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中華書局1912”公眾號，選自《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學者訪談錄》（戴燕 主編）。旨在知識分享，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小編刪除。

“國學”的前提是什么？

我贊成講國學，但現在講的“國學”有很多矛盾。首先，“國學”怎樣界定？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從來是非正式的歷史概念，它不是一個國名。清末學者，如黃遵憲、梁啟超等，就已在質疑了，說以前中國只有朝名沒有國名，所以提出來要確定一個正式的國名。

“中國”的概念起于何時？學界有爭論。比如同樣用“二重證據法”，為這個詞尋源，胡厚宣以為殷代必已有“中國”意義的稱謂，于省吾認為起源于周武王時期。然而相信古文獻必有依據的人，如柳詒徵著《中國文化史》，還是堅持“中國”稱名更早，始于夏朝。

人所共知，征服殷朝的周人，自稱華夏。華就是花的意思，周朝占領了相傳是夏朝中心的河洛地區，凡是經周分封的諸侯國都自稱是華夏。不過東周尚未滅亡，好辯的孟子已說相對于夏朝，殷是東夷之人，周是西夷之人，他們都是夷。一九三一年傅斯年作過一篇《夷夏東西說》，就顯然根據孟子的說法，推論西夷周是如何自居為“中夏”，而把商朝貶為東夷的。這是篇很有名的文章，到現在還沒有被推翻。臺灣學者王爾敏也有篇文章講晚清時候知識分子如何看“中國”這一概念。其實他們是引申一九〇七年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這篇文章提出“中國”并非只是相對于“四裔”的族名，而且也是“漢土”疆域的名稱。

但涉及這一點，章太炎就陷入了一個非常狼狽的境地，雖然《中華民國解》提出了“中華民國”的國名，可是“中國”本來是一個變動不居的歷史概念，你把他固定下來，就是指秦漢以后“漢土”的疆域，說這就是中國，其他地方你都不算了？那些邊疆民族建立的大小王朝的領土，你都不算了？作為同盟會鼓吹“排滿革命”的號手，章太炎為了反清，把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統統都算作外夷，有時代意義，卻是反歷史的。

這也就是我們講“國學”時必須要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即必須確定我們“國”的空間范圍。當年譚其驤先生做《中國歷史地圖集》時就面臨這個問題，以哪個“大一統”時代的疆域作為基準？他認為應當以康熙時清朝版圖當作歷史國的基準，因為康熙時代中央行政的力量一直伸到了比現在廣得多的疆域，國土面積較諸沙俄等借軍事侵略強占以后的晚清領土大得多，屬于真正的統一帝國。但譚其驤先生的提議遭到反對。反對的一個理由，據說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大一統，如果說是這樣就縮短了中國歷史，那是站不住腳的。你去看歐洲，它的近代民族國家分化、組合的自然政治地圖，直到十九世紀還在改繪。德國統一在晚清的同治末，美國立國也不過始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直到清亡以前才最終建構完成現在的聯邦。比較起來，倘說中國大一統定型于康熙時代，時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豈能說晚？其實康熙時代的版圖和元代中國相比已經縮小了。蒙元統治全國九十年，以后它和它的后裔韃靼、瓦剌等，又在北中國與明朝長期周旋。明代中國史，可說是由明人、蒙古、回回和滿洲等共同締造的，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巨大而悠遠的影響，迄今缺乏整合式研究。如果講國學，要不要考慮到這段歷史？

再有，現在不少人將國學解釋為孔子和儒學，認為這就是國學的核心。如果你要去跟他理論，他就說是啊，我和你觀點不一樣。觀點么，人人都可以發表，你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我仍然要堅持一條，你既然講歷史，既然講古文獻，你就該守點規矩，沒有根據的話不要亂說。我們國家現在五十六個民族，雖然少數民族人口沒有漢族多，但他們分布的區域，用周恩來的話，就是占中國領土的百分之六十。很多民族或族群是不相信孔夫子的，比如回族、維吾爾族信伊斯蘭教，西藏、蒙古信喇嘛教，還有信薩滿教或萬物有靈的。即便是漢族中間也有一部分保存自己的風俗，對孔子的一套并不真佩服，如閩、臺、粵民眾信媽祖就遠過于信孔子。況且漢族本身就是一個混合體，有它自身形成的歷史過程。

大致說來，現在的漢族不是漢朝人。“文革”以前史學界曾有五種課題的爭論，叫作“五朵金花”，其中一朵就是“漢民族形成問題”。當然分歧非常之大，但有一點通過討論變得比較清楚，就是形成時間，在公元四世紀至六世紀之間。南北朝時，特別是北朝的鮮卑人，分別胡漢，胡人一等，漢人二等，這樣慢慢形成一個“漢人”的概念。

但是有的漢族中心論者，好說漢族與古華夏各族類一脈相承，那是非歷史的謬說。秦人原是西戎，漢朝統治者是楚蠻，隋唐是我們中世紀中最輝煌的時代，特別是唐朝前期，可稱是當時世界的大帝國，但是追究一下王室的血統就知道，雖然楊堅、李世民都聲稱自己是漢人，可他們的母親和皇后分明都是鮮卑人的后裔，他們是胡漢混血兒，很多所謂漢晉儒學鼓吹的價值觀，在唐人那里都沒得到貫徹。在后來的孔孟之徒看來，唐朝宮廷相當混亂，兒子可以把父親的妾立為皇后，還可以娶自己近親的姐妹，這些在《禮記》里都規定是不允許的，所以朱熹說“唐人大有胡氣”。也就是說，在漢宋經學家看來是非禮的，在不講夷夏之辨的統治者的認識中則未必。但你能說它不是國學么？直到現在人們還在大講炎漢盛唐，以它為榮。

而且在中世紀幾度民族大遷徙以后，哪還有什么純種的漢人。說孔子和儒教是國學核心的人，不妨看看山東孔家。山東是個大平原，便于北國騎馬的民族馳騁，哪一個邊疆族入侵后都在那里待下來，正如歐洲中世紀蠻族入侵羅馬帝國造成的情形一樣，血統混合，已非齊魯族類舊貌。據說孔子后裔是中國最古老的家族，但多年前我仔細研究過孔家的系譜，發現自孔融被曹操滅門以后，所謂孔子嫡系的血統傳承疑點極多，即如金宋二朝，南北二孔的血統真假，便混淆不清，以占地利的北孔來說，血統不是屢經中斷么？不是已摻入滿清皇族的基因么？這很值得如今起勁地續家族系譜的倡導者給出科學論證。

所以現在講的“國學”，沒有一個衡量尺度。后現代史學認為歷史是歷史學家造出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你沒法和那些人討論“觀點”。但是你可以不承認有客觀真理，卻不能不面對由現狀昭示的客觀事實。如果講“國學”，就必須先確定兩個前提：　第一，我們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包括臺灣在內，這是我們“國”的空間范圍；第二，要承認中華民族是個復合體，“國學”一定要包括各個民族群體。怎么找一個共識統起來？最好就是尊重民族、信仰、居住空間、生活方式等的多元性，就必須承認我們都是中國人。要講“國學”，就非得講這一條，而不能說國學的核心就是孔子和儒教。

歷史上有沒有不變的“儒學”？

八十年前周予同先生批判北洋軍閥鼓吹“尊孔讀經”，已將其稱作“僵尸的出祟”。他沒有料到，這個僵尸，在八十年后依然“伸出可怖的手爪”。這正是我在先生去世二十多年后，仍以為拙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仍有三版價值的緣由。

周先生反對混講中世紀儒學，強調西漢中葉以后的經學非儒學，而且經學早有今古文區別。據此，我以為應該認知自漢至清統治學說的歷史性，應該著眼于經學的時空連續性，并非時空同一性，因而研究中國經學，必須論從史出，不可以論帶史乃至代史，如今之儒學或國學論者的非歷史謬說。

中世紀經學的變異非常明白。武帝以后所有的皇帝，他們關心的是統治術，只要你給他提供所謂“君人南面之術”。這是中國經學傳統的一個特色，就是“學隨術變”。

僅就孔子在歷代的稱號來看，就經歷了幾次大的變動。在漢晉間，周公是先圣，孔子是先師。到唐太宗時，把周公逐出國子學，將孔子升級為先圣，顏回做了先師。原因就是漢武帝死前托孤，畫了周公負成王圖賜給霍光，以后僭主如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直到楊堅、李淵，全都自命周公，唐太宗因此很警惕。而顏回是最聽老師話的，莊子說他對孔子“亦步亦趨”，因此周孔之道就變成了孔顏之道。唐宋經學更新運動中，孟子升格，又由孔顏之道變成了孔孟之道，王安石變法是轉捩點，最終由朱熹完成。到了明初，朱元璋連孔子“往圣”的地位都不能容忍了，只說是先師。孟子更不討他喜歡，他命人將《孟子》刪除八十多章，凡涉嫌冒犯君主獨裁的詞語全部刪光，只因為他想與朱熹攀親，所以勉強承認朱熹表彰的“亞圣”?？墒侵钡酵砻魍蹶柮鲗W派壓倒欽定朱學，孔、曾、思、孟的“四書”系統，才由東南擴充到京師，累得滿清入主中原以后，用了近百年才扭轉意識形態領域內尊王抑朱的態勢。

再有一例，就是明清關于忠與孝的解釋。孝在晚明已被沖擊得很厲害，嘉靖皇帝跟正德皇帝是堂兄弟，繼位后，要認生父做本生帝，鬧起“大禮議”，死了那么多人，他的孝悌在哪里？到了清朝，滿蒙漢八旗無不嚴分主奴，乾隆干脆明確強調“移孝作忠”。

忠孝忠孝，本來是先講父子之親，然后講君臣之義。乾隆把它顛倒過來，先講君臣之義，再講父子之親。假若忠孝不能兩全，可不可以為孝犧牲忠？明朝開始，關于“奪情”的爭論就很兇，像張居正那樣的權臣，因為沒有回家服喪，都被時人攻擊。這個問題，在清朝找到了解決方式?？滴鯐r重用李光地，李母去世后他不回去守孝，康熙想了一個辦法，表面上是懲罰，命令李光地服喪九個月，但不許回鄉，就住在北京。這已是在調和忠與孝的矛盾，要求大臣先要服務于君主。到了乾隆，干脆宣布“移孝作忠”，指示忠孝不能兩全，第一位的是忠。

經學“學隨術變”，“術”的歷史變化非常復雜。自秦至清，所謂大一統，除了蒙元、滿清兩帝國以外，沒有一個中央王朝的統治空間覆蓋民國初年曾擁有的全部疆域。除元、清的軍事征服外，任何王朝的統治術再高明，也僅能吸引域外諸國朝貢，卻不能認藩國為疆土，但你如果講變化，就不能把它們撇開。比如你要講北朝的經學，你能撇開鮮卑族那套東西嗎？同時代中國宋朝，最多時分裂成了六個國家。疆域的狹小影響到了士人的眼界，比如朱熹的見解狹隘，原因就是他從來就是縮在東南一塊。一個人的活動范圍，與他的眼界、他的思路、他的看問題的方法有莫大的關系，似當值得史家注意。

“國學”、“國粹”怎樣變成國貨？

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國沒有“國學”一說，只有跟西學相對的中學，跟新學相對的舊學。“國學”和“國粹”的概念來自日本。

一九〇二年吳汝綸被清廷內定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赴任前到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日本三個月，把聽過的演說，把會見的人物和許多“筆談”記錄，整理成《東游叢錄》。書中記有日本教育家古城貞吉的贈言，勸告中國人不要放棄經史百家學問，因為歐西諸國學堂都非常重視自己的“國學”。這是我看到的在中國人公開出版物中最早提到“國學”一詞，指各國本國之學，是個泛稱，不是專指中國的。

“國學”一詞為中國人所用也是在一九〇二年，出現在黃遵憲給梁啟超的一封信中。當時梁啟超與章太炎想辦《國學報》，將籌劃綱目寄給在梅州的黃遵憲，希望他一起編輯。章、梁在日本策劃此事的經過與綱目內容，均不詳，僅見于黃遵憲這封反對辦《國學報》、反對在中國提倡國粹的長信。

他反對的理由之一，就是中日情況不一樣。日本人自己的舊東西太少，沒有“日本學”，開始是崇拜隋唐，“舉國趨而東”，后來又膜拜歐美，“舉國趨而西”，東奔西逐，如醉如夢，等到明治維新強大了，才發現自己身居“亡何有之鄉”，所以要講“國粹”。它的國粹就是日本傳統的神道教，加上從隋唐吸取的漢文化。黃遵憲說中國不是沒有舊東西，“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他和梁啟超不一樣，梁啟超要學明治維新，先破后立，先把舊東西趕光，然后接受新東西。黃遵憲恰好相反，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是先立后破，不管舊的東西，先全部接受西學，等自己強大了再去清理舊的東西。

中國人開始講“國粹”是在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寫的《癸卯獄中自記》，第一句話就是“上天以國粹付余”，意為自己擔負了弘揚漢族文化精粹的使命。然后，他的一批同情者在上海組成了國學保存會，一九〇五年初出版《國粹學報》，一直到辛亥革命才?？?。這群人奉章太炎為精神領袖，論調基本和他一致：　第一，始終堅持排滿。第二，宣傳文學復古，就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早期譯名。這也是章太炎提出來的，他說意大利的中興就在于文學復古，我們中國也要走這條路。第三，看來很荒唐，但還沒有在科學上被推翻的中國人種西來說。劉師培、鄧實他們都曾在《國粹學報》發表文章“思祖國”，說我的祖國在哪里，就在古巴比倫那個地方。因為章太炎等人不承認滿洲君主解釋的孔孟道統，所以追溯華夏的來源，將神農、黃帝都說成來自西方的文明表征，而暗喻滿人也屬于土著的野蠻人。

一九〇七年七月，章太炎出獄到東京，在留學生歡迎大會上說，現在是排滿革命的實行階段，有兩件事最重要：　第一“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自己解釋說，建立宗教，孔教、基督教是不能用的，因為“孔教最大的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像微蟲霉菌，可以戕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斷不可用的”。這一點應得今日儒教論者正面回應，躲閃是不行的?；浇棠?？它不是叫你崇拜上帝，而是“崇拜西帝”。但一個民族也不能沒有信仰，否則它的道德、倫理就沒有尺度，他認為最能為大眾接受的是佛教，因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必要除去”，很合廢君權、復民權的要求，但佛教中也有許多的“微蟲霉菌”，所以一定要好好改造。章太炎特別熱心跟印度等東亞南亞積弱民族聯合，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在日本組織“亞洲和親會”，約章提出：“本會宗旨，在反抗帝國主義，期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可知反帝口號，早在民國前五年便由章太炎等提出了。章太炎還主張亞洲各個被壓迫民族，各自發揚其國粹，搞成一個信仰體系，在其中和諧共處。當然，這至今仍屬空想。

于是，他要“保存國粹”，解釋也很分明，宣稱保存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什么是漢種的歷史？也不是“二十四史”。他說第一是語言文字，第二是典章制度，第三是表征民族精神的人物事宜?？芍斈暾绿姿麄儼选皣鴮W”、“國粹”這些概念從日本引進到中國來、改造成中國化的東西，目的是要“激動種性”，種性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遺傳性，他們說中國有好的傳統，就是被滿清壓制了。當然，他所謂的排滿只是在當時形勢下的一個對策，所以辛亥革命剛起來，章太炎和孫中山就不約而同聲明排滿是要倒掉滿清腐敗專制，決不排斥滿人，新建的中華民國，提倡“五族共和”，而中華民國最早的國旗就是五色旗，代表五個民族，漢、滿、蒙、回、藏。民主共和的先驅者，眼界總比他們的不肖子孫開闊，由《民報》、《國粹學報》及同時代數不清的革命刊物宣揚的“國粹”論的實際內容和整體取向，已有歷史的明證。

如何才能自由討論？

如所周知，一九〇五年孫中山在日本組建同盟會，十六字綱領的前八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就是照抄元末造反派領袖之一朱元璋的“北伐檄文”（1367）。孫中山沒有做成朱元璋，充當民國首任臨時總統僅三個月，便被袁世凱取代了，但這個首屆民國政府，卻給由袁世凱到蔣介石的歷屆軍閥政府，留下一個大麻煩，即在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與章太炎同為光復會名譽首領的蔡元培主持下，立法取消全國學?！白鹂鬃x經”。從此直到后來蔣介石搞新生活運動，恢復尊孔讀經，始終被擁護民主人權的學者斥作復辟專制的前奏。（參看周予同《僵尸的出祟》，1926年）

同樣如所周知，七十年前吳晗的《朱元璋傳》（原題《從僧缽到皇權》），揭露朱元璋由流氓而成開國皇帝的歷史過程，是怎樣引起即將進京的未來領袖不悅的。

現在說的“國學”，其實就是從朱元璋開始的那一套。按照皇帝的意志來規定孔孟之道該如何解釋，由皇帝規定經典該怎么解釋，由皇帝規定該采取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才算我忠實的臣民。事實上，由最高統治者規定的“孔孟之道”，已經不是真正的孔學或孟學。我講經學史時有人質疑，說經學史能這樣講嗎？我說可以，因為我首先給了一個定義，那就是中國的經學不是孔學，也不是泛稱的儒學，它是從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規定的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確立的一套東西，只有國家承認的才叫“經”，只有國家承認的標準解釋才叫“傳”，所以我說“經學是中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

孔子及其學說的命運，從進入中世紀就非常不妙。秦皇掃六合，孔子的徒子徒孫也告別在野狀態進入體制內，成為七十“博士”的一部分。但他們依然按照在野時的狀態行事，就造成了私學與國家意識形態間的沖突。秦皇反戰國百家，根源就是一統天下之時，私家學說必須讓位于國家意識形態，“今圣”只能有一個，可以被稱為圣人的，除了在位皇帝以外，只能是死去的往圣，而且這個往圣還必須得到今圣的肯定。

后來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其實也是政治角力的結果，而非學術討論的選擇。武帝本人最有興趣的是“君人南面之術”，而不是儒家某派的義理。在他統治的五十多年里，只有一次向學者詢問過《尚書》一篇解釋，另外主持公羊、穀梁兩派的辯論，卻上了狡黠的董仲舒、公孫弘的當，誤認《公羊春秋》才是孔子《春秋》的唯一解釋。但他對孔子的價值判斷很明確，孔子只能是素王，來到人間是為三百年后的圣人劉邦預創一部憲法，證明這個無賴皇帝及其子孫享有“天意”，因而其王朝統治永遠合法、合理?？蓱z的孔子，此后兩千年，只能聽憑歷代大小王朝的君主、僭主和他們的辯護士，用種種白粉紅粉，涂抹成先知、神巫或小丑，哪個是真的孔子？

“五四”以來，不斷在提倡國學和廢除國學間搖擺反復，并且時常把國學的核心定義成孔學和儒教。一個世紀中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發作”一次，時而尊孔時而反孔，這正是自近代開始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的反映。一談及國學，孔子或穿著“古衣冠”，或穿著“中山裝”，而今不知穿上什么裝，就要依照不同的“術”，做出各種不同的姿態。看來，我們總改不了陳云早就指責過的“唯上”習慣，總把權力混同于真理，說假話，乃至借機鉆營，已成學界風氣。如果改不掉這種劣習，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學術研究和學術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