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小紅

來源：微信公眾號 | 時史文化

史良

史良（1900—1985），中國當代法學家、政治家。積極投身民族救亡及民主運動，是上海抗日救亡運動“七君子”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司法部首任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四、五屆民盟中央主席等職。

母親出生在舊中國，親歷了中國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的苦難生活。青年時期她追求真理和進步，尋求救國圖強之路。這種堅定的信念貫穿了她的一生，也讓她付出了畢生的精力。從抗日戰爭到民主運動，從救國會到民主同盟，從戰爭到和平，母親始終都是一位堅強的革命斗士。與母親一起參加過救國會和婦女運動的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陸慧年在其編寫的《史良傳》中，曾用“一代杰出的女性；救國會的堅強戰士；民主同盟的卓越領導人；婦女運動領袖中的佼佼者；新中國司法工作的開拓者之一；慷慨而又廉儉，豪邁而又溫情”的標題概括母親的一生。

01 用生命捍衛公平與正義

母親1927年畢業于上海法科大學，1931年開始執行律師業務，大約一年之后，她獨立開辦了律師事務所。母親深知老百姓受欺壓而無錢申訴的痛苦，因此窮人來找她時，她可以不要酬勞，有時還要倒貼錢。她接手的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有關婦女和婚姻問題，她總是想辦法使當事人得到公平判決。尤其是對那些受冤屈和欺壓的婦女，她更是全力以赴，幫助她們勝訴。

母親還受理了許多政治案件，并幫助地下黨和進步組織營救了一些政治犯，如左翼作家艾蕪被捕，經母親出庭辯護后，被保釋出獄。一位化名施義的人被捕，母親為他做了辯護，在母親的據理力爭下，法庭只判了施義52天徒刑，并且還可以交保釋放。但最終由于叛徒的出賣，蔣介石親自下令將其提解到南京審訊后殺害。后來，母親從宋慶齡處才得知施義的真實身份是中共中央委員鄧中夏，而此時她已無能為力。

從此母親就為營救中共地下黨人和進步人士做辯護律師，經母親營救的還有任白戈、賀龍的家屬向元姑一家、熊瑾玎夫婦、陳卓坤、方知達、吳仲超等。

在母親律師事務所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個銀盾，上面鐫刻著“人權保障”四個大字。這也是母親一生所踐行著的夢想和追求，她用自己的生命捍衛著公平與正義。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各地救國會運動迅猛發展。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勾結租界巡捕房，制造了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第二天，經法院審問后，因證據不足，七人均被保釋出獄。但其后不到十小時，法院又開出拘票，逮捕他們七人到案。母親事先得到法院書記官的通知，她一面設法通知其他人，一面逃離自己寓所，避居在親屬家中，同時盡力設法聯系有關同志，安排工作，保護組織免受破壞。母親逃走后，國民黨到處畫影圖形，懸賞五萬元通緝她。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母親仍非常樂觀，她甚至在通緝她的招貼前拍過一張照片。在料理完救國會工作后，她化裝成一個進香的貴婦人，在父親陸殿棟等人的陪同下乘車前往蘇州投案自首。母親獨處女監，孤軍作戰，但她倔強的個性和深深的自信，使她面對庭訊，毫無懼色，從容不迫，瀟灑自如。她始終與六君子保持著言論、行動上的一致。“七君子”身陷囹圄，大義凜然，密切合作，挫敗了國民黨的種種陰謀。

▲出獄時的“七君子”，左二為史良。

新中國成立后，母親被任命為司法部部長。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鼓勵她“你做好了，有黨的支持”。她深深感到黨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信心十足地走上了為新中國司法行政工作奠基的崗位。

02 任司法部部長期間的史良

作為新中國司法工作的開拓者之一，母親殫精竭慮地參與創建了新中國的司法制度。她積極籌建各級人民法院及法庭，對舊法院和舊司法人員進行改造和整頓，建立新的司法干部隊伍，參與并主持司法改革。她還傾注大量心血，參與了新中國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立法工作。對這部法律的制定和實行，一向重視維護婦女權益的母親感到特別興奮。她不遺余力地督促各有關部門貫徹執行《婚姻法》，并專門撰文宣傳實施《婚姻法》的重要性，提出在宣傳和執行《婚姻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建議，對當時《婚姻法》的推行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史良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部長的任命書

03 拳拳摯友情

母親的摯友中包括了眾多革命者、知識分子和女性領導人，尤其與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和宋慶齡先生交往甚深。

我家客廳里擺放著一張周恩來贈予母親的周恩來夫婦的合影。國共重慶談判時，鄧穎超引領母親會見毛澤東和周恩來，并做了深入的交談。以后，她就經常在重慶“特園”與周恩來一起開會，聆聽他的教誨。“校場口事件”發生時，又是周恩來把母親拉上自己的汽車救出了會場。母親解放前的許多政治活動都得到周恩來夫婦的親切關懷。新中國成立后，母親擔任司法部部長期間，更是在周恩來的具體領導下開展工作。“文革”中母親受到沖擊時，也是周恩來出面保護了她。我的父親陸殿棟研究國際法，解放后任外交部條法司專員，周恩來經常在外交問題上征求他的意見。有一次，談話晚了，因為家住得較近，父親步行回家，周恩來半路停車把他送回家，父親深受感動。周恩來逝世后，父母異常悲痛。1976年1月的一天早上，父母一同乘車分別前往民盟中央和全國政協參加周恩來追思會，父親在全國政協追思會上發言非常激動，以致突發腦溢血不幸去世。此后，母親和鄧大姐這兩位幾乎在同一時間失去伴侶的老朋友來往更加密切。她們經常互致書信，有時鄧大姐派人送來庭院里的海棠花、南方帶來的嶺南應子等以示問候，這種友情直至終生。至今，我們家中還珍藏著鄧大姐的來信。

母親與“宋氏三姐妹”的關系都很好，尤與宋慶齡有著更深的情誼，一生過從甚密，心心相通。她們自上世紀30年代共同營救上海進步人士起就熟識，此后她們志同道合，共赴國難，營救革命黨人于危難，幫助婦女姐妹于水火，結下了深摯情誼。救國會“七君子”被捕后，宋慶齡發表宣言呼吁國內外聲援，并發起“愛國入獄”運動，直至救國會領袖獲釋。上海解放后，宋慶齡與母親相逢于陳毅市長舉行的茶會上，拉手言歡，相慶勝利。數月后，先期到京的母親受周恩來委托，專程赴滬迎接宋慶齡到京參加新政協會議。

▲宋慶齡、史良親切交談。

新中國建立后，盡管母親與宋慶齡在不同的職位上為國操勞，但繁忙的公務之余仍保持著頻繁的往來。或公務，或私交，有時茶敘，說說各自的生活，有時互贈小禮物作為紀念。即使在“文革”期間各自受到沖擊，她們也保持著真誠的互相關心和十足的女人情調式的交往。在父親的日記中曾這樣記述，宋慶齡經常請父母去她的家中小聚，同時邀上馬海德等幾位朋友，或品茗、聚餐，或聊聊家常，談談大家關心的事，有時還在宋家的小電影廳觀看外國原版電影，宋慶齡等幾位看得津津有味，唯有母親的外語水平稍遜，看得有點乏味，細心的父親有時就提早陪母親回家。1967年國慶，母親在天安門城樓上看到了久未謀面的宋慶齡，她們深情握手，互報平安，表達著彼此的牽掛。幾天后母親收到宋慶齡送來的一罐親手燒的小菜，以表達對這次難忘會見的珍視。其實平日里，宋慶齡就經常派人送來自家的鴿子蛋、南方捎來的醉蟹等，請父母品嘗，有時也送來名貴的花卉供他們觀賞。而母親則時常給宋慶齡送去家里腌的咸菜、泡菜等，宋慶齡很愛吃，還經常打電話再來要。有時宋慶齡托母親幫她買花布、訂蛋糕，她在電話中講英文，又要父親來翻譯。宋慶齡還把剛出版的《宋慶齡選集》送給父母，并在扉頁上題寫“送給史大姐陸同志紀念”。她們的書信往來更是頻繁，內容大多是兩位老人間有如“平湖糟蛋”“藍底小花布”等特具女人味兒的話題，字里行間充滿著溫馨和家常。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難想象，在那個年代能有這樣的人情溫暖，對彼此心靈會是多么大的安慰！父親去世后，宋慶齡已行動不便，但她還是在養女的陪同下來到我家慰問，兩位老人抱頭痛哭，共同追憶父親的一生，互相安慰又互道珍重。宋慶齡逝世后，母親更是三度撰文追憶宋慶齡這位一生的摯友。

04患難與共 伉儷情深

母親與父親陸殿棟是在辦案過程中相識的。那時的父親在上海法租界當譯員，對這位才華出眾的女律師十分仰慕，母親對他也頗有好感。因在營救政治犯等活動中常常得到父親的幫助，母親更感到兩人在政治上的心靈相通，并由此感情日深。當時，父親一得知巡捕房要抓捕某一政治犯便趕緊通知母親，母親則立即通知有關人員或告知中共地下組織設法轉移。“七君子”事件發生后，父親一直為她奔走，不僅陪她到自己的親戚家躲避，后又陪她到蘇州投案，母親獲釋后，就和父親結婚了。事實證明，母親所選擇的伴侶，不僅在生活上能夠互相體貼，在事業上也是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從抗戰勝利后到上海解放前的一段時間里，他們的愛情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母親的每一次轉移、藏匿及逃避國民黨特務的追捕，都由父親陪同，日常生活等也都是父親親自照料。在父親的日記中，母親哪天看病、吃什么藥都記得清清楚楚。

▲陸殿棟、史良夫婦。

父母生活很有情調，夫妻感情甚篤。在重慶，他們常去南岸騎馬，或漫步綠樹叢中；在北京，他們有時也帶我去公園玩，夏天則去北戴河避暑，冬天會到廣東從化避寒。父親生活很洋派、很講究，他們每周要到北京飯店理發，到新僑飯店、和平賓館吃西餐，再帶些點心回家品嘗，有時趕上周末我有幸也一同前往。

父親熱愛攝影，他在每張底片上都注有詳細的說明并按時間順序排列，一張張膠片串聯起了他們互相尊重、志同道合的美滿婚姻和幸福生活。好學的父親曾是哈佛留學生，看書之余，他還做了成千上萬的資料卡片。盡管對國際法有很深的造詣，但在他晚年那個年代里似乎沒有什么用武之地，他便在日記中抒發懷才不遇的心境。他的突然離世，對母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一貫堅強豁達的母親常沉浸在悲痛和懷念之中，每天默默地坐在父親的遺像前，連參加活動時都帶著黑紗。自此，她的身體大不如前，每況愈下。

05 “都過去了，這沒什么”

母親對黨有著深厚的感情。無論在解放前，還是在新中國，她都對黨坦誠直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面臨各種政治考驗時，她都堅定不移地和黨站在一起，成為一位與中國共產黨長期榮辱與共、并肩戰斗的親密戰友。

1979年至1985年，母親兩度出任民盟中央主席。雖然身體日漸衰弱，但她仍全身心地領導民盟重新恢復了各級組織，各項工作都出現了開拓性的進展。為給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許多盟內外同志平反昭雪、落實政策，母親做了許多努力。據秘書和民盟中央組織部老部長林亨元回憶，當時經手轉往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要求平反的信件達數百封，對許多上訪信她都親自簽批并提出具體意見，還經常打電話催辦，大部分冤假錯案都在她的努力下得到了解決，章伯鈞的女兒就是其中之一。民盟中央有的同志為自己在“文革”中說過對母親不好的話、貼過大字報，向她表示歉意，母親回答說：“都過去了，這沒什么。”對于民盟中央“造反派”的處理，母親也表示“只要工作需要就留下”。可以說，一個經歷了政治磨難的女性能有如此開闊的胸懷和肚量是非常難得的。

▲1980年1月1日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鄧小平與史良親切交談。

06 永恒的美麗

在各種社會活動場合，母親給人的印象常常是穿著講究、舉止高雅、才思敏捷、豁達大度、樂于助人，講話和處事十分得體，美麗而又時尚，浪漫而有教養。而在家庭生活及與親友的交往中，則處處可見母親身上蘊涵著的濃郁的女性溫情，慷慨待人又廉儉自持。對待親友甚至是一些求助于她的陌生人，她從不吝嗇，卻對自己的生活要求十分簡單。特別是在她晚年，穿衣吃飯都很節儉，家具和陳設也很陳舊。她給民盟轉信都是用舊信封翻過來粘好重用，很多家庭都有彩電了，她還在看一臺電子管的蘇聯電視機。

母親一生重視學習，時刻關心著國內外新聞和大事，晚年在病床上還要我們給她讀報紙和重要文件。她對我說，你們要好好學習工作，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并教育我從小就要節儉自立，自己洗衣，自己做事。在我15歲時，她就送我到吉林農村插隊，還經常寫信鼓勵我在農村好好鍛煉。過去經常有一些領導同志來家里做客，她從不讓我露面。她的文件不讓孩子接觸，汽車也從不讓孩子私用。母親經常告誡我，一生都要老實工作，清白做人。現在回想起來，她這樣的諄諄教導和嚴格要求對后輩的一生都非常有益。

母親去世后，我們遵照她的心愿把父母留下的千余冊中外法學書籍捐贈給了全國人大法工委。而母親在上海的房產包括南海花園飯店的60多間樓房和另外十多棟弄堂樓房也早已全部捐獻給了國家，我在她的遺物中只找到一張由周恩來總理簽署的接受史良捐獻房產證書的照片。她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財產，但她一生革命、兩袖清風、襟懷坦白的高尚精神風范卻永遠激勵和鞭策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