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長河的幽僻角落，一組民國上色老照片靜靜躺臥，宛如被遺落的時光碎片。這些照片，原是黑白色調，隱匿于歲月的暗影里，可如今，現代技術賦予它們斑斕色彩，瞬間打破時光的隔閡。它們宛如神秘的時光機器，引領我們穿梭回那個風云變幻、新舊交織的民國時代。

1948年6月，蔣介石在西安與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青海馬步芳、寧夏馬鴻賓的合影，拍攝于西安綏靖公署東花園，時值胡宗南主力在宜川戰役慘敗后，西北戰場形勢急轉直下。

1948年上半年，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指揮下連克宜川、洛川，胡宗南部主力被殲3萬余人，關中門戶洞開。蔣介石親赴西安召開軍事會議，試圖重組西北防線。此次會面正值張治中就任西北軍政長官（1948年6月）后首次重要會議，馬步芳、馬鴻賓以副長官身份參會。

蔣中正日記顯示，1948年6月21日記載：“西安會議，宗南（胡宗南）報告宜川失利詳情，二馬（馬步芳、馬鴻賓）態度曖昧，西北戰局堪憂”。張治中時年58歲，剛從新疆調任西北，試圖以“和平將軍”的威望整合各方。其副官回憶：“張長官在會議上提出‘聯防計劃’，但馬步芳當場質問‘中央能給多少彈藥’，氣氛一度劍拔弩張”。據《西北馬家軍檔案》記載，馬步芳在會面后私下對親信說：“老頭子（蔣介石）要我們當炮灰，可胡宗南的敗軍連潼關都守不住”。馬鴻賓則在會后密電其子馬惇靖：“蔣氏氣數將盡，吾輩需早作打算”。

這張照片在1948年被《中央日報》用作頭版，配文“領袖運籌西北，軍民一心抗敵”，但畫面中四人的嚴肅神情卻暴露了國民黨內部的裂痕。

1923年夏秋，胡適因神經衰弱在杭州煙霞洞休養期間，其夫人江冬秀與三個子女的合影，成為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的珍貴影像記錄。這張照片拍攝于北京緞庫胡同胡適寓所庭院，時年：胡祖望4歲，胡素斐3歲，胡思杜2歲。

1923年4月，胡適因過度勞累導致神經衰弱，經醫生建議赴杭州休養，入住煙霞洞清修寺廂房。期間完成《戴東原的哲學》等著作，日記中多次提及對子女的思念，如7月21日寫道：“甚念冬秀與孩子們，不知祖望的痘癥是否全愈。”

作為傳統女性，江冬秀獨自操持北平家務，據胡祖望晚年回憶（《胡適與我》），母親“治家極嚴，我們姊弟都怕她，但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條”。

這張照片，拍攝于1925年夏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宿舍庭院。畫面中，周建人（時年37歲）身著長衫，足蹬圓頭皮鞋，端坐在直徑約60厘米的麻石墩上。

1925年正值五卅運動爆發，周建人作為商務印書館工會負責人，剛參與組織罷工聲援工人運動。

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為粉飾侵略罪行、制造“日中親善”假象，曾系統性實施擺拍宣傳，照片中的“百姓殺豬歡迎日軍”就是典型案例。這類擺拍多發生于1937年全面侵華后，尤其在華北、華中淪陷區，日軍通過威脅、利誘甚至屠殺脅迫中國百姓配合拍攝。

這些照片經日軍“宣撫班”修飾后，通過《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媒體傳播，標題多為《皇軍入城，萬民擁戴》《日中提攜，親如一家》，妄圖混淆國際視聽，瓦解中國抗戰意志。

河北易縣老人王順（1928年生）回憶1941年擺拍經歷：“鬼子讓我爹捧一碗小米粥，說‘笑一笑，給你糖’，等相機一停，就把粥潑在我們臉上，罵‘支 那人只配吃屎’。”（錄于《晉察冀邊區口述史》）。

照片為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向為他們帶路的漢奸被根據地武裝打傷后進行治療。日軍深知在侵略戰爭中，漢奸對于他們了解當地情況、實施統治和打擊抗日力量具有重要作用。通過對受傷漢奸進行治療，給予特殊關照，能夠向廣大漢奸表明日軍 “重視” 他們，從而穩固漢奸勢力，讓更多的人愿意為其所用，充當侵略的幫兇。

1943年冬，晉察冀根據地北岳區的南秀井村發生一起嚴重的漢奸叛國事件。時年69歲的維持會長兼村長高永吉，在村內漢奸告密下，主動帶領日軍挖掘抗日部隊轉移時埋藏的彈藥，成為抗戰時期基層政權中典型的背叛案例。

南秀井村地處太行山東麓，是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某部的重要物資中轉地。當年10月，為應對日軍冬季“掃蕩”，部隊將一批彈藥（包括步槍、手榴彈、迫擊炮彈等）分裝埋藏于村西山谷的廢棄窯洞及村東老槐樹下的地窖中，計劃待反“掃蕩”結束后啟用。

村內一名被日軍收買的保長向駐據點日軍密報了彈藥埋藏線索。高永吉雖年近七旬，卻長期暗中與日軍勾結，企圖通過出賣抗日資產換取個人利益。12月15日，他親自帶領10余名日軍士兵，憑借對村內地形的熟悉，逐一指認埋藏點：在村西窯洞內挖出步槍80余支、子彈5箱；在老槐樹地窖中起獲手榴彈300余枚、迫擊炮彈12發。這批彈藥約占部隊當時儲備量的三分之一，是用于伏擊日軍運輸線的關鍵火力。

據《晉察冀邊區公安史資料》記載，此類“利用維持會身份破壞抗日物資”的案件，1943年在北岳區共發生17起，高永吉案因涉及核心軍備且主犯為基層偽政權頭目，成為典型案例。檔案中提及，日軍對其“嘉獎”了200元偽幣及“良民證”，而高永吉臨刑前供認：“以為日軍能長久統治，想給自己留條后路。”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陳兵長江北岸，南京城籠罩在戰前的混亂與恐慌中。一隊身著美式作戰服、頭戴M1鋼盔的國軍士兵，正沿著中山路快速行進，他們正是國民黨軍傘兵總隊（時稱“陸軍總司令部傘兵司令部”）的直屬部隊。

國軍傘兵部隊前身為1944年成立的“陸軍突擊總隊”（美式傘兵部隊），1946年改編為“傘兵總隊”，直屬陸軍總司令部，巔峰時期約5000人，是國民黨軍唯一成建制的傘兵力量。1949年初，傘兵總隊改稱“傘兵司令部”，下轄第1、2、3傘兵團及直屬隊，其中第3團于1949年4月15日在上海起義（加入解放軍），而南京街頭的部隊多為直屬隊及第1團殘部。

1949年4月，蔣介石已遷都廣州，南京由桂系將領白崇禧指揮“京滬杭警備司令部”負責防御，但實際部署松散。傘兵總隊奉命在南京執行“核心區域警戒”與“重要物資轉移”任務，包括護衛總統府、交通部等要害部門，并協助搬運庫存的美式裝備（如尚未拆箱的M1步槍）至下關碼頭，準備經長江運往上海或福建。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傘兵總隊直屬隊未作有效抵抗，多數士兵在挹江門附近棄械投降，部分軍官乘快艇逃往上海。被俘傘兵因裝備精良，被解放軍優先編入華東野戰軍特種縱隊，成為解放軍傘兵部隊（1950年成立）的早期技術骨干。

解放戰爭中遼沈戰役·錦州，解放軍押送俘虜的場景，一群國民黨軍俘虜（推測為第93軍暫編22師官兵）正沿公路行進，排頭解放軍戰士手持三八式步槍，槍桿中部綁扎一面旗幟，旗面文字因像素限制模糊。

1940年4月，宋慶齡應宋美齡邀請從香港抵渝，與宋靄齡、宋美齡共同參與抗日宣傳。此次合影是國民政府 “展示團結” 的重要舉措，旨在回應汪精衛投敵后的輿論危機。照片中出現的國民黨元老及軍政要員包括：一排吳稚暉（左一）、林森（左二）、宋慶齡（左三）、宋靄齡（右二）、于右任（右一）。二排：孔祥熙（中）、戴季陶（右三）、何應欽（左三）、孫科（右一）。后排：宋子文（中）。

據《中央日報》（1940年4月18日）報道，合影當天，宋慶齡發表簡短講話：“今日姊妹團聚，非為私誼，乃為民族存亡。望同胞共赴國難，勿使親者痛、仇者快。” 國民黨元老集體出席，意在強化“孫氏遺志繼承者”的形象。

盡管參與合影，宋慶齡始終與國民黨右派保持距離。她在重慶期間多次批評“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并秘密通過保衛中國同盟向延安輸送物資。美國《生活》雜志同期刊登的新聞稿稱：“孫夫人與國民黨高層罕見同框，標志著中國團結抗戰的新起點。” 據宋慶齡秘書黎沛華回憶，她本不愿出席，但為爭取國際援助，最終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