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有幸在安義古村對江西作家劉行賓進行了專訪。這位年過花甲的書寫者，談起文學，仍然不減年輕人的興趣。

文學基因：從安義古村走出的書寫者

在江西南昌西北的安義古村群，青石板路蜿蜒穿過明清建筑群，斑駁的墻垣間流淌著千年的商道傳奇。這里不僅是游客眼中的文化秘境，更是作家劉行賓精神原鄉的具象化表達。“古村的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在訴說歷史，”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輕撫著羅田村“世大夫第”的門楣雕花，眼中閃爍著光芒，“比如這副‘智水仁山渾然元氣，禮門義路卓而家風’的楹聯，既是建筑裝飾，更是安義人‘重信守義’的精神圖騰。”

這種對地域文化的敏銳感知，源于劉行賓在安義古村度過的童年。他雖是京臺村劉氏后裔，卻從小在羅田村聽著探花黃元杞捐建“義屋”“義田”的故事長大，這些浸潤著“義”文化的民間敘事，后來都成為他創作的重要母題。在散文《古村印象》中，他通過“劉黃聯姻”的家族軼事，將古村的建筑美學與倫理傳統編織成一篇文化寓言，展現了安義人在歷史長河中的生存智慧。

創作密碼：在紀實與文學間架起橋梁

作為江西省供銷合作社信息中心主任，劉行賓的創作始終保持著“雙腳踩在泥土里”的姿態。他的長篇報告文學《門里窗外》，以安義鋁塑門窗產業的崛起為線索，揭示了改革開放背景下縣域經濟的蝶變密碼。書中描寫的黃水龍等創業者，從走街串巷的手藝人成長為行業領軍人物，其跌宕起伏的經歷被他提煉成“苦難敘事”與“奮斗史詩”的交織——這種將個體命運嵌入時代洪流的寫作手法，在《南昌太陽村的故事》中得到進一步升華，該書通過記錄留守兒童的成長困境，引發社會對弱勢群體的持續關注。

在詩歌創作領域，劉行賓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美學追求。他的獲獎作品《茶的獨白》以茶喻人，將制茶工藝與人生哲思融為一體：“揉捻時的疼痛/是為了在沸水中舒展/那些蜷縮的心事”。這種將日常經驗轉化為詩意表達的能力，在《石中賦》中達到新高度——他以石鼻中學人才輩出和校園美景為意象，通過“老師與學子的對話”，頌贊母校桃李天下的育才之道。

文化擔當：在歷史褶皺中打撈文明碎片

近年來，劉行賓將創作重心轉向江西供銷合作社史的書寫。在《江西省供銷合作社的發展歷程》系列文章中，他以檔案文獻為經、人物訪談為緯，梳理出供銷系統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脈絡。“供銷合作社是連接城鄉的毛細血管，”他指著1951年的社員股金證復印件說，“比如這個泛黃的小本子，見證了農民從‘生產者’到‘股東’的身份轉變，背后是中國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

這種歷史意識同樣貫穿于他對安義古村的書寫。在《京臺文化大院的書香墨味》中，他不僅記錄了古村的建筑形制與民俗活動，更通過“牌匾文化”等細節，揭示了贛商“義利并舉”的商業倫理。這種將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并重的書寫策略，與安義古村近年推行的“意向經濟”文旅模式不謀而合——兩者都強調在現代語境下激活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時代觀察：在變革浪潮中捕捉文學新質

面對當下文學創作的多元化趨勢，劉行賓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知：“網絡文學的興起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但這并不意味著傳統文學的式微。”他以安義古村的文旅實踐為例，指出文學創作者應主動適應“跨界融合”的新生態：“當古村通過沉浸式劇本吸引年輕游客時，作家完全可以參與到故事腳本的創作中，這既是文學的破圈，也是文化的再生。”

對于年輕作家，他提出“三重修煉”的建議：“首先要修煉‘在地性’，江西的山水人文、紅色文化是取之不盡的創作源泉；其次要修煉‘時代感’，用文學回應鄉村振興、生態保護等現實議題；最后要修煉‘超越性’，在具體的敘事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光芒。”這種將文學創作與社會責任緊密結合的理念，在他參與編著的黨史學習輔助教材《星耀中華》中得到充分體現——該書通過挖掘江西紅色文化資源，為新時代的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生動范本。

未來展望：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前行

站在安義古村的觀景臺上，劉行賓望著遠處正在修繕的明清建筑群，眼中既有對歷史的敬畏，也有對未來的期許：“古村的保護不是靜態的封存，而是動態的傳承。”這種理念同樣適用于他的文學創作——在即將出版的新作《鄉村紀事》中，他將筆觸伸向鄉村振興中的新型職業農民，試圖在傳統農耕文明與現代農業科技的碰撞中，尋找新的文學生長點。

“文學的使命，就是讓那些即將消失的聲音被聽見。”采訪結束時，劉行賓指著古村那棵千年老樟樹說，“就像這棵千年古樟，只有不斷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長出新的枝椏。”這種扎根鄉土、守望文明的創作姿態，或許正是他給當代文學留下的最珍貴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