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莫斯科紅場鐵蹄轟鳴、裝甲列陣、普京第80次高舉“勝利日”旗幟之際，遠在千里之外的利沃夫，另一場“勝利敘事”的劇本正悄然上演。

5月9日，正值蘇聯戰勝納粹德國80周年紀念日，35國部長級官員與歐洲委員會代表齊聚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正式批準成立“針對對烏侵略罪行的特別法庭核心小組”，為所謂“問責俄羅斯”邁出實質性一步。

這一決定源于聯合國大會早前通過的相關決議，以及2024年11月22日由維也納和里加雙城聯合發布的政治文件，意味著從“政治呼吁”邁向“制度化行動”的轉折。

聯合聲明指出，關于特別法庭所需的法律工具已“完成技術準備”，各國代表強調，法院將“追究對烏克蘭侵略罪行負有最大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并聲稱其將“在尊重國際法和人權的框架內”展開訴訟。

聲明還特別感謝參與起草法律文件的成員國法律顧問，強調歐洲委員會的“核心作用”，并對歐盟委員會及其外交行動署給予高度肯定，稱其在推動特別法庭設立過程中“貢獻顯著”。

更重要的是，該聯盟呼吁其他國家與國際組織加入，并將于2025年5月13日至14日在盧森堡召開的歐洲委員會部長級會議上正式敲定成立步驟。

主導者與站臺人：西方機制再一次動員起來

此次會議并非臨時起意。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凱·卡拉斯、歐盟司法專員麥克爾·麥格雷特親自站臺，這背后不僅代表布魯塞爾的支持，更反映出西方試圖在“法律戰場”復制對俄全面圍堵的戰略布局。

而早在2022年9月，烏克蘭方面就已向G7提出設立國際法庭的初步提議。此后，包括歐委會、歐洲議會、北約議會等多個機構先后表態支持。在此基礎上，一個由44個國家組成的“特別法庭聯盟”應運而生。

從發起、設計到推進，這一法庭并非國際刑事法院（ICC）的延伸，而是歐洲機制主導下的“專屬構件”，避開了聯合國安理會俄方否決權的障礙，意圖以“定制法律”的方式達成“定點打擊”。

紅場鼓聲未息，利沃夫法槌欲響

諷刺的是，就在俄羅斯以勝利日閱兵高調宣示“歷史正義”的同時，西方卻用一場“法庭排演”試圖重塑對這場戰爭的歷史詮釋權。

紅場閱兵，是對80年前納粹崩潰的紀念；而利沃夫會議，則是將俄羅斯推向“新紐倫堡”的構想草圖。這不僅是兩個城市的遙遠對視，更是兩種記憶系統、兩套正義語言的激烈碰撞。

普京曾言：“不許篡改歷史。”但利沃夫的這場會，偏偏打算用“法律”的語法，書寫一種新的“史觀”，并對當下的俄方行為追責——哪怕其合法性、程序性仍充滿爭議，哪怕這一“特別法庭”尚無真正意義上的管轄權。

特別法庭的困局與可能：工具，還是劇場？

眼下的特別法庭仍然只是政治框架中的“制度影子”。它既不是現有國際法體系下的常規司法機構，也缺乏實際抓捕或執行的國際能力。其所有的“指控”更可能淪為象征性的控訴，而非真正能動搖俄方結構的力量。

但對于西方而言，這一平臺的象征意義遠大于實質性審判——它是對“主權豁免”原則的再挑戰，是輿論戰與法律戰交織中的又一次擴音嘗試，更是烏克蘭“司法勝利”敘事的重要道具。

而從俄羅斯的視角來看，這無異于政治審判的預演。其本質并非法治，而是權力與解釋權的爭奪，亦即：誰有權規定戰爭的開端與終點，誰有權決定侵略與反侵略的界限，誰有資格在歷史的法庭上擊槌斷案。

誰來裁判“裁判者”？

利沃夫會議之后，歐盟欲在盧森堡啟動法庭，“法律正義”被高高掛起，仿佛一場全球政治劇的高潮正蓄勢待發。但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這個法庭是否會“審判”俄羅斯，而是：

誰來審判這個法庭？

誰將為這一機構賦予合法性與執行力？

又是誰，將為這場象征性“正義”注入真正的歷史意義？

在紅場與利沃夫之間，舊世界的陰影與新秩序的張力交錯延伸。法槌未響，硝煙仍在——但歷史的審判，從來不是用會議就能書寫完成的。它需要真正的勝者，而非偽飾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