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末，一名女知青逃到蘇聯，并在蘇聯成為了一名特工，然而6年之后她身患重病，在臨死前用鮮血寫下一個字。

1968年5月的一個深夜，一名年輕女子在中蘇邊境的額爾古納河上掙扎前行，此時雖已是5月，但河水仍然冰冷刺骨，且不斷灌入她的鼻腔。

就在這危急時刻，對岸蘇聯游艇的探照燈正好掃過，她的身影幾乎被淹沒在雨幕中。

而這個冒險渡河的身影，正是剛滿19歲的天津女知青傅索安。

傅索安出生在天津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醫生，母親從事翻譯工作。1966年，傅索安成為首批紅衛兵時，她因組織能力強、表現突出被推舉為學校紅衛兵負責人，同年8月還受到毛主席接見。

而正是這個特殊的政治光環，讓她在1968年成為全國首批插隊落戶的女知青，目的地是內蒙古奇瑪村：一個距離中蘇邊境僅20公里的貧困村莊。

剛到農村時，傅索安主動承擔重體力勞動，憑借文化知識幫助村民解決實際問題，很快成為當地公認的"能人"。村里人記得，這個城里姑娘總愛搶著挑水、犁地，有次為爭農具把手掌都磨出了血泡。

然而，沒過多久，一場沖突徹底改變了傅索安的命運。

這起沖突的爆發源于兩村間的水源糾紛，奇瑪村與鮑家村因1958年修建的水庫分配問題積怨已久，1968年春夏之交的干旱讓矛盾激化。

根據檔案記載，傅索安帶人沖擊鮑家村水利設施，導致對方5人受傷，其中一人雙目失明。后來，這場械斗被定性為"聚眾斗毆"，她本人遭到鮑家村村民的暴力批斗。

在持續數日的毆打中，傅索安的頭發被扯掉一縷，面部腫脹得幾乎無法辨認。工作組介入后，她被關押在村中的破舊倉庫，每日遭受村民的唾罵和毆打。據當年參與批斗的村民回憶，倉庫里堆滿農具，傅索安蜷縮在角落，眼神里既有恐懼也有倔強。

1968年5月的一個深夜，傅索安借著看守換崗的間隙，用磨尖的竹片撬開窗戶。她穿著單衣跳出窗戶，在零下十幾度的寒風中狂奔三公里，最終找到干娘準備的木船。

當小船劃到蘇聯境內時，她全身已凍得失去知覺。蘇聯邊防軍發現這個昏迷的少女后，起初懷疑是間諜，但經過審訊發現她只是想逃離批斗。

由于當時中蘇關系緊張，傅索安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克格勃訓練營。在那里，她接受了長達兩年的特工訓練，學習俄語、格斗、無線電操作和情報分析。

訓練營的教官回憶，這個中國姑娘的射擊成績總是名列前茅，能在零下30度的嚴寒中連續潛伏八小時。

1970年，傅索安以"李娜麗"的化名被派往日本執行首次任務。目標是一名叛逃的蘇聯武器專家，此人掌握著米格-25戰斗機的核心機密。傅索安偽裝成報攤攤主，在目標每日必經的擦鞋攤附近潛伏兩周。

行動當天，她故意制造混亂引開保鏢，用毒針完成暗殺后迅速撤離。這次任務的成功讓她獲得克格勃上尉軍銜，但心理壓力也與日俱增。據同期特工回憶，她開始出現失眠癥狀，常對著東方發呆，隨身攜帶的筆記本里寫滿中文詩句。

隨著時間推移，傅索安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1973年體檢時查出肝癌晚期，但克格勃為防止泄密隱瞞了病情。

1974年4月13日，在病痛和心理壓力等多重折磨之下，躺在病床上的傅索安用顫抖的手蘸著血在墻上寫下一個"悔"字后，用自盡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

而傅索安的死引發了連鎖反應，1979年，另一名從東北逃往蘇聯的女知青胡國瑛，正是受到她臨終"悔"字的影響，才選擇主動向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自首。

在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胡國瑛供述："看到傅索安的報道時，我突然明白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過良心的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