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天書

前幾天的57印巴空戰無疑又是一個歷史節點。一個在技術理論和軍事演習中本該沒太大疑問，卻因為西方后冷戰以來長久的軍事神話而被無視的現實，終于在人類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超視距空戰中得到驗證。

有人說這是1840年以來我國真正在武器對抗中勝過西方的標志性事件。雖然年初兩款六代機試飛的實際意義要大得多，但畢竟沒有實戰，日耳曼贏學還可以無視。當然現在也可以挽尊，西方輿論正在把原因歸結到印度人不行上。

也有很多人提到5月8號，那是1999年美國轟炸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日子。一晃已經26年了。雖然不管是整個世界還是我國內部，都還有太多人沉浸在美帝天下無敵的舊夢中，但其實，26年這個時間足夠改變太多的事情。

1924年，中國共產黨還處于早期，總共不過幾百人，那年馮玉祥北京政變，國民黨一大召開，正式確立國共合作路線，國內革命迎來新局面。結果短短三年后就遭遇四一二的慘烈挫折。不過1924年的二十六年后，中國志愿軍就踏入半島抗美援朝，并在三年后，也就是1927年四一二的二十六年后，迫使美國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

如果說從1924到1950是中國在人的層面的跨越式質變，那從1999年到2025年就是中國在技術層面的跨越式質變。但很顯然，直到今天這種技術層面的質變在今天西方主導的宣傳中，很多時候仍是被視而不見的，似乎中國和幾十年前仍沒有本質區別，所以此前別說J10CE，我們的J20已經出來這么久了，也沒被他們放在眼內。原因顯而易見，新中國的地位是靠抗美援朝打出來的；而冷戰結束后，神，還沒有真正流血。

所以，冷戰結束后，似乎歷史的書寫權力又回到了西方手里。這次人們借由印巴空戰對大使館犧牲英烈的吊慰，讓我想起三月份出來講話的哈貝馬斯。這位已經96歲高齡的西方左翼哲學頭號泰斗對“特朗普沖擊”表達了強烈擔憂，同時繼續呼吁歐洲共同體，并將希望放在德法團結上。

為什么想起他？因為這位哲學泰斗在26年前，1999年4月科索沃戰爭爆發之際，發表了一篇《獸性與人性：一場牌法律與道德臨界點上的戰爭》的文章，雖然進行了大量理論鋪陳，但在事實上為打著“人權高于主權”幌子入侵南聯盟的北約進行了左翼層面的正義性背書。同時在這篇文章中，他為德國聯邦軍的首次參戰感到鼓舞。

也正是由于哈貝馬斯這種左翼旗幟人物的背書，當時我國如徐友漁之類的大量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以達利特領班的姿勢，站在“全球正道世界”位置對我國在南斯拉夫立場進行批評，并為美國轟炸我大使館進行辯解時，也借哈貝馬斯的表態為這種達利特領班立場披上了一層“左”的道義外衣。

當然，哈貝馬斯并非美國的學術依附者，他主要還是為了歐洲共同體對處理內部事務的自主權，價值觀的統一以及德國在此過程中的再度崛起而張目。2003年，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發表聯合文章《論歐洲的復興：首先在核心歐洲捍衛一種共同的外交政策》。

相比《德法年鑒》時代，一個半世紀后德法兩國知識分子領導者的再次聯合，實在是談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歷史進步性。當然，這種“歐洲大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確實被當成了某種“世界主義”的理想載體，很多迷戀“西方文明”這個整體，但又不滿于美國霸權的人，都寄希望于歐洲能走出一條路子，希望由當代歐洲來實現康德所謂的“永久和平”理念。由歐洲先形成共同體，既而在形成強大影響力之后，主導聯合國這類機構將國際法則轉變為世界法，最終形成“世界公民社會”。

然而歷史的書寫在這里就變得很詭異。我們都知道作為共產主義的發源地，歐洲不只有俄國發生過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但西歐的都早早失敗了，東歐的最終也都跟著蘇聯失敗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從莫斯科到柏林的偉大理想失敗了；在六十年代，響應東方激進運動和全球反戰情緒而起的巴黎五月最終煙消云散了；在冷戰中，即使蘇聯最強大的時候，西歐大多數左翼知識分子也不會去期望鋼鐵洪流統一歐洲，因為那本身就是他們極為敵視的。

在最有革命激情的年月，革命和大同并沒有發生；在社會主義陣營力量最強大的時候，革命和大同沒有發生；在21世紀新自由主義進入全盛時期后，歐洲左翼的扛把子們，以“西方馬克思主義”自居的知識分子們，卻出來說能有一條從歐洲大同走到世界大同的路。那這個大同的歷史出發點在哪？實際上說穿了就是基于歐洲本位主義，設想以21世紀的生產力和技術力量來整合歐洲，擺脫美國影響，重新主導全球。

如果拋開“左”的和“馬克思”的這層光環來審視，那么以西馬為代表，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們對道路問題的理念有一個很清晰的轉變過程。早期的羅莎盧森堡，盧卡奇，葛蘭西這類二戰前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歐洲共產黨的領導者們，對革命的理解，對新道路方向的規劃還是建立在《共產黨宣言》的理想之上，是一二戰期間世界風起云涌的左翼革命的組成分部。但當二戰最終變成了正義對邪惡的反法西斯戰爭后，歐洲的“左翼理想”就開始發生了重大轉變。

法西斯引發的世界公憤以及之后的馬歇爾計劃，鐵幕的落下，高福利社會，……等等大背景下，以猶太裔左翼知識分子們為代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抗開始讓位于警惕現代性帶來的“工具理性”所導致的法西斯和極權主義，極權主義成為了某種現代終極BOSS，知識分子們不斷的反思極權主義如何產生，希特勒是極權，斯大林也是極權，對極權的警惕成了頭等大事。

另一方面，由于戰后西歐越來越失去了革命的土壤和迫切性，西歐左翼知識分子們雖然在繼續對資本主義，尤其是晚期資本主義作出種種深刻批判；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自覺不自覺的開始滑下向了以戰后的高福利社會為基礎，在本國和歐洲內部，探討建設理想民主社會的道路，這一路線的代表就是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的一系列相關理論。（篇幅上只能對這一歷史過程進行簡述，筆者準備過段時間專門寫一篇討論西方左翼如何走到今天）

從當時的歷史情況來說，哈貝馬斯的方向不能說有什么錯誤，各路歐洲左翼大儒們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批判到今天也仍然是寶貝的思想資源。但“以歐洲觀歐洲”，這確實一開始就站在了歐洲本位主義的基礎上。

在帝國主義秩序事實上沒有瓦解，反而借由全球分工加強了的歷史現實里，歐洲站在次于美國的秩序主導者的位置，在沒有進行清算的情況下，以既得利益為資源進化到“民主和正義”的理想社會，就算是以“左”的名義，那對被統治的第三世界國家們來說也只會是更深重的災難，因為第三世界國家是絕沒有力量去效仿的。反而面對這樣一個“正義”的歐洲，會徹底喪失自身的道德主體性。

冷戰以來的歷史也正是如此。比起美國，歐洲福利更好，形象更體面，因為哲學思想中心的地位也一直握著道義的大旗。無論知識分子們對歐洲是進行資本主義批判也好，還是贊美也好，歐洲就是一路既要又要的風光走到了今天。想想國內多少以左翼面目出現，但事實上對歐洲左翼狂熱信從，對歐洲本位視而不見甚至追隨的言論，就不難理解歷史的書寫權是何等有用。

在這個歷史書寫的過程中，中國是處于什么角色呢？遠了不說，從齊澤克這樣的當代左翼大儒對中國的偏見，以及新冠疫情之后這些西方左翼名宿們的混亂言論中就不難看到中國被書寫在了什么位置。今天大家經常為國內思想學術界充斥著西方的翻譯器和追隨著不滿，其實當然不全都是這樣。我們也很早就不乏追求獨立體系和主體性地位的學者。

比如，趙汀陽教授的《天下體系》出版于2005年，其中通過對中國傳統天下觀的現代闡發來說明，一個真正的世界體系要建立在“以天下觀天下”的哲學基礎上。意思是說，要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體系，就要站在整個世界的基礎上去思考問題。

當時的美國說世界上有一些“失效國家”，但問題不是在于存在“失效國家”，而是我們目前的世界是一個“失效世界”。我們沒有一個世界體系，只有“國際體系”，而這個國際體系是從威斯特伐利亞到雅爾塔以來，以民主國家為單位建立起來的，是“以邦觀邦”，并沒有一個超越民族國家這個本位，真正以整個世界的穩定為思考目標的秩序體。

聯合國雖然已經很努力，但說到底它沒能超越于背后主導的大國秩序和霸權陰影之上，反而在21世紀越來越失去效力。終究，“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則”。基于天下視角，書中也著重區分了“天下體系”理念和基于歐洲共同體的世界主義，美國的羅爾斯式普適帝國主義的區別。

《天下體系》面世后，引發了相當多的討論，既有贊譽肯定，也招致了國內外不少反對和批評。比如一些哲學邏輯層面的反駁，對“以天下觀天下”原文的闡發方式不認可，或者認為這種理念近于烏托邦等等。作為一種理論學說，趙汀陽教授當然會有不完善和缺陷之處，但這些其實都不是爭議的重點。重點是什么呢？是那時候是2005年。

2005年的中國，入世剛沒幾年，人均GDP1703美元，總量排名世界第五。軍工體系上，“爭氣機”殲10首飛過去了七年，當時國人做夢也想不到再過六年J20會橫空出世。軍迷中流行的還是“八爺大戰F22”以及對“八八艦隊”之類的畏懼。對了，在這次印巴空戰之前被吹的不光遠勝J10，甚至還能槍挑J20的陣風，當時已經首飛快二十年了。

所以重點是什么呢？當時一位批評者的批評比較委婉但很能說明本質問題，對于一個由中國學者提出來的，要由中國來倡導實現的世界秩序方案來說，“天下理論的脆弱性在于中國的世界性還不夠”。

這個世界性，你可以理解為中國對西方主導的“主流文明”的融入程度，反過來你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實力在全球的占比。終歸，沒有被人尊重認可的實力，沒有可以維護批判武器的武器批判的能力，善良的人們對一個“天下人的天下”的期望，只能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

另一個代表性例子是張維為教授，他和福山的“世紀之辯”發生在2011年，《中國震撼》也出版于2011年。今天再看，作為中國“鞭福俠”，張維為對世界和中國趨勢變化的洞見是足夠有含金量的，然而其人其說在國內卻長期處在一種被批評嘲諷的位置。根本問題是理論問題嗎？還是武器的批判沒有支撐批判的武器。

從1999年我國大使館被轟炸到如今J10CE超視距擊落陣風，二十六年再回首，書寫歷史的筆握在誰的手中？在西方的輿論機器中，中國一直“一邊要硬著陸崩潰，一邊要崛起威脅世界”。中國，一直是那個“被書寫者”。

但另一方面，中國終究是堅持走在了一條獨立自主，和平崛起的路上。在輿論的世界我們被打壓涂抹，但在物質的世界，終究是我們自己拿著筆，一筆一劃的書寫下了每一個實踐的足跡。

在西方的贏學神話破滅之前，一帶一路也好，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好，不光西方不會真正的正視以待，第三世界也是總有猶疑。這怪不得誰，世界就是如此。

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踐行者，不能忘卻理想的感召和堅守，也不能忽視物質現實的偉力。世界有其規律，但規律中并沒有注定的命運，那個未知的命運，終究要由人們自己的實踐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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