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多月前，坎貝爾還是拜登政府的副國務卿。事實上，他還在美國印太政策的策劃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印太沙皇”之稱。作為民主黨人，他猛烈抨擊特朗普并不奇怪。筆者非常有興趣的是，他在這一場激烈的國際經貿斗爭中，竟然出現在香江。無疑，他也利用了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環境，也提醒大家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中美博弈中可以發揮特殊的作用。

警告特朗普團隊不應低估中國

坎貝爾在香港的演講中，坦承認中國“現在是、未來數十年”都會是強大的國際舞臺參與者，不應低估中國。他警告特朗普政府那些自以為“中國陷入結構性問題，美國處于強得多的談判地位”的人士，他說“我個人看法是這屬于危險假設"。他更指這一派以為“按目前路線，中國會在經濟關系上比美國受創更深”誤判，他強調“世上沒有比中美更相互依賴的兩個國家"了。

筆者了解坎貝爾的一貫戰略構想，明白他也“以圍堵中國為己任”，他作為拜登的印太事務官，就是要在印太地區構筑一個又一個針對中國的小團體。他抨擊特朗普，不過是美國的兩黨之爭。然而，值得欣賞的是，你有你的玩法，我有我的游戲，香港抓住機會，為我所用。

目前，由特朗普2.0挑起的這場關稅大戰，中央定性定調為“國際經貿斗爭”。對于中央的高瞻遠矚和實事求是，香港各界需要深入學習領會并認真貫徹，避免犯過右或過左的失誤。從理論和實際結合看，筆者認為，香港的作用主要也給體現在“緩沖區”和“橋梁”作用，這也是香港的獨特的角色，內地城市不太具備的，其實也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當初“留下香港”的戰略安排和初心。坎貝爾這次亞洲行先到日本和韓國，尾站選擇香港，說明他是“懂中國也懂香港”的。

筆者認為，在當下這場全球性的“國際經貿斗爭”中，香港的定位需基于“一國兩制”優勢，平衡“緩沖作用”與“戰略支點作用”。實事求是看，香港的“一國兩制”和自由港政策，賦予香港的緩沖作用，具備獨特的“防火墻”價值。在貿易摩擦或制裁升級時，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和獨立關稅區地位，可緩解外部沖擊對內地經濟的直接影響。例如，部分受國際供應鏈波動影響的產業，可通過香港進行轉口貿易或供應鏈重組，降低單邊制裁的沖擊。與此同時，香港可在中美等大國博弈中保持特殊地位，有條件成為國際資本、技術、人才的“安全島”。例如，外資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時，可規避部分地緣政治風險；內地企業通過香港進行跨境融資或資產配置，也能利用其法律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另一方面，香港還具有服務國家整體利益的戰略支點作用。香港是國家“內外雙循環圈”戰略的重要連結點。一方面，可助力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向國際，如發行債券、海外并購，；另一方面，吸引國際資本、技術和人才通過香港參與內地發展，如滬深港通、大灣區科創合作。在經貿斗爭中，這種“雙向開放”能力可增強國家經濟的韌性。再就是，香港熟悉國際經貿規則，如WTO框架、智慧財產權保護，可協助內地企業適應國際合規要求，或在數字貿易、綠色金融等領域探索與國際標準對接的路徑，在這場斗爭中為國家爭取規則制定主動權。

香港要自我保護自我發展

不過，值得指出的的是，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的經濟體，面臨疾風暴雨的加稅沖擊，也存在自身的不利之處，所以，香港要學會運用毛澤東主席“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辯證法。在國際經貿斗爭中，首先要自我保護自我發展。大家都明白，香港地域狹小，在某些特定地區市場，相比本土企業缺乏深入的本土認知與資源沉淀，開拓市場時需花費額外精力和成本；香港經濟結構單一，香港過度依賴金融、貿易和房地產等少數幾個行業，經濟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在國際經貿斗爭中，這些行業易受沖擊，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穩定；同時，香港租金與人力成本偏高；外部依賴程度高，香港經營生產所需的原材料、技術和設備以及生活消費品絕大多數依賴進口，產品絕大多數輸往境外，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易受全球經濟形勢波動、貿易保護主義等外部因素影響。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國在對港金融發動攻擊，亦可能造成大危機。對此，香港不能掉以輕心，要做好充分準備。

香港要維護自由港核心優勢

綜合而言，筆者認為，在這場激烈的國際經貿斗爭，香港應該守住 “戰略緩沖區加功能支點”的定位。從一國兩制的香港的歷史使命看，“緩沖作用”也是香港長期立足的根基，而“支點作用”也是國家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賦予的任務，兩者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只有保持緩沖能力，才能吸引全球資源為我所用；只有服務國家戰略，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在這種戰略導向上，未來應避免將香港推向“斗爭前線”的輿論陷阱，而是通過制度創新和功能升級，使其成為國家應對經貿斗爭的“柔性杠桿”，既能在沖突中提供迂回空間，又能在合作中創造增量價值，最終實現“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的深度結合。

具體而言，筆者認為，首先要維護自由港核心優勢，堅守低稅率、資金自由流動、普通法體系等制度特色，吸引避險資本和跨國企業區域總部。例如，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香港可成為高端制造業的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中心，降低地緣政治對產業鏈的沖擊。如果這場國際經貿斗爭反而促成香港成為全球少有的“安全港”，那么，這既是香港最大的勝果。

為此，香港不應回避與內地的“制度性隔離”。例如，通過“境內關外”模式，明確香港與內地在法律、金融監管等方面的界限，既保持香港的本色，也避免外部壓力直接傳導至內地。相反，在應對美歐對華制裁時，香港可依據自身法律獨立判斷，為內地企業提供合規的跨境金融服務。香港可擴大人民幣離岸市場規模，推動數位人民幣在香港的應用，增強國家貨幣主權在國際博弈中的話語權。還可以“非對稱優勢”破局，利用香港與西方世界的歷史聯系和文化兼容性，開展“民間外交”和經濟對話。例如，通過香港的國際商會、專業協會等非政府管道，緩解外部對中國“經濟脅迫”的誤解，為國家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與合作空間。

總之，一場史無前例的國際經貿斗爭必將催生一個更加生機勃勃的新香港。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 劉瀾昌 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