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所”最出名之處是在小說《紅巖》、電影《烈火中永生》。

無論是小說還是影視劇，反映的都是真實歷史場景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共產黨員如何在獄中與敵人做斗爭的經歷，也因為其真實性，因而幾十年來經久不衰。

這也讓所謂“中美合作所”更加深入人心，在大眾普遍心理中，中美合作所顧名思義，就是國民黨特務在美國特務的指導和扶持下屠殺共產黨人、民主人士以及革命群眾的地方。

就連電影《烈火中永生》中，特務頭子徐鵬飛在酷刑審訊江姐時，都有一句特別出名的話：

“別忘了，這里是中美合作所，真想嘗嘗中美合作所幾十套刑法？”

徐鵬飛（藝術形象，原型來源于沈醉、周養浩）這話的意思，倒好似是美國特務與國民黨特務共同研究了這些刑罰。

在真實的歷史環境里，中美合作所以及重慶渣滓洞集中營、白公館集中營并不是一回事兒，只是因為在一個地方，所以混淆在一起。

這一切的起源，都要從戴笠的野心講起。

一

戴笠是以告密、反共起家的，后來蔣介石要成立一個專門的情報機構，很自然的就想到了他，從1928年開始，戴笠就從事了情報工作，影視劇里面提到的“南京雞鵝巷53號”，就是軍統的前身復興社早期的辦公地點。

這里要專門說明一點，軍統、中統都是后來抗戰時期才慢慢成型的，二者在職能上相似，但又有不同。

中統是二陳的“CC系”建立的，二陳在國民黨內主要負責黨務工作，因此中統主要是對內的，特別是國民黨內與蔣介石敵對的派系（比如汪精衛），這是中統不出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中統與軍統在職能上一個很大的重疊，就是他們也對付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以及民主人士。

軍統主要是對外的，整個抗戰時期搞情報、搞暗殺，一般都是軍統。

戴笠這個人能力毋庸置疑，軍統在抗戰時期發展特別快，

也正因為如此，軍統在抗戰時期發展的很快，到了四十年代，戴笠的手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特務系統，而是涉及到軍事、警察、交通、治安、財政等多個方面。

軍統的過快發展，引起了蔣介石警惕。

蔣介石對特務系統的把控一直是比較嚴格的，具體說來就是，他對特務系統的負責人，一般都急于大權而不給其政治上的高位。

有個特別有意思的點就是，戴笠至死都不是國民黨黨員。

蔣介石后來曾兩次圈定戴笠為國民黨中央委員，但因為戴本身不是國民黨黨員而作罷，戴笠對蔣的心思把握的很到位，所以他也并不刻意謀求這個位子，而是通過討好蔣介石，進一步的謀求權利，對這一點，鄭介民看的非常透徹：

“雨農（戴笠的字）的鬼把戲，總是討得老頭子（蔣介石）的歡心。”

戴笠是個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心里很清楚，過去替蔣干了許多臟活兒，蔣是很難讓他從幕后走到臺前的，所以戴笠也做了兩手準備。

第一手準備就是花費大力氣整頓軍統，使之成為自己手下精干的力量；

第二手準備，就是交好美國人。

二

戴笠與美國人搭上關系，純屬是偶然。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猝不及防的美軍損失重大，而日本僅損失飛機29架，大型潛艇1艘，袖珍潛艇5艘。

憤怒的美國人第二天就宣布對日作戰，正式介入到二戰中。

不過，據說在日軍偷襲珍珠港前，美國人就從國民黨當局手中收到過情報。

早在抗戰爆發初，國民黨當局就致力于破譯日軍密電，并于1940年4月成立軍委會技術研究室，1941年5月，池步洲發現日本外務省與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之間的密電往來突然增多，其中涉及到了有關珍珠港在泊美國艦只的數字，到這年12月3日，池步洲截獲由日本外務省致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一份特級密電，在結合之前的密電內容，推斷日軍可能突襲美軍，而突襲的地點可能就在珍珠港。

后來珍珠港事件爆發后，美國人意識到在情報工作方面，國民黨當局可能有獨到之處，因此產生了合作的打算。

當時，美國駐中國大使館武官迪帕絲與中國積極聯絡，并就情報搜集積極合作，而負責對外情報工作的軍統自然就被抬到了臺前。

1942年初，中國駐美大使館武官蕭勃受邀出席美國海軍在華盛頓大飯店舉行的宴會，期間代表戴笠同美國海軍交涉，當時蕭勃提出：

“軍統局可以為美軍在中國提供各種方便，希望美國海軍幫助軍統局訓練游擊特工人員，并提供武器裝備、特工器材以及軍需物品。”

雙方幾乎是一拍即合。

出席這次宴會的美國海軍上校梅樂斯根據這次談話的內容，擬定了《友誼合作計劃》的方案，其中規定：

“美國提供給國民黨軍統局技術、器材、器械軍用物資；國民黨軍統局提供人員給美國海軍，在中國沿海地區和被日軍攻占地區，建立水雷爆破站、氣象情報站，情報偵察站，電訊情報偵譯站、行動爆破站……”

也許有人會問，美國海軍為什么要同軍統合作，難道他們自己沒有足夠能力建立一個情報系統嗎？

答案很肯定，有能力但沒經驗。

根據資料記載，在整個二戰期間，軍統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時也是電訊破譯技術最先進的情報機關。

1942年，梅樂斯到中國會晤軍統局副局長戴笠（實際軍統掌權人），并在當年就敲定了中美共同籌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并就情報業務展開合作。

當然，雙方牽頭的不僅僅是軍統局與美國海軍單方面，而是以政府的名義進行的。

1943年4月15日，中美兩國在美國華盛頓會晤，時任外交部部長的宋子文作為代表簽署了《中美合作所協定》，美方則由海軍部部長諾克斯簽字。

同年7月4日，中美合作所成立，地址就選在重慶歌樂山腳下。

中美合作所在后來抗戰中，發揮過一些作用。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不僅僅有中美合作所，還有中英合作所、中蘇合作所，職能相差并不是很大，都是基于情報工作上的合作，只是名氣遠沒有中美合作所那么響亮。

根據《中美合作所協定》規定，中美合作所是因抗戰而建立，而在抗戰勝利后就應該立即宣告結束，所以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美國單方面就宣布解散中美合作所，并要求在10月1日前徹底結束活動。

當然，拋開雙方情報合作外，戴笠本身目的也不單純，據說草擬中美合作所草案期間，雙方曾約定，美國海軍要在戰后援建中國海軍。

抗戰勝利后，戴笠曾對文強、沈醉說過，要謀求出任海軍司令，這樣他就有借口把十幾萬的特務武裝改編為海軍陸戰隊，從而實現保全勢力。

戴笠的這個想法也隨著他死亡（1946年2月）徹底終結（當然蔣介石也不可能允許）。

三

距離中美合作所不遠處，就是有名的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

據部分資料記載，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即接管了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改稱分別更名為中美合作所第一、二看守所。

但上述說法并不準確。

白公館看守所建立于1939年冬，原本是軍統局的臨時看守所，成立比中美合作所要早。

后來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因為住所少，所以白公館看守所奉令把關押人全部遷到了渣滓洞，空出來的宿舍用于安置美方人員，名字改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直至抗戰勝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銷，白公館才又重新恢復關押政治犯的職能。

從關系上看，二者沒有隸屬關系。

渣滓洞看守所成立于1943年，起因是源于白公館看守所遷出以后都關在這里，到1946年，渣滓洞看守所關押的人又全部遷回白公館，渣滓洞看守所一度廢棄，至1947年底重新開張，改稱為重慶行轅第二看守所。

事實上也不難看出，白公館集中營與渣滓洞集中營，二者之間并無關系。

白公館集中營建立比較早，所以關押過不少知名人士，比如葉挺、黃顯聲等愛國將領，渣滓洞集中營主要關押1947年以后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共產黨人以及民主人士，比如“六·一”大逮捕的“要犯”、 挺進報、案和“小民革”案中的被捕人員、川東武裝起義失敗后的被捕起義人員，比如江姐等人就是被關押在此處。

但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白公館集中營還是渣滓洞集中營，都不是國民黨當局殺人、害人最酷烈的地方。

國民黨當局對關押的共產黨人以及民主人士，歷來迫害就很酷烈，即便是在抗戰時期，當時國民黨當局在全國設立集中營，最出名的除了重慶的白公館、渣滓洞，還有江西上饒集中營以及貴州息烽集中營。

這四大集中營中，屬息烽集中營管理最嚴格，殺人關人也最多，就連軍統內部，也稱息烽集中營為“大學”，而管渣滓洞等其余集中營為“中學”或者“小學”。

根據資料記載，息烽集中營從1938年11月設立到1946年7月撤銷，共關過1200余人，其中受折磨致死的就有600余人，剩下的人中又有400余人下落不明，很大概率上也已經被迫害致死，活下來的只有百余人。

息烽集中營關押的人有名的很多，這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被轉移至白公館集中營的。

比如楊虎城一家以及其秘書宋綺云一家。

當然，以上就和中美合作所就沒有太多關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