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來之筆，源于情報的正確分析巧妙運用

在波瀾壯闊的軍事歷史長河中，四渡赤水戰役猶如一顆璀璨耀眼的星辰，閃耀著獨特且永恒的光輝。它不僅是一場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經典戰例，更是毛澤東軍事生涯里當之無愧的 “得意之筆”，在整個中國革命戰爭史上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這場戰役的輝煌勝利，與毛澤東善于做情報分析、正確巧妙運用情報有著千絲萬縷且至關重要的聯系。古往今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一直是兵家奉為圭臬的準則，毛澤東作為熟讀兵書的杰出軍事家，自然深諳此道，對情報工作的重視與運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四渡赤水戰役便是最好的例證。

當時，中央紅軍面臨著極其嚴峻的局勢，蔣介石為將中央紅軍徹底圍殲在川黔滇邊區，調集了多達 148 個團約 40 萬人的兵力，進行圍追堵截，而中央紅軍僅僅只有 3 萬余人，敵我雙方的兵力對比達到了懸殊的 10:1 以上。在這樣的劣勢之下，情報就如同黑暗中的明燈，能夠為紅軍照亮前行的道路，指引正確的方向。

戰役伊始，軍委二局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個極機密且重要的單位，雖然只有幾十個人，但他們憑借小功率的電臺收報機，在長征途中一路不間斷地收聽各路國民黨軍的電報，成功破譯了敵人千變萬化的各類密碼 860 多種，從而摸清了蔣介石 “圍剿” 紅軍的戰略部署，使得紅軍對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掌握得清清楚楚。這無疑成為了紅軍領導人的 “千里眼” 和 “順風耳”，為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奠定了堅實基礎。

然而，情報工作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出現過波折。就拿土城戰役來說，那是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領導崗位后親自指揮的第一個戰役，原本計劃根據所獲情報，乘追敵突出冒進且兵力不多（當時以為敵只有 4 個團）的有利時機，集中主力誘殲敵人，解除后尾威脅，然后全力北上打開渡江道路。可戰斗過程中，紅軍從俘虜的番號里發現情報有誤，川軍實際不是 4 個團 6000 多人，而是 6 個團萬余人，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致使這場戰役沒有達到預期目的，紅軍陷入了極為被動的局面。

但毛澤東并未因此而氣餒，反而迅速從不利戰局中尋找有利因素，憑借著對情報的深入分析和準確判斷，當機立斷作出新的決策，帶領紅軍西渡赤水，脫離絕地，為后續的行動創造了可能。這也恰恰體現了毛澤東對待情報的正確態度，不拘泥于既有情報的表象，而是能夠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作戰計劃。

在后續的二渡、三渡、四渡赤水過程中，毛澤東更是將情報運用得淋漓盡致。比如，利用掌握的情報洞悉敵軍內部矛盾以及各路軍閥 “各懷心思” 的特點，知道只要紅軍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不會拼命，于是巧妙地制定出佯攻、穿插、迂回等一系列戰術。通過派出小股部隊佯裝主力，制造各種假象，迷惑敵人，讓蔣介石及其麾下部隊摸不著頭腦，暈頭轉向，疲于奔命，而紅軍則能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尋得生機，一次次跳出包圍圈，最終實現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徹底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川、滇、黔的狂妄計劃。

可以說，四渡赤水戰役的每一次渡河、每一次戰斗轉折，都與情報工作緊密相連，毛澤東善于做情報分析、正確巧妙運用情報的能力，在這場戰役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成為了戰役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也為后世留下了光輝且值得深入研究學習的軍事指揮典范。

二、第五次反 “圍剿” 失利后的嚴峻局勢

（一）反 “圍剿” 失敗與長征開端

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 “圍剿” 失利，這成為了紅軍長征的直接導火索。當時，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以及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先是采取冒險主義的進攻戰略，后又轉為保守主義的防御戰略，致使紅軍在反 “圍剿” 作戰中屢屢受挫，蘇區范圍也不斷縮小。

在江西省廣昌進行的決戰里，中央紅軍損失慘重，形勢變得極為危急。盡管中革軍委曾嘗試派出紅 7 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紅 6 軍團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等舉措，意圖調動國民黨 “圍剿” 軍，減輕中央蘇區壓力，但最終都未能達成目的。

隨著國民黨軍向中央蘇區中心區域發起進攻，并迅速占領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紅軍的機動回旋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 “圍剿” 已然無望，于是被迫開啟了戰略性轉移，踏上長征之路。

長征初期，中央紅軍攜中央、軍委直屬隊以及第 1、第 3、第 5、第 8、第 9 軍團，共計 8.6 萬余人，從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發，計劃前往湘西地區同紅 2、紅 6 軍團會合。一路上，紅軍要沖破敵人設置的多道封鎖線，戰斗異常激烈且艱難。

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更是遭遇重創。面對國民黨軍憑借湘江構筑的第四道封鎖線，盡管紅軍戰士們浴血奮戰，在腳山鋪、新圩、光華鋪等地展開頑強阻擊，可由于地形不利以及裝備差距等因素，紅軍付出了巨大犧牲。經過五天五夜的苦戰，雖然最終成功渡過湘江，但兵力卻從出發時的 8.6 萬人銳減至 3 萬人，而且后續仍面臨著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嚴峻局勢，敵人 40 萬大軍正逐步縮小包圍圈，企圖將紅軍徹底圍殲，紅軍的處境可謂是危在旦夕。

（二）遵義會議 —— 轉機初現

1935 年 1 月，中央紅軍占領了貴州的遵義，這一占領有著重大意義，隨后在此召開的遵義會議更是成為了拯救中國革命的關鍵轉折點。

遵義會議的召開有著深厚的背景，在長征過程中，廣大干部、戰士眼見第五次反 “圍剿” 開始以來紅軍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這與前四次反 “圍剿” 勝利發展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對照，大家逐漸意識到這是排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軍事指導方針所導致的結果。許多干部早就在中央根據地時，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了懷疑與不滿，隨著作戰的不斷失利，這種不滿情緒日益增長，到湘江戰役之后更是達到了頂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然成熟。出席遵義會議的人員眾多，包括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等政治局委員，還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等候補委員，以及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中，先是博古作關于反對第五次 “圍剿” 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將失敗原因歸結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強大以及白區和各蘇區斗爭配合不夠等，卻不承認主要是自身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嚴重錯誤而造成的結果。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主動承擔責任并誠懇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李德。而后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見，作反對 “左” 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更是作了長篇發言，切中要害地分析和批評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并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以及此后軍事上應采取的方針。王稼祥在發言中也對博古、李德的錯誤進行批評，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其他多數與會同志也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認同毛澤東等人提出的提綱和意見，僅有個別人為博古、李德的錯誤辯解，李德本人堅決不接受批評。

最終，遵義會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 “圍剿” 的總結的決議》；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 “三人團”，仍由朱德、周恩來作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不過，盡管毛澤東重新回到了軍事指揮崗位，但當時紅軍所面臨的局面依舊極為嚴峻。從地理形勢上看，北邊是長江天塹，有川軍的十個旅和上官云相的兩個師在把守；東邊是湘軍的四個師；南面是中央軍薛岳的八個師；西面是滇軍的四個旅，而且在遵義的周圍還有王家烈的黔軍將中央紅軍團團圍住，敵軍的合計兵力在 40 萬左右，而中央紅軍僅僅只有 3 萬人，并且還處于缺衣少糧、槍支彈藥補給不足的艱難狀況，在這樣敵眾我寡、物資匱乏的情況下，紅軍要想突破重圍、尋找生機，無疑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三、一渡赤水 —— 情報失誤下的果斷決策

（一）北渡長江計劃與土城之戰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結束后，中央紅軍制定了北渡長江，同四方面軍會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戰略方針，計劃先拿下土城和赤水縣城，然后從瀘州到宜賓一帶的渡口渡過長江。

1 月 24 日，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順利進抵土城，黔軍劉翰吾部聞風而逃，未作抵抗。之后，其他軍團和中央直屬縱隊也陸續抵達土城。與此同時，川軍名將郭勛祺率領的部隊尾隨而來，紅軍根據截獲的情報，判斷敵軍只有四個團的兵力。當時，在紅軍各級指揮員眼里，川軍與不堪一擊的黔軍 “雙槍兵” 相差無幾，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普遍吸食鴉片，紀律渙散，戰斗力衰退，所以大家覺得可以集中兵力打一場殲滅戰，給北渡長江創造有利條件。

于是，中革軍委決定在距土城 3 公里外的青杠坡集中紅三、紅五軍團的優勢兵力，合圍夾擊，殲滅尾隨而來的郭勛祺部。1 月 28 日凌晨，青杠坡戰斗正式打響，可實際交戰起來，紅軍卻發現情況不對。敵人并沒有如預期的那樣 “戰斗力全無”，節節敗退，反而作戰風格極具攻擊性，戰斗力極其強悍，憑借有利地形拼死頑抗，紅軍官兵拼死爭奪，往復沖殺，戰斗異常激烈，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 “拉鋸戰”“消耗戰”。

更為嚴重的是，紅軍從俘虜的番號中發現原來的情報有誤，川軍不是 4 個團 6000 多人，實為 6 個團萬余人，而且還有后續部隊，且裝備精良，戰斗力很強。據當時軍委總部任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同志回憶，是把敵人電文中的 “旅” 翻譯成了 “團”，導致對敵人兵力估計不足。面對這種不利局面，紅軍陷入了極為被動的處境，北渡長江的計劃也受到了嚴重影響。

（二）西渡赤水 —— 及時止損

土城之戰的局勢對紅軍越發不利，敵人越打越多，且攻勢猛烈，已經打到了紅軍中革委指揮部前沿陣地。在這危急時刻，毛澤東當機立斷，果斷命令陳賡、宋任窮率領軍委縱隊干部團發起反沖鋒，干部團的戰士們個個訓練有素，一陣猛打猛沖后，敵人被打得狼狽逃竄。

隨后，毛澤東緊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幾位領導人開會，分析當前形勢，研究下一步行動方案。鑒于已經無法實現北渡長江的計劃，為了避免被敵人圍殲，毛澤東毅然決定迅速撤出戰斗，命令紅軍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藺、敘永地區轉移。1 月 29 日，紅軍在土城、猿猴兩地一渡赤水，成功脫離了戰場，拉開了四渡赤水戰役的序幕。

這一決策充分展現了毛澤東在面對情報失誤、戰局不利時，能夠迅速調整作戰方案，從不利中尋找有利因素，及時止損的卓越指揮能力，也為后續的行動保留了有生力量，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四、二渡赤水 —— 巧用情報，出其不意

（一）進攻敘永受阻與局勢變化

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后，原計劃是先向南再轉而向西，進到古藺西南地區，視機從宜賓上游北渡長江。1935 年 2 月 2 日，紅軍向敘永縣城發起猛攻，然而這座縣城卻成了一塊難啃的 “硬骨頭”。敘永四面環山，永寧河穿城而過，將縣城分為東西兩城，東城相對容易攻取，但西城城垣較高，多為石建，是易守難攻的典型。當時川軍教導師第 1 旅一個團外加第 2 旅兩個連在此駐守，并且早在紅軍到達黔北時，川軍就已經加強了敘永的防守。

紅軍雖然攻勢猛烈，城外守軍在沖擊下很快潰敗退回城內，紅軍部隊也迅速占領了西城門外的望城坡等高地，將西城包圍。但從 2 月 2 日拂曉開始的攻城戰斗，進行得極其艱苦。紅軍官兵分成多個戰斗小組，在火力掩護下架設云梯強行登城，可守城的川軍和民團憑借堅固城墻，用猛烈的火力，以及馬刀、刺刀、鉤鐮槍、石灰罐等拼命抵抗。紅軍多次強攻，均遭敵軍火力壓制，未能成功破城。第二天，紅軍繼續組織強攻，林彪親臨城外指導師長陳光組織攻城，紅軍戰士們奮力登城，多次沖鋒卻依舊無果。

到了夜里，紅軍本想利用暗夜掩護攀城而入，可狡猾的國軍防守部隊早有準備，他們強迫城內百姓手持各種照明工具站在城墻上幫助防守，一時間城頭燈火通明，使得紅軍的偷襲計劃也只能無奈放棄。就在紅軍奮力攻城想要打通北上通路時，川軍大部隊也沒閑著，川軍南岸總指揮潘文華獲悉紅軍猛攻敘永城后，立刻命令陳萬仞、范子英、郭勛祺分別率部共 8 個旅和周成虎警衛大隊向敘永城及其附近地域堵截。

此時的紅軍，前路被堵，追兵又至，陷入了極為危險的境地。繼續強攻敘永，顯然已無可能，而若不及時改變計劃，很可能就會被敵人包餃子，全軍覆沒。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為了免于全軍覆沒，中革軍委審時度勢，不得不再次修改戰略計劃，放棄在敘永一帶北進的計劃，向云南東北部轉移。

（二）走回頭路，重占遵義

轉移到云南扎西地區后，毛澤東展現出了他卓越的洞察力和對戰場形勢的精準把控能力。當時各路敵軍蜂擁堵截，蔣介石判斷紅軍仍將北渡長江，急令川南 “剿總” 潘文華等部從不同方向對紅軍形成夾擊之勢，妄圖圍殲中央紅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區。

但毛澤東深知，雖然敵軍來勢洶洶，但他們內部其實各懷心思，比如川軍、滇軍等地方軍閥，只要紅軍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不會拼命。而且在之前與各路敵軍的交戰過程中，也發現王家烈的黔軍相對來說是最好打的。于是，毛澤東天才般地提出了一個讓很多人都十分不解的計劃 —— 走回頭路，往東渡過赤水河，重新占領遵義。

這一決策看似出人意料，實則蘊含著深刻的軍事智慧。為了隱蔽東進的企圖，給敵人造成錯覺，紅軍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佯動措施。一方面，派出紅 9 軍團一部向進至扎西以南大灣子的滇敵實施攻擊，讓敵人誤以為中央紅軍有向西機動、西渡金沙江的趨勢；另一方面，安排紅 5 軍團 1 個團偽裝成紅軍主力，向溫水開進，佯裝北向四川，吸引敵軍的注意力。

在成功迷惑敵人后，1935 年 2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央紅軍抓住時機，由太平渡、二郎灘等地迅速東渡赤水河。渡過赤水河之后，紅軍又派出一小隊人馬去佯裝攻打赤水縣城，大張旗鼓地造成要從赤水縣城一路向北渡過長江的假象，進一步擾亂敵人的判斷。而紅軍的主力則馬不停蹄地朝著遵義方向進軍。

當時，桐梓是黔北入川的門戶，也是四川南下遵義、貴陽的必經之地，所以紅軍必須先拿下桐梓。2 月 24 日，紅 1 軍團襲占桐梓，黔軍棄城而逃，援軍退守婁山關。婁山關地勢險要，雄踞大婁山脈中段，海拔 1400 多米，四周崇山峻嶺，峭壁如林，川黔大道從中盤旋而過，素有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之說，是兵家必爭之地。

黔軍吸取了之前被紅軍破關的教訓，在關口部署了重兵守關。紅軍為隱蔽南進企圖，在發起婁山關戰斗前，先以紅 5 軍團一部向溫水攻擊，讓川敵誤以為紅軍要北渡長江，不敢傾盡全力尾追，從而減少了紅軍南進的后顧之憂。2 月 24 日拂曉，紅三軍團先頭部隊第 13 團，從北向南對婁山關之黔軍發動猛攻，經過激戰，于當日晚攻占婁山關，占領了制高點 —— 點金山。這一勝利，為中央紅軍攻占遵義和打擊來援的吳奇偉部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隨后，紅軍乘勝追擊，沒費多大的力氣就把王家烈從遵義又攆了出去，成功重占遵義，還繳獲了大量的軍用物資，得到了寶貴的休整機會。毛澤東也在此情此景下，揮筆寫下了那首氣勢磅礴的《憶秦娥?婁山關》：“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這一場回師東進、二渡赤水的精彩行動，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善于利用情報、巧妙把握敵軍心態、靈活制定戰術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讓紅軍在看似絕境的情況下，成功扭轉了局勢，重新掌握了一定的戰場主動權。

五、三渡赤水 —— 在分歧中精準判斷

（一）魯班場之議與分歧出現

中央紅軍在遵義經過短暫休整后，蔣介石又迅速調兵遣將，組織起新一輪的圍堵。此時，擺在紅軍面前的軍事決策變得尤為關鍵且艱難，而內部對于下一步的軍事行動方向，也就是攻打打鼓新場還是魯班場出現了較大的分歧。

當時，多數人主張攻打打鼓新場，原因很簡單，打鼓新場的王家烈黔軍相對來說比較好打，經歷了之前與各路敵軍的交戰，紅軍深知黔軍的戰斗力與其他敵軍相比稍弱一些，大家覺得攻打打鼓新場可以較為輕松地取得一場勝利，補充物資、提振士氣。而且在眾人看來，這是一個相對穩妥、勝算較大的選擇，畢竟當時紅軍處境艱難，每一次戰斗都要盡可能確保勝利的把握更大一些。

然而，毛澤東卻有著與眾不同的看法，他力排眾議，堅決支持攻打魯班場。在毛澤東眼中，雖然魯班場有著周渾元的中央軍駐守，裝備精良、工事堅固，看似一塊難啃的 “硬骨頭”，但從整個戰略局勢來分析，攻打魯班場有著更深層次的意義。盡管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這一主張，覺得這是在逆勢而為，可毛澤東卻憑借著對全局的深刻洞察以及對各方情報的精準把握，堅信這一決策的正確性。

這場分歧在紅軍內部引發了激烈的討論，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每一個決策都關乎著紅軍的生死存亡，每一種觀點的背后都承載著巨大的責任與壓力，而最終的抉擇也變得萬分艱難。

（二）放棄魯班場，再渡赤水

面對眾人幾乎一邊倒的意見，毛澤東深知如果按照攻打打鼓新場的方案執行，很可能會讓紅軍陷入敵軍精心布置的包圍圈，后果不堪設想。于是，他在會議上據理力爭，甚至不惜以 “總政委辭職不干” 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凸顯出他對正確決策的執著與堅持。

會后，毛澤東并未放棄，他連夜找到周恩來和朱德，詳細闡述自己的分析和判斷，指出攻打魯班場對于調動敵軍、打亂敵人部署以及為紅軍后續行動創造有利條件的重要性。最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說服了二人，并在第二天的會議上，由周恩來出面說服眾人，放棄了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轉而集中兵力，朝著魯班場的國民黨中央軍發起猛烈進攻。

戰斗打響后，紅軍奮勇作戰，與敵軍展開了激烈交鋒。而國民黨方面也急忙調遣周圍的國軍迅速趕往魯班場增援，企圖一舉將紅軍殲滅在此。就在國軍增援部隊匆忙趕路之時，毛澤東又一次展現出了他那超乎常人的軍事敏銳性和靈活應變能力，果斷下達命令，放棄魯班場，全軍從茅臺渡口再次渡過赤水河，這便是三渡赤水。

這一系列決策和行動，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不局限于眼前戰況，而是依據情報，高瞻遠矚地把握整個戰場局勢，巧妙地利用敵軍的動向，靈活調整作戰計劃，在看似被動的局面下，一次次為紅軍尋得生機，創造主動出擊的機會，彰顯出他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六、四渡赤水 —— 迷惑敵軍，跳出包圍圈

（一）疑兵誘敵與隱藏主力

三渡赤水之后，毛澤東再次展現出他卓越的軍事謀略，巧妙地運用情報，導演了一出迷惑敵軍的好戲。他命令紅軍全體隱藏在赤水河旁邊的樹林之中，悄然蟄伏，就如同一只收起利爪、屏息靜氣的獵豹，等待著最佳的出擊時機。

與此同時，派出一個團的兵力，偽裝成紅軍的主力部隊，大張旗鼓地朝著古藺縣城進發，一路上故意拉開行軍間距，旗幟招展，還四處散發傳單，營造出一種即將要大規模進攻古藺縣城，進而北渡長江的浩大聲勢。

蔣介石那邊呢，通過各種渠道得知了這一 “動向”，他深信不疑，覺得紅軍果然還是要按照之前的意圖北渡長江去與其他部隊會合，當下便調遣國軍朝著赤水河以西火速追趕，一心想著在紅軍渡江之前將其攔截圍殲。就這樣，毛澤東僅僅用一個團的疑兵，便成功地牽動了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為紅軍后續的行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二）急速折返，東渡赤水

就在蔣介石的部隊被調往赤水河以西，一路緊追 “紅軍主力” 之時，毛澤東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戰機，果斷下達命令，全體紅軍人員立刻、馬上、迅速地折返向東，要求在 20 日夜，由二郎灘至臨坍地段渡過赤水河。

這一命令看似簡單，實則需要對敵軍的心理、部署以及行動節奏有著精準無比的把握。紅軍戰士們聞令而動，在夜色的掩護下，悄無聲息卻又迅速有序地朝著既定地點進發，宛如一條靈動的游龍，在敵人的包圍圈縫隙間穿梭自如。

當蔣介石還在做著圍堵紅軍于長江邊的美夢時，紅軍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四渡赤水這一神來之筆，徹底打亂了敵人的部署，跳出了包圍圈，讓原本看似密不透風的包圍圈出現了巨大的漏洞。整個過程中，紅軍行動的靈活多變以及毛澤東對情報的巧妙運用，堪稱軍事指揮藝術的經典范例，憑借著對敵軍情報的準確掌握，紅軍牢牢地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向著勝利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七、四渡赤水勝利的意義與毛澤東情報運用的啟示

（一）戰役勝利的深遠影響

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有著多方面極其深遠的影響，堪稱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首先，它成功粉碎了國民黨妄圖圍殲中央紅軍的狂妄計劃。當時蔣介石調集了多達 148 個團約 40 萬重兵，在川黔滇邊精心布置包圍圈，企圖將中央紅軍 3 萬余人一舉消滅。然而，毛澤東憑借著對情報的精準把握和巧妙運用，指揮紅軍四渡赤水，靈活機動地穿梭于敵軍的重重圍堵之間，使得國民黨軍暈頭轉向、疲于奔命，最終紅軍徹底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讓蔣介石的圍殲計劃徹底落空，為紅軍保存了珍貴的革命核心力量，為后續的革命斗爭保留了有生力量。

其次，這一戰役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人民軍隊中的領導地位。遵義會議雖然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當時黨內軍內仍有部分同志對他那高度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不太理解、存在疑慮。而四渡赤水戰役中，毛澤東一次次做出正確決策，帶領紅軍化險為夷、轉敗為勝，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其軍事指揮才能的卓越超群，讓廣大指戰員更加信服，也進一步穩固了他在黨內和軍隊中的核心領導地位，使得全軍上下能夠更加團結一致地聽從指揮，為后續的長征以及革命事業的推進奠定了堅實的領導基礎。

再者，四渡赤水戰役還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在軍事戰略戰術方面。這場戰役中所展現出的依據敵情變化及時調整作戰方向、靈活把握和轉換作戰形式、巧妙變換和運用虛實行動等一系列軍事指揮藝術，成為了毛澤東思想中關于軍事斗爭的生動實踐案例，為后來的軍事理論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也為我軍在面對各種復雜戰爭局勢時提供了重要的借鑒范例，讓我軍在戰爭中能夠更加從容地應對不同情況，靈活制定戰略戰術，以弱勝強、以少勝多。

總之，四渡赤水戰役的勝利，無論是在當時挽救紅軍、扭轉革命局勢上，還是在對后續的軍事指揮、革命發展等長遠影響方面，都有著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情報運用的寶貴經驗

毛澤東在四渡赤水過程中對情報的運用，給我們留下了諸多寶貴經驗，即便放在現代軍事指揮等諸多領域，依然有著深刻的啟示作用。

一方面，毛澤東善于做情報分析，有著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能力。在當時復雜的戰爭環境下，情報來源繁多且真假混雜，比如在土城戰役中，最初獲取的情報顯示敵軍只有四個團的兵力，可實際交戰才發現是情報有誤，敵軍實為六個團且還有后續部隊。但毛澤東并未被這一錯誤情報完全誤導，而是在戰斗過程中迅速根據實際情況重新分析判斷，通過俘虜的番號等蛛絲馬跡察覺問題所在，進而當機立斷做出新決策，帶領紅軍西渡赤水，脫離險境。在后續的各次行動中，他也始終對情報保持謹慎態度，不盲目相信表面信息，而是深入思考、綜合判斷，從眾多情報中提煉出真實可靠、有價值的內容，以此作為制定作戰計劃的依據。

另一方面，毛澤東能夠巧妙地利用情報把握敵軍內部矛盾以及各方心態。他深知國民黨軍雖然人數眾多，但各路軍閥各懷心思，都想保存自身實力，只要紅軍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不會拼命。于是，毛澤東巧妙地制定出佯攻、穿插、迂回等一系列戰術，借助掌握的情報洞悉敵軍動向，通過派出小股部隊佯裝主力，制造各種假象，如在三渡、四渡赤水時，一會兒佯裝北渡長江，一會兒又營造進攻古藺縣城的聲勢，讓蔣介石及其麾下部隊摸不著頭腦，被紅軍牽著 “鼻子” 走，成功地調動了敵人，打亂了敵軍部署，使得紅軍能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尋得生機，跳出包圍圈。

這些情報運用的方法和經驗啟示著我們，在軍事指揮或者其他競爭領域中，情報工作至關重要。要重視情報收集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同時更要有對情報進行深入分析和合理運用的能力，善于從復雜的信息中挖掘出關鍵內容，把握對手的心理和特點，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策略，從而掌握主動權，贏得最終的勝利。

供稿：陳飔 涂彥

編輯：李順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