聚焦在古文字上，而是要廣博地搜求知識，猶如樹木生長枝丫不斷地旁逸斜出，才能長成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不必點數裘錫圭關于殷墟甲骨卜辭、馬王堆漢墓帛書、銀雀山漢墓竹簡、望山楚簡等聞名于世的研究成果，只消舉出一篇收錄在大眾人文讀物《趣味考據》上的考據文章《寒食與改火——介子推焚死傳說研究》，便能看出裘錫圭舉重若輕的學術功底。

《趣味考據》，王子今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版。裘錫圭先生有兩篇文章收錄在這本書中，分別是《寒食與改火》和《殺首子解》。

寒食節為紀念介子推焚死的傳說，至今猶然膾炙人口。但裘錫圭卻引用《左傳》《呂氏春秋》《史記·晉世家》等記載，指出早期記載中并無介子推焚死一事。《莊子》中“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指出“介子焚死的傳說在戰國時就已經流行了”。

而在這則戰國時代早期的傳說中，介子推是因為晉文公背信棄義，因怒而焚死，與后世流傳的版本在動機與因由上有著顯著的不同。在后世流傳的版本中，晉文公是一位不忘舊恩的明君，而介子推則是一位拒絕功名、不圖回報的高潔隱士，他被焚死是一場雙方報恩拉扯而引發的悲劇——介子推的焚死同時成全了君臣二人的好名聲。裘錫圭引用《楚辭·九章·惜往日》《說苑》《新序》《琴操·騰蛇歌》《喪服要記》等考證出“介子推割股食文公或‘割肉以續軍糧’（割股割肉事亦不見于《左傳》《呂氏春秋》《史記》以及文公焚山燒死子推等事，實在出乎情理。這顯然是為了解釋寒食的起源而編造出來的）”。

一般的考證文章或許得出這個結論便已然心滿意足，但裘錫圭卻同時推出了另一個重要觀點：“既然戰國時已流行這種傳說（據王肅，魯哀公時已有此說，恐不可信），寒食之俗無疑早在此前就已存在了”。介子推焚死的傳說，被附會成寒食節禁火的來源，而這一明君焚死隱士的傳說，則在后世成為了維系寒食風俗的鉚釘，將其固定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裘錫圭引用《后漢書》《新論》《藝文類聚》《玉燭寶典》《晉書》《魏書》《鄴中記》《齊民要術》《荊楚歲時記》《初學記》乃至《連昌宮詞》《酉陽雜俎》《癸辛雜識》《路史》等史書、類書、詩文、筆記來闡述寒食習俗的流變，指出寒食禁火乃是上古時代的“改火”制度。

行文至此，寒食節起源的考據已經可以告以功成。如果是在今天追求速度與流量的新媒體上，它很容易就可以刪刪改改，配合煽動性的詞語和標題，冠上“辟謠帖”之類的名頭吸引流量。但裘錫圭的文章卻又筆鋒一轉，將目光望向了古代希臘羅馬社會中的祀火制度。將古代東西方的改火與祀火習俗進行比較。裘錫圭不僅引用了人類學家弗雷澤的名著《金枝》，更加入古文字學的研究，引用侯馬文書與居延漢簡中的相關記載。甚至還探究了中國云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習俗，將云南景頗族的“龍薩”祭儀中禁火與通過竹片摩擦重新生火的習俗與西雙版納攸樂人春季二三月份燒山習俗，與古籍中的改火記載和歐洲、美洲的禁火與祀火節俗進行對比，探究其與農耕神話之間的關聯。

歷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神話學，僅僅是一篇寫給大眾的考據文章，就涉及如此多的學科研究，且每一種都并非淺嘗輒止。在他所主持的馬王堆簡帛文獻整理工作中，他還特別提到了應當重視考古學在文獻學與古文字學中的應用。

早在1957年6月，作為研究生的裘錫圭就跟隨當時歷史一所的研究人員，在甲骨學家胡厚宣與文獻學家張政烺兩位老師的帶領下，到濟南、開封、鄭州、洛陽、西安等地做了一次考古旅行，參觀了各地的博物館和考古工地。盡管由于身體原因，20世紀70年代后，他未能參加考古實地發掘工作，但每當有新的考古發現，他都會及時關注，加入自己的研究當中。盡管古書文獻是他的研究專業，但他對考古學的關注卻不僅限于出土文獻，而是廣收博取，在他1986年發表的一篇寫給“喜歡念古書的青年同志們”的文章《閱讀古籍要重視考古資料》中，他特別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鹽鐵論·散不足》說：“唯瑚璉觴豆而后彫文彤漆。”《簡注》把“彤漆”解釋為“紅色的漆”（228頁）。這是由于不注意考古資料而造成的一個錯誤。出土漢代漆器絕大多數里面是朱紅色的，外面是黑褐色的。漢代人單說漆，往往指黑褐色的漆。《散不足》的“彤漆”無疑是指涂紅漆和黑褐色漆而言的，絕不可能單指涂紅漆。”

馬王堆M3東邊廂漆器出土情況。

“彤漆”之辨，這已然是屬于工藝史的研究領域。在研讀馬王堆簡帛文獻時，裘錫圭更是針對簡帛中的醫書部分的研究慨嘆道：“不過醫書這部分內容，我感覺現在的研究還不夠深入，一方面是文獻本身還沒有讀透，里面有種割裂，我們搞出土文獻的平時注意字詞，對方技里面這些藥性、藥理不太懂，好多搞中醫的，懂藥性、藥理、經脈，但文獻本身讀不通。這兩者的溝通銜接還不是很順暢。”

透過這句坦直的慨嘆，可以窺見裘錫圭心目中理想的古文字學家的形象，他應該是一位博采眾長的通才，或者說是一名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偵探，古文字是他手中的手杖，可以敲開任何專業學科的大門，憑借他訓練有素的雙眼搜集證據，研究并用。

做學問就像長跑

堅持就是勝利

這位學術偵探自己又是何樣形貌呢？很遺憾，盡管他的研究如此富有洞見，但他卻并沒有一雙文學影視中偵探如鷹一般銳利的眼睛。一張拍攝于他晚年的家中工作照可謂這位學術偵探最生動的寫照：那是一位花白頭發的清瘦老人，坐在一張特制的一米高的書桌前，桌面剛好抵到他脖子下的鎖骨，當他低頭檢視眼前的書籍時，手中握著的那支筆幾乎要頂到他的額頭。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的雙眼患有多年青光眼，痼疾已深。晚年日益加重的老花眼與近視眼更是讓他在幾近失明，工作時幾乎要貼著稿紙才能看清上面小初號字。

裘錫圭先生在家中伏案工作。

所以如此，正是他早年的苦讀戕害了他的視力。1952年，十七歲的裘錫圭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多年后，他回憶起自己四年大學生活，“一般不睡午覺，利用午飯后上課前的一個多小時讀書抄書。晚上如果沒有活動，也這樣做。星期天也往往不回家，整天在學校里讀書抄書。”這一不睡午覺用來學習的習慣貫穿了裘錫圭的整個學術生涯，據說有人曾給他算過一筆時間賬，“假如一天兩小時，一年就是七百三十個小時，四年就是二千九百二十個小時，等于三百六十五個八小時工作日，恰恰是一整年的工作時間。也就是說，裘先生光從午睡中就搶出來一年的光陰”。

甲骨文學家李宗焜曾回憶起自己和裘錫圭先生讀書時的一段對話，一天，裘先生忽然對他說：“你也不能一天到晚搞甲骨，還是要休息。”這番勸勉讓李很是吃驚，因為裘先生這樣一位抓緊一切時間進行研究從不懈怠的人，居然會關照自己要休息，但裘先生接下來說道：“休息的時候看一下金文。”李方悟，原來裘先生并非真要其休息，而是甲骨看累了，要換個東西看。裘錫圭珍惜時間幾乎在學林成為了一個傳奇，文獻學家陳宏天曾回憶起裘錫圭的一件軼事，他同女生約會，約定時間女方未到，“他扭頭就走——不合算”。

1960年，裘錫圭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在那里，他成了北大圖書館善本室的常客，“北大圖書館的金石書，有很多放在善本室里，我成了那里去得最頻繁的常客。那時，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城里的家，星期一早上返校，星期天一般都到北京圖書館去看北大沒有的金石書。每次一早就坐公交車到北圖，中午吃些干糧，到傍晚閉館時才回家。”即使在最困厄的時期，成為改造對象的裘錫圭依然抓緊一切時間苦讀，“我算是有嚴重問題的人，平時更沒有人理。所以在每星期六晚飯后到下星期一早飯前這段時間里，除了上食堂吃飯外，我可以一個人關在屋子里，繼續做我在‘運動’初期住在二院時所開始的工作——寫古文字考釋筆記。這一天半時間，對我來說是沒有白天黑夜的，不到實在睜不開眼睛的時候不睡覺。即使躺下，也往往只睡兩三個小時就起來接著干”——“我懷疑我的青光眼的病根，就是這時種下的”。

《裘錫圭自選集》，裘錫圭著，李連仲繕寫，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

勤奮刻苦是通往成功的道路，但并非捷徑，懷疑的荊棘時時橫亙在崎嶇的路中央，用徒勞無功的幻象來引誘精疲力竭的求學者放棄。在晚年對自己學術生涯的回憶中，裘錫圭并未諱言自己也曾懷疑過自己的能力，那是在研究生階段的后兩年，“我想，我已經看了大量古文字資料，抄了很多卡片，還讀了很多考釋古文字的文章，為什么自己一個字也考釋不出來呢？是不是我不如那些古文字學家聰明，再努力也沒有用呢？”但他最終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而且在產生這種懷疑之后不久，就開始在古文字考釋方面有所收獲了”——這次懷疑讓他產生了一個深刻的體會：

“做學問有點像跑長跑。初跑長跑的人，跑到簡直透不過氣來的時候，會感到自己好像再也跑不下去了。然而如果能咬咬牙硬挺著繼續跑，透不過氣的感覺一般會有所緩解，往往就能跑到終點。只要你的方向和方法沒有大問題，‘堅持就是勝利’。”

對自我的懷疑可能成為勤奮道路上的阻礙，但突破了這個阻礙后，它反而能成為助力，讓人在前進的道路上不至誤入另一條志得意滿的歧途。多年后，年逾八旬的裘錫圭已經是公認的古文字學巨擘，著作等身，但在2007年的一次訪談中，他依然用平易坦直的話語說道：

“我直到今天仍然感到自己缺乏的知識非常多，讀書踏實的程度跟過去的學者沒法比，——也是因為處在我們這個時代，事情太多，顧不過來，雖然我還不愿意很草率地寫東西，但是你不寫東西也不行啊！不能完全由著自己的意愿慢慢來，所以還是不夠踏實。……我也犯過不少錯誤，自己實際上沒有真正弄懂，就去發表意見。當然，知道自己錯了，就應該盡可能地加以糾正。所以，你不懂的東西就不要隨便說，先補充知識，多加思考，弄懂了再去說。”

裘錫圭的這番話絕非惺惺作態故作謙虛，而是身體力行地踐行其中的每一個字。就在這次采訪后的四年后，雙目已經幾近失明，每天只能工作三四個小時的裘錫圭，為紀念他的老師張政烺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特別撰寫了《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銘文解釋》，發表在2012年第3期《中國史研究》上。在文中，裘錫圭對鳥形盉銘文中的一個被各家學者多釋為“笰”的字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認為是“‘并’之異體”，他更與后面的“傳”字連在一起，“如‘傳’上一字真是‘并’字，就應該讀為‘屏’或‘輧’（后者本是由前者派生之詞）。古代有輧車，是四面有屏蔽之車，多為婦人所乘。‘輧傳’應指四面有屏蔽的傳車”。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鳥形盉。

但六年后，《考古學報》公布了大河口西周墓地隨葬青銅器的全部資料。裘錫圭根據發表的照片和拓本仔細查看，發現他早先釋讀為“并”的那個字，確實應該釋為“笰”。盡管那段論述在長達八頁的論文中只占其中的三節而已。但裘錫圭還是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網發表了自己的鄭重聲明，公開承認自己犯下的錯誤：

“理遠根據發表的照片和拓本細審其字，向我指出該字確當釋‘笰’，并非‘并’字異體。所以拙文可謂毫無是處，自應作廢，以后編文集也不收入。今撰此文，冀能稍贖前愆。”

鳥形盉的銘文，被裘錫圭先生誤釋的“笰”字在從右向左數第二行的第一個字。下圖為放大圖。

其言也厲

必須實事求是

唯有嚴以律己，方有嚴以待人的資格，方能讓那些嚴厲的批評，不會讓人心生黨同伐異的懷疑，心悅誠服地相信批評者的公正。誠然，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容易讓自己博得君子的寬仁美名，但寬以待人，卻常常會失之寬縱，猶如節衣縮食卻寬縱孩兒的母親，自己雖得了慈母的名聲，卻也因此助長了孩子驕滋的氣焰，使其不求上進，反致墮落。因此，為學術進步計議，與其貪求寬仁的私名，倒毋寧選取嚴正的公心，這也是學術所以為天下之公器的所在。

面對學術亂象，裘錫圭的批評向來嚴厲不徇私情。他的直言不諱，甚至讓他的同仁好友都會發出“不怕得罪人嗎”的驚嘆。在1997年發表的《實事求是，整理古籍》一文中，裘錫圭將批評的矛頭直指當時泛濫的所謂“國學熱”。

《真與假的較量： <孫武兵法> 八十二篇風波大透視》，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歷史教學》編輯部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裘錫圭先生的《實事求是，整理古籍》一文即收錄在這本書中第212-213頁。

在這股熱潮下，出版古籍成了一門牟取暴利的生意。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會記得，市場上突然涌現出如此多各種版本打著“國學”旗號的古書，由于古書早已過了版權期，所以只消將正體字簡化，再加以標點，或者再費些氣力譯成白話，便可蜂擁上市，只要噱頭足夠響亮誘人，不愁不能從渴求知識的讀者口袋里吸出錢來。為此，裘錫圭嚴厲地點數了古籍出版界的種種亂象：

“為了逐利，有人搶著出版錯誤百出的標點本和今譯；有人以對自己方便為原則，大量影印不好的版本，還吹噓其如何名貴難得；有人濫印某些在今天已無推廣價值，有的還對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害的古代通俗小說，甚至還借魯迅對這些書的評論來進行推銷，實際上是把魯迅從歷史角度出發的評論歪曲為向現代讀者的推薦。前不久還出現了把‘《孫武兵法》82篇’的拙劣的偽造本當作寶貝出版的怪事。”

他更將批評的劍鋒指向那些為虎作倀的學界同仁：

“ 在從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學者中間，也存在不少問題。有人甘心給上面所說的那種出版商當下手。有人對某種古籍并無真知，甚至連一般學者能讀懂的地方也讀不懂，卻要加以整理研究。有人在研究古籍的著作里，用‘六經注我’的辦法，任情發揮，‘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對這些不正之風如不及時抵制，后果不堪設想。”

進入21世紀，隨著考古學的發展與出土文獻的涌現，在自上而下的學術工程的鼓動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古史熱”又成了時下新的熱門，直到今天依然熱度未見消退。“信古”“遺古”“釋古”的爭論，猶如水潭中投下的三塊巨石，不僅轟然掀起奪目的水柱，激起的浪花和漣漪更互相碰撞，彼此撞擊，翻出更多的波浪。

為了炮制驚世駭俗的觀點，考古發掘的材料與歷史文獻的記述被斷章取義，隨意剪切，生拉硬配，只為將這些熱門觀點坐實為所謂的“定論”。而在網絡時代的持續炒作下，其影響更加深廣。在2007年的一次訪談中，裘錫圭再度直言不諱地批評了這種學界亂象：

“在古史學和考古學上，主要的問題是必須實事求是，能夠講到什么程度，我們就講到什么程度。比如剛才講到的考古學跟古代歷史記載結合的問題，的確可以結合的當然要結合，如殷墟。情況不夠明確的，也不能絕對不允許在這方面提出比較合理的假設。像陶寺文化，這個地區是否就是‘堯都平陽’之地？從地理位置上來說的確很近，而且看起來時代跟傳說中的堯舜也差不多，它比夏還早一點嘛。有人假設它就是唐堯的文化，這個假設你應該允許他提出，但我絕對不承認這就是一個定論，因為你沒有確鑿的證據，只能說有一定的可能性。如果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把它絕對化，這就不夠科學了。還有人說陶寺這個地方就是黃帝和帝嚳的都城，這就一絲一毫實事求是的意思都沒有了。再舉一個例子，伏羲跟女媧一樣，本出神話，原無歷史年代可考。但有人因為較晚的古書里有伏羲生于成紀的說法，而成紀故地在今甘肅秦安一帶，就說秦安發現的大地灣新石器時代文化就是伏羲文化，就是中華文明的根源。這樣的‘發現’簡直叫人‘哭笑不得’。如果反對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的人，反對的是這一類的結合，那我舉雙手贊成。”

人頭形器口彩陶瓶，大地灣二期文化，距今約6500-5900年。

就這樣傳遞下去了……

裘錫圭直言不諱的公正與嚴格，像是沸騰的濁浪中一股讓人清醒的清泉，這股清泉，根底于身為學人的耿介與真誠，也同樣有著他的源流。當你閱讀裘錫圭晚年追憶自己求學之路的文章時，就會發現，這是一條水脈，上游是他的師長公正而嚴格的諄諄教誨流淌的泉水，下游，則是他又將這股清泉流傳給學術的后輩。裘錫圭的學生幾乎都有過面對老師時的緊張時刻，會在冬天緊張得汗流浹背，當發現學生沒有認真對待學問，他會嚴厲批評，年輕時甚至會拂袖而去。即使只是選修課，他寫在學生課程論文上的評語依然一絲不茍，常常有如棒喝，令人面紅耳赤。

課堂上的裘錫圭先生。

學術上的嚴格并不意味著以權威的姿態壓服霸凌學生認同自己的觀點，在嚴格之下，是一顆求才若渴的真摯之心。他的學生蔡偉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僅有高中學歷的學生，原本是一名下崗工人，在遼寧錦州蹬三輪車養家糊口。但他在古文字學上的學識，卻打動了當時已經是學界泰斗的裘錫圭，2008年9月，他被裘錫圭破格引薦參與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項目的整理工作。

他在古文字研究上的出色學術能力讓中心的師友們達成共識。裘錫圭、李家浩與徐寶貴三位教授聯名上書教育部，請求特批蔡偉準考博士資格。蔡偉以優異成績通過考試，拿到了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錄取通知書。對這位38歲才破格讀博的學生，裘錫圭不吝贊揚之辭：

“老實說，現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義上是教授了，實際上沒有他這個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沒有他這個水平。”

手拿復旦大學錄取通知書的蔡偉。

身為師長，他愿意向自己的學生承認不足。這也不由得讓人想起當年裘錫圭在他的師長老一輩古文字學家朱德熙門下求學時的情景。一如他對蔡偉的獎掖與稱贊，當朱德熙的同仁潘兆明讀到了朱裘二先生合作發表在《考古》雜志上的考釋漢簡的論文后，見面時對朱德熙說他“不但寫了一篇好文章，還培養了一個好學生”，朱德熙立刻認真地糾正說：

“可不能這么說，這次我和老裘，完全是平等的合作關系，我向他學了不少東西，如果要說‘培養’的話，那也是互相‘培養’。”

1952年考入復旦大學時的裘錫圭。

而他對裘錫圭，卻是一如既往地嚴格。多年后，裘錫圭依然記得老師不止一次耗費精力和時間為他修改文章，“例如我發表在《中國語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的《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就是在先生的指導和幫助下，經過幾次修改才寫成的。先生看了我的初稿后，坦率地跟我說，這簡直不像一篇論文，并且提了很具體的意見讓我修改。看了第一次修改稿后，先生仍然不滿意，又提了一些意見讓我進一步修改。大概反復了三次或四次，才寫成發表出來的那個樣子。對這篇文章，先生最后仍然是不滿意的。但是他覺得以我的水平大概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也就只好算了”——當年，他所祗聆的嚴格師教，就這樣通過他，再次傳遞給他的學生。

朱德熙（1920—1992）江蘇蘇州人，語言學家和古文學學家，世界漢語教學學會首任會長。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北大副校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

往事如煙似塵，這樣的話說得久了，仿佛往事真的會像煙塵一樣迸散于虛空，消失于無蹤，以至于當人化作一抔黃土時，前生的種種過往，真的會在日月的消磨下，隨著軀體一并化作塵埃。但那些嚴謹與執著、刻苦與勤奮、嚴厲與真誠，那些寫下的文字，那些縝密的思想，都會匯入文脈的河流之中。就像裘錫圭所研究的古文字，歲月滄桑會改變她的容貌，世事變遷會改變她的詞意，千百年后，她的形象變得如此陌生以至難以釋讀，但我們終能認出她來——那從先民手中傳遞的文明的線，不絕如縷，如煙似塵，卻已然在我們的呼吸之間。

種種因造就種種果，無盡因緣中，或許會記下這樣的一刻。

在1962年的一個晚上，27歲的裘錫圭第一次登門拜訪朱德熙。那個晚上沒有人帶領，他獨自一人走到中關村的北大三公寓，懷著緊張的心情，腦海里盤算著想要請教的尚未被人釋出的戰國文字的意見，敲開了朱德熙家的大門。

門開了——星火就這樣傳遞下去了。

與君子交

回憶裘錫圭先生

撰文 ｜ 朱襄

昨天，裘先生去世了。我心悲涼。

裘先生和我的父親朱德熙相識相交二十多年，父親年長裘先生15歲，他們的忘年交止于1992年父親離世。昨天，裘先生也去世了，我想，沒有了父親的這些年，裘先生是有些寂寞的，2013年他把他的新書 《文字學概要》（榮獲國家第一屆國家圖書獎） 寄給了我。我是不懂父親和裘先生的學問的。我明白，他是寄給父親的。

父親最早提起裘先生，是1968年父親剛從大院出來沒多久，那時父親瘦得很，精神卻還好，有一天他對我說，在大院路過廁所，聽見里邊傳來一陣嗓音高亢的現代戲《林海雪原》“打虎上山”的唱段，不由進去看看，發現是平時儒雅文靜的裘先生在洗衣服，邊洗邊唱。父親驚訝得很，對我說，沒想到，他唱得好，嗓子也好——嗓子真好！一副激賞的口氣和表情。勞改大院成了他們彼此進一步了解對方的場所。

還記得第一次裘先生來我家，是我給他開的門，清癯的臉，戴著眼鏡，一副斯文的知識分子模樣。自此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那時，我們住在三公寓的房子，面積大約七八十平方米左右，因為父親被打入另冊，于是接到命令，要讓出父親的書房，給另一家出身好的夫婦使用。兩家共用廚房廁所。每個房間門口掛了一塊布簾。原本的臥室，變成了書房、客廳、會客室、餐廳、多功能五用廳。

只記得裘先生那時來家里，和父親一聊就是幾個小時，因為旁邊房間有新搬進來的鄰居，他們盡量壓低聲音，兩個人不停地討論，有時忍不住大笑。有時靜默很長時間不說話，各自在想些什么，然后又是激烈地討論。他們談論時，我就躲進了另一間小臥室，現在后悔，我為什么不聽聽他們的談話呢，這些聊天討論會碰撞出多少有意思的思想。如果當時有錄音機的話，當然是白想，我家是在此后十多年后才有了一臺錄音機。

裘先生的頻繁造訪，母親并無嫌意，她很喜歡裘先生，每次到了午飯時間，父親和裘先生還在沒完沒了地談論，母親就請裘先生在我家留飯，母親知道他那時還是單身，做飯困難。記得母親先要耐心挑揀大米里的沙子、小石子、麥麩皮、老鼠屎各種雜物，當時物質匱乏，一碟柿子椒炒肉絲，一碟炒白菜，或是一碟紅菜頭炒肉絲，大頭菜炒肉絲。當然，肉絲僅僅是配菜。好幾次我和父親母親、裘先生坐在一起吃飯。記得裘先生吃飯時很拘謹。因為廚房兩家共用，無法在原有的廚房餐桌吃飯，父親平時很寶貝的僅供欣賞作用的紅木方桌，成了餐桌。

古文字學是父親的業余愛好，記得他讓我描摹過甲骨文，我照貓畫虎出來的甲骨文，有如雞爪，自覺無趣。直到后來看到了李家浩先生、史杰鵬先生寫的甲骨文，感覺那么美麗精妙神秘。父親曾對我說，研究甲骨文，猶如看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我揣度也許正是想揭開這美麗神秘的文字，吸引了他們對古文字的熱愛，終其一生欲罷不能。

記得后來李家浩先生也加入了父親和裘先生的古文字小組，于是父親純正的普通話，裘先生夾雜的寧波上海口音，李先生的湖北口音交織一起，如今憑留依稀可聞的記憶。

父親對裘先生的欣賞，以為他是奇才，他說，裘先生考證甲骨文字的速度，他是不能比的，他對很多人不吝惜對裘先生的褒獎，我就聽見過多次。

父親去世后，李零先生回憶，在父親追悼會上，汪曾祺先生發言時提道，“德熙是個感情不甚外露的人，但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他對家人子女、第三代，都懷有一種含蓄、溫和但是很深的愛，對青年學者也是如此。我不止一次聽他談起過裘錫圭先生，語氣中充滿感情，好像他發現了一個天才”，旁邊坐著的裘先生淚如雨下。

如果沒有那些被折騰的時間消耗，父親也許可以多有些壽數，裘先生也不會有早年被浪費的時間，他們可以多做更多的學問，以饗國家。父親和裘先生的相識對他們來說是幸運的，惺惺相惜，他們共同的愛好，互相支撐他們享受其中，無視環境的惡劣。裘先生和父親在我家，多少個日夜是以談論心中至高無上的學問，相濡以沫，堅持度過了那些嚴酷肅殺的歲月。

2021年，裘先生最后一次寄給我一本“出土文獻”雜志，里面有一篇“關于高明先生所說的他與朱德熙之間的一段往事”的文章。我以為，裘先生的氣質是符合我心中“士”的完美含義。

本文系出版社授權摘編內容，有所刪改。作者：朱襄 李夏恩；編輯：李陽；校對：楊利。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書評周刊合訂本上市！

點擊書封可即刻下單

了解《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合訂本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