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嚴格的計劃經濟時代

有最聰明的貨幣回收術

「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頭上茅房，兜里沒帶高級紙，抹了一屁股高級屎。」

這是1960年代的童謠，人們對著高級商店、高級飯店里的消費者，發出對不公平的怒吼。

什么是「高級商品」，為什么會有「高級商品」？

「高級飯館就餐證」

王小雷撰文說：「此證供一人于第一季度在天津包子鋪、登瀛樓、玉華臺、周家食堂、正陽春、燕春樓、塘沽渤海餐廳、起士林等高級飯館就餐一次。」

下面是一張一九六二年天津副食品局印發的《高級飯館就餐證》：

作家魏君怡回憶說，我去百貨大樓點心柜臺看過，替孩子們買了一塊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個角，要2元拿回來，孩子們一個人掰一塊，連說真好吃啊，真好吃啊。

還有一回，全家八口去東興樓飯館開齋，專撿便宜的菜肴，其實不過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類，一餐就花了40多元。

北京的餐飲業各類餐館飯莊，奉市委之命，少數高價飯館可以不收糧票，包括東安市場內的東來順、王府井大街路東的翠華樓飯莊、王府井大街北口路東大同酒家約18處。

但與人們想像的不同，這些消費，是「自掏腰包」，改善生活的，并非人們想像的特權消費。

真正的特權消費，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而是在招待外賓的宴會上。

1973年，西哈努克到訪上海，要吃雞鴨血湯，里面的雞蛋要達到「三同」標準：大小一樣、顏色一樣、形狀一樣，于是殺了整整108只草雞。

此時三年大饑荒剛剛結束，七千人大會后的四清運動正在開展，為什么還會有這個東西？

什么人會用這個？

手頭有錢的。比如高級別的干部、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演員、專家、統戰人士等高收入人群。

事實上，通過價格歧視吸收其購買力，這就是針對他們的一場「經濟戰」！

「市場崩潰」，糖果救國！

1953年起，由于嚴重的物資短缺與貨幣濫發，中國逐步建立糧油、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票證制度，相當于凍結了部分貨幣交易功能。

但這導致黑市價格暴漲，于是開始打擊投機倒把。這個罪名直到1997年才取消，1991年，浙江人鄭樂芬成為最后一個以投機倒把罪判死刑的中國人。

事實上，1949年后，上海的物價在短短10個月內上漲了約70倍，普通工人月薪動輒數十萬元，通脹根本無法控制，數字太大，很多老百姓都記不清自己有多少錢。

為了計賬方便，1955年開始以1：10000元的比例，發行新版人民幣。

同時規定，5月1日后停止兌換萬元以上舊幣……

東北亞鄰居前幾年也干過這事。

但這仍不能解決問題，因財政赤字引發的貨幣超發加劇了通脹。至1960年，物資短缺加劇，票證種類擴展到幾乎所有生活領域：

食品類：糧票、油票、肉票、蛋票等。

日用品類：火柴票、肥皂票、煤球票等，甚至出現面額僅0.25錢的油票。

紡織品：布票供應量從1954年人均20尺降至1962年的3.6尺，家庭需積攢數年布票才能制作一件衣服。家傳編輯部有位老編輯，1976年還未出生時，就被父母以他的名義冒領了三尺布證。

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糞票：

1961年1月19日，懂經濟的時任副總陳云提出：現在物質緊張，應該分兩條腿走路，就是有些商品實行憑票購買，有些商品有錢就可以買。借此回籠貨幣，穩定物價：

• 糖果、糕點、名酒（如茅臺）、自行車、手表等，價格通常為成本的3-5倍。例如茅臺酒售價達12-15元/瓶（正常價4元），哈爾濱高級飯店按杯售賣（50克1.6元）28。高檔白酒原價每斤2.97元提高到16元，高價卷煙提高到平價的4倍，拍照提價50%，印照片提價100%，同時高價砂糖在縣城和農村推開。

• 從5月10日起，全國大中城市和工礦區都開設高價飯館，其價格一般為原料成本的3倍左右。

• 高價自行車，當時的平價車每輛約160元左右。河北定價為每輛650元，廣東定價為每輛590元，河北按此價格推銷10多天，共售出4292輛。中央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推開，同時在城市停止平價銷售，1962年上半年高價商品共銷售近22億元。

• 1962年，高價政策擴大到茶葉、手表、針織品等，并區分城鄉市場。

陳云在后來定名為《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中也提到：把全國各地價值約四千萬到五千萬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級副食品，用于高價館子，價錢賣貴一點。招待所用這些東西的時候，也要賣高價。這樣，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籠不少貨幣。

「戰果」顯著！

1961年2月，全國有100多座城市先后開設了高價飯館。到1961年底，這些高價飯館營業額達到4億多元，上繳國家的高價利潤2.6億元。

全國不分城鄉，高價糕點和高價糖果一律不憑證不限量充分供應。

1961-1965年間，高價商品共回籠貨幣50億元，占同期貨幣發行量的40%。

其中1961年就銷售高價糖果4.1億斤、糕點3.9億斤，共回籠貨幣33億元，占全年購買力的5.9%！

簡直是糖果救國。

事實上的經濟萎縮

在人們的印象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被描述為玫瑰色，似乎在改開前物價穩定，根本不存在通貨膨脹。

事實當然絕非如此，只是被「隱形」了。如1963年上海友誼商店的茅臺需120張僑匯券，普通居民根本不用去想。

普通民眾因基礎物資短缺被迫參與黑市交易，而特權階層通過特供渠道獲得稀缺商品。在餓肚子的年代，這種肉眼可見的差距，激怒了普通民眾，街頭傳唱著文首的那首童謠。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財貿辦下發的一份正式文件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認為，近來對外宴會上吃花生米的現象相當普遍，周總理指示，今后舉行對內對外宴會及其他特殊供食一律不要供應花生米。

因為控制著短缺商品，售貨員、廚師、服務員，于是成了那個年代最炙手可熱的職業。

全國勞模、北京百貨大樓的張秉貴就是賣高級糖的，因為顧客太多，他練成抓糖本領「一抓準」。后來高級糖不再稀缺，但是國營服務員嘴臉難看，服務態度差是常態，張秉貴又被樹立成「一團火」精神。

人們現在享受著市場經濟的公平，孰不知就在40多年前，住酒店、乘飛機，是要一定級別的，并不是有錢就可以。

為什么通貨膨脹會如此嚴重？

新中國成立后，商品可供量與社會購買力之間的差額巨大，商品供應嚴重不足，各地職工的實際工資下降了10%，個別地方下降40%到50%！

于是，持幣搶購這種典型的通貨膨脹令領導難堪。

1961年1月25日，國家在糖果糕點供應座談會紀要中承認，首先是見到能吃的東西就盲目沖擊，其次是見到比較有點用處的可以儲存起來的東西也盲目沖擊，逼得憑證供應平均分配的品種越來越多，逼得許多商品無法維持正常供應，市場的穩定受到很大威脅，吃的東西各地幾乎全部憑證供應平均分配，持幣代購的現象十分嚴重。

倘若這種局面長期持續下去，必然使人民幣信用受到質疑！

于是用行政手段強行凍結貨幣功能。

但這個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市場扭曲。1980年代趙同志放開價格管制、恢復貨幣功能，之前被凍結的鈔票如同融化的冰山鋪天蓋地襲來，最終導致了慘烈的后果。

對企業家的經濟戰！

如果說「高級商品」是針對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等有錢人的貨幣戰，那么這場戰爭在之前的經濟戰中就已經隱藏了。

我寫過一位上海「小工業」成分的家傳。他的女兒女婿、長子長媳均是地下黨，后來是耀邦同志的鄰居。但在1953年的上海，他同樣債臺高筑，甚至申請倒閉都不被批準。

1953年春，社會主義改造如火如荼，他即停止營業，并申請歇業。

之前兩年，因無資金開工，已交由一位華僑墊款開工。

他在寫給兒子的信中說：「我因為自己資金缺少，今年DDT又由國營廠制銷，我社停制，以致不能維持開支，經過幾次的勞資雙方協商，決定將全部職工解雇，已達成協議。至于私人債務，更無法償還，只有再說了。」

這封信寫在「價目單」背面，兩頁紙，價目單上還有電話號碼，可見之前的經濟應該至少是小康，而當時的經濟狀況應該非常局促了。想想僅僅五六年前，他們一家還可以乘飛機從重慶返上海，如今卻窮得連信都快寫不起了。

后面一封信中說，歇業不被許可，并且 規定制藥必須要有藥劑師，傭金推銷員必須改為固定工 資，每月開支至少500元。

后來，就連職工都看到無以為繼，由他們出面請求歇業，直到兩年后才 獲得批準，將一切生財如腳踏車、電風扇、收音機、桌椅甚至衣 服等全部變賣，而不足付每人三個月的解散費。

他甚至還要 五反退補共計278.37萬元， 除已付77.14萬元外，尚 欠201.23萬元未能繳納。

他在給政府的報告中說，雖一再計劃付訖，但結果未能實行， 屢次政府寬大處理，除心中感激外，總希望經濟能稍好轉，早日 將此款付訖。

在另一個報告中，他說今后開支及解雇費（一個月）亦不知如何籌付，慮之至極。

好在他的孩子們全部都有公家身份，最后以軍屬名義獲得赦免：生財器具及房屋全部出售后，如有虧空，再予以決定。

而其他的，則可能都是上海市長陳毅口中「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

我們這些年發行了天量的貨幣，為什么沒有通貨膨脹？

因為找到了新的「高級商品」：房產！

但如果房子再賣不掉，這事就難說了。

我寫了300多部家傳、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冊，發現旺族多出自讀書人、紳士、企業家、地主，少數平民子弟則通過讀書、從軍、創業改變命運。

家史即國史，現代國家鼓勵學生先講家史、次學國史，汲取智慧、經驗、教訓，節節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終點，遺忘才是。如果沒有記憶，家就是個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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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沒有家庭記憶，家就是一句空話。這個任務，只能我們自己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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