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王仲廉因在魯西南戰役中救援整編第66師不力，被押往南京受審。

他的老上司，同樣是老蔣心腹愛將的湯恩伯，心急如焚，親自跑到老蔣面前，想為王仲廉求情。

老蔣氣得臉色鐵青，指著湯恩伯的鼻子，說道：“你還有臉來替他說話？看看，這就是你當初向我力薦的將才，臨陣畏縮不前，見死不救，我看槍斃都不足以贖其罪！”

雖說如此，但在抗戰時期，王仲廉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的。

1937年8月，盧溝橋的硝煙尚未散盡，日寇的鐵蹄便已踏向華北。平津陷落后，日軍兵鋒直指山西，企圖沿平綏線西進。為了阻擋日軍的攻勢，保衛華北，一場慘烈異常的南口戰役爆發了。

當時，湯恩伯正率領著他的起家部隊——國民革命軍第13軍，在南口一帶布防，決心死守陣地。王仲廉，時任第13軍下轄的第89師師長，受命防守居庸關長城一線的正面陣地。居庸關，天下九塞之一，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但這一次，他們面對的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氣焰囂張的日本侵略軍。

戰斗一開始就異常殘酷。日軍憑借飛機、大炮的絕對優勢，對89師的陣地發動了一輪又一輪的瘋狂進攻。炮彈像雨點般落下，將堅固的長城垛口炸得碎石紛飛，陣地上硝煙彌漫，火光沖天。中國官兵們依托殘破的工事，用血肉之軀與敵人反復爭奪。

戰斗持續了二十多個日夜。二十多天里，槍炮聲從未停歇，陣地幾度易手。89師的官兵們傷亡極其慘重，四個整團，硬生生被打得只剩下了一個團的兵力。

這場阻擊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的西進，但王仲廉和他89師的英勇表現，極大地遲滯了敵人的進攻，為后續部隊的部署贏得了寶貴時間。戰后，軍長湯恩伯對王仲廉的表現贊不絕口，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為了表達自己的贊賞和期許，湯恩伯還特意找來筆墨，揮毫寫下了一句唐代詩人王昌齡的著名詩句贈予王仲廉：“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這句詩用在這里，可以說是恰如其分，而且別有一番深意。因為王仲廉的老家，正是安徽蕭縣，而蕭縣在古代又有一個別稱，叫做“龍城”。湯恩伯將王仲廉比作鎮守邊關、令匈奴聞風喪膽的“龍城飛將”李廣，既是對他此次戰功的肯定，也寄托了希望他未來能像李廣一樣，成為國家柱石，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厚望。

南口一戰，讓王仲廉的名字第一次在軍中叫響。不久之后，隨著戰局的發展，太原淪陷。為了加強晉南和豫北地區的防御力量，國民政府決定擴建部隊。湯恩伯的第13軍下轄的第4師、王仲廉的第89師，加上東北軍馮占海指揮的第53軍91師，合編組建為新的第85軍。而這個新軍的軍長，就由王仲廉升任。

要知道，第4師和第89師是第13軍的核心骨干，是湯恩伯一手帶出來的嫡系部隊。湯恩伯能將自己的“心頭肉”交給王仲廉統領，足見他對王仲廉的信任和器重，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如果說南口戰役是王仲廉嶄露頭角的開始，那么1938年3月的臺兒莊戰役，則真正讓他名聲大噪，成為舉國皆知的抗日英雄。

臺兒莊，魯南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卻因為一場震驚中外的大捷而永載史冊。在這場戰役中，中國軍隊同仇敵愾，痛擊日軍精銳坂垣師團和磯谷師團，取得了抗戰以來的首次重大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戰士氣。

王仲廉和他率領的第85軍，正是臺兒莊大捷的功臣之一。在戰役的關鍵階段，為了配合友軍作戰，王仲廉受命率部向棗莊、嶧縣一帶的日軍側后發起攻擊。他審時度勢，大膽地決定采用夜戰和近戰的戰術，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

一個漆黑的夜晚，王仲廉親率精銳部隊，悄無聲息地摸向了日軍占據的戰略要地——九山陣地。經過一夜激戰，85軍成功地攻占了九山，像一把尖刀插進了敵人的側翼。隨后，王仲廉沒有停歇，立刻指揮部隊向棗莊、嶧縣方向展開猛烈反攻。

為了最大限度地鼓舞士氣，王仲廉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他把自己的軍部指揮所，直接設在了距離火線不遠的前沿陣地。這意味著，他和普通士兵一樣，隨時可能暴露在敵人的炮火之下。

軍長親臨一線，與士兵共甘苦、同生死，這在當時的軍隊中并不多見。消息傳開，85軍將士們無不熱血沸騰，士氣高漲。“軍座都不怕死，我們還怕什么！”士兵們嗷嗷叫著，奮不顧身地向日軍陣地發起沖鋒。

有一次，日軍的一顆炮彈呼嘯著落下，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距離王仲廉指揮位置只有四五步遠的地方。周圍的警衛和參謀人員嚇得魂飛魄散，下意識地臥倒。然而，令人驚異的是，身處爆炸中心的王仲廉，竟然依舊鎮定自若，面不改色，仿佛什么都沒發生一樣，繼續觀察著敵情。

萬幸中的萬幸，這顆炮彈竟然是一顆“啞彈”，沒有爆炸。事后，有人問王仲廉當時難道一點都不怕嗎？他只是淡淡一笑：“打仗嘛，生死有命。身為指揮官，如果自己先慌了，那還怎么帶兵打仗？”

這種臨危不懼的大將風度，更讓部下們欽佩不已。

在王仲廉的指揮和激勵下，85軍在臺兒莊外圍打得有聲有色，有力地牽制和打擊了日軍，為整個戰役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臺兒莊大捷后，舉國歡騰。王仲廉因其卓著的戰功，被國民政府授予了一枚象征軍人至高榮譽的“青天白日勛章”。

臺兒莊之后，王仲廉的軍事生涯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他率領著經過戰火錘煉的第85軍（后升任第31集團軍總司令，仍長期兼任85軍軍長），如同救火大隊長一般，馬不停蹄地轉戰于各個戰場，參與了一系列重大的會戰，比如武漢保衛戰、隨棗會戰、豫南會戰、豫中會戰、豫西鄂北會戰等等

根據戰史記載，在這一系列的會戰中，王仲廉指揮的部隊雖然也經歷過苦戰和損失，但總的來說，打得相當出色，屢建功勛，少有大的敗績，可以說是國軍中的一員“常勝將軍”。

然而，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即便是像王仲廉這樣的“常勝將軍”，也有馬失前蹄、陰溝里翻船的時候。這個巨大的挫折，就發生在了1944年的豫中會戰期間。

1944年4月，日軍發動了旨在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中美空軍基地的“一號作戰”（中方稱豫湘桂會戰）。在河南戰場，日軍攻勢異常猛烈，中國軍隊由于種種原因，準備不足，指揮失當，導致戰線迅速崩潰，損失慘重，出現了令人痛心的大潰敗局面。

時任第31集團軍總司令的王仲廉，也未能幸免于難。當戰局急轉直下，他率領著集團軍總部直屬部隊，倉皇向豫西山區撤退時，意外發生了。

在途經一個叫做“土寨子”的地方時，王仲廉的部隊竟然遭到了地方武裝——“別廷芳舊部”的突然襲擊和包圍。

說起這個別廷芳，是豫西南地區一個勢力極大的地方實力派人物，擁有一支裝備雖不算精良、但戰斗力頗強的民團武裝。別廷芳本人雖然在1940已經去世，但他的部下們繼續在當地盤踞。按理說，中央軍的正規部隊，尤其是集團軍總部這樣的高級單位，對付地方民團應該是不在話下的。

但當時的情況卻完全不同。王仲廉的總部部隊在之前的潰敗中已經士氣低落、疲憊不堪，加上對當地情況不熟，地形不利，竟然被這些地方民團打了個措手不及。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經過一番混亂的交火，第31集團軍總部的直屬部隊，包括警衛、參謀、通訊等人員，竟然被這股民團給繳了械。

身為集團軍總司令的王仲廉，眼看無法控制局面，在少數隨從的拼死掩護下，僥幸從混亂中逃脫，撿回了一條命。

堂堂集團軍總司令，被自己轄區內的地方民團打敗、繳械，連總部都被端了，自己差點成了俘虜。

消息傳到陪都重慶，一片嘩然。老蔣得知后，更是氣得暴跳如雷，據說他當著眾人的面，怒罵道：“這個王仲廉，身為集團軍總司令，連地方民團都打不過，簡直是丟人現眼，告訴你們，他不是我的學生。”

豫中會戰的慘敗，引發了國民黨高層的強烈地震。負責第一戰區的司令長官蔣鼎文，以及在該戰區負有重要指揮責任的湯恩伯，都被撤職查辦，以承擔戰敗的責任。王仲廉雖然沒有被直接撤職，但也灰頭土臉，聲譽掃地。

不過，僅僅過了沒多久，深得老蔣信任的湯恩伯，就被重新起用，委以新的重任。而經歷了“土寨子”奇恥大辱的王仲廉，也并沒有被徹底打入冷宮，而是搖身一變，成為了他老上司湯恩伯的副手。

抗日戰爭勝利后，第31集團軍改為整編第26軍，王仲廉任軍長。

1947年4月初，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第3、6縱隊共5個旅攻克淇縣，并圍攻孫殿英據守的豫北重鎮湯陰。

說起這個孫殿英，可是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早年混跡軍閥，后來搞過“東陵盜寶”，抗戰期間還一度投降日偽，雖然后來又反正歸來，但在國民黨正規軍，尤其是中央軍嫡系將領的眼中，他始終是個上不了臺面的雜牌，甚至帶著幾分鄙夷。

不過，湯陰是孫殿英經營多年的老巢，城防工事堅固，而且城內積攢了大量的糧食，據說足夠支撐數月之久。被圍之后，孫殿英倒也“大方”，一面拿出多年搜刮來的數萬兩黃金，大把地分發給手下的官兵，許以重賞，讓他們死心塌地地賣命守城；另一面，則拼命地向南京拍發急電，請求火速增援。

求援電報雪片般飛向南京的國防部。時任參謀總長的陳誠和陸軍總司令的顧祝同，看到前線戰況緊急，立刻下令距離湯陰相對較近的王仲廉，讓他迅速組織部隊，北上解湯陰之圍。

接到命令的王仲廉，心里卻犯起了嘀咕。他攤開地圖，看著自己部隊的部署情況，眉頭緊鎖。當時，他指揮下的整編第26軍以及其他配屬部隊，大部分都承擔著重要的據點守備任務，能夠抽調出來的機動兵力非常有限。貿然組織一支力量不足的部隊去長途跋涉，攻擊兵力、戰力都占優勢的解放軍圍城部隊，風險實在太大了。

“長官，南京電令緊急，我們是不是……”參謀長看著猶豫不決的王仲廉，小聲提醒道。

王仲廉擺了擺手，嘆了口氣：“我知道。但是你看，我們手里能動的就這么點人馬，去碰共軍的主力，那不是以卵擊石嗎？孫殿英那是什么人？值得我們去冒這么大的風險？”他顯然不想為了一個聲名狼藉的雜牌將領，把自己有限的機動部隊也賠進去。

但是，軍令如山，尤其是在陳誠、顧祝同這兩位頂頭上司的連番催促和壓力下，王仲廉縱有百般不愿，也不敢公然抗命。他只能勉強拼湊部隊，先后兩次組織兵力，試圖增援湯陰。

第一次的試探性進攻很快就被解放軍打了回來。第二次，王仲廉下了點本錢，集中了四個半旅的兵力，組成了一個所謂的“第二快速縱隊”，再次向湯陰方向開進。然而，當時的解放軍早已今非昔比，不僅戰術靈活，火力也得到了很大加強。王仲廉組織的這支“快速縱隊”，在解放軍強大的阻援火力和運動防御面前，根本“快”不起來，也“縱”不起來。僅僅堅持了兩天時間，這支拼湊起來的援軍就被打得七零八落，損失慘重，最終宣告全軍覆沒。

救援徹底失敗。1947年5月2日，堅守了半個多月的湯陰城被解放軍攻克，孫殿英本人也成了階下囚（后病死于戰俘營）。

湯陰失守，援軍覆沒，按理說，王仲廉作為救援行動的指揮官，難辭其咎。但出乎一些人意料的是，這次事件似乎并沒有給他帶來太大的麻煩。除了在來往電報中被陳誠、顧祝同等人措辭嚴厲地罵了幾句“救援不力”、“行動遲緩”之外，南京方面并沒有對他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懲處。

為什么會這樣？一來，孫殿英本身就是雜牌，還是當過漢奸的“污點人物”，他在國民黨高層，尤其是陳誠、顧祝同這些大佬眼里，根本沒什么分量，他的死活，沒人在乎。二來，可能高層也清楚王仲廉當時確實兵力不足，救援難度極大，強求也是白搭。

但這次湯陰救援的經歷，以及事后這種“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處理方式，卻在王仲廉的心里，埋下了一顆微妙的種子。他似乎從中得出了一個“經驗”：救援雜牌部隊，可以不必那么賣力，即便失敗了，后果也不會太嚴重。這個“經驗”，在短短兩個多月后，就將他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時間來到1947年7月，解放軍在山東戰場發起了聲勢浩大的魯西南戰役。劉鄧大軍（晉冀魯豫野戰軍）采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術，打得國民黨軍連連敗退。

在戰役初期，解放軍首先集中力量，打擊了由王敬久指揮的第二兵團。該兵團下轄的三個整編師（整70師、整32師、整66師），在解放軍的猛烈穿插分割下，很快就被打垮了兩個。剩下的一個，就是由黃埔三期出身的宋瑞珂指揮的整編第66師。

整編66師被解放軍死死地包圍在了山東菏澤地區的羊山集一帶，形勢萬分危急。這下子，南京方面可真的坐不住了。

為什么？因為這個整編第66師，可不是孫殿英那種雜牌，它是大名鼎鼎的“土木系”部隊，是陳誠一手培養起來的嫡系精銳，骨干多是黃埔畢業生，師長宋瑞珂更是陳誠的心腹親信。嫡系部隊被圍，而且是全軍覆沒的邊緣，這還了得？

消息傳到南京，老蔣親自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價救援整編66師。他下令緊急從周邊戰區抽調部隊，臨時編組了第四兵團，轄整編第10師、整編第3師、騎兵第一旅，并任命王仲廉為該兵團司令官。

接到這個十萬火急的命令，王仲廉卻似乎并沒有感受到那種緊迫感。他大概是想起了兩個月前救援湯陰的情景，那次雖然失敗了，但自己并沒受什么處分，反而落了個“保存實力”的好處。這次救援的是陳誠的嫡系，風險肯定更大，解放軍阻援的決心和兵力也必然更強。如果一頭扎進去，很可能重蹈自己那支“第二快速縱隊”的覆轍，甚至可能把整個第四兵團都搭進去。

于是，王仲廉要故技重施，采取上次救援湯陰時的“拖延戰術”，令部隊走走停停，完全不顧南京方面的催促電報。

宋瑞珂那邊的戰況火燒眉毛，連發數封求援電報，但王仲廉對這些催促置若罔聞，依舊我行我素。

7月25日，磨蹭了幾天的王仲廉兵團，總算抵達了距離羊山集不算太遠的冉固集。兵團參謀長看著地圖，焦急地對王仲廉說：“司令，我們離羊山集不遠了。根據偵察，前方約二十里內并未發現共軍主力部隊。我們是否應該立即丟掉輜重，輕裝疾進，爭取盡快和宋師長會合？”

王仲廉聞言，卻搖了搖頭，臉上沒什么表情，語氣卻很堅決：“不可大意，越是接近目的地，越要小心。命令部隊，每前進五里，必須停下來派出偵察分隊，仔細搜索，確認沒有共軍埋伏，才能繼續前進！”

參謀長急得快要跳起來：“司令，時間不等人啊，再這樣磨蹭下去，宋師長那邊恐怕真的撐不住了！”

王仲廉的臉色頓時陰沉了下來，他帶著一絲怨氣說道：“撐不住？哼，王敬久是怎么把那兩個整編師送掉的？我們不能重蹈覆轍，我們這個兵團是臨時湊起來的，要是也被共軍一口吃掉，誰來負責？難道要讓我們也跟著宋瑞珂一起完蛋嗎？”

就在王仲廉還在冉固集附近“謹慎”地“搜索前進”時，羊山集的戰斗已經接近尾聲。彈盡糧絕、援軍渺茫的整編66師，在解放軍的最后總攻下，徹底崩潰。三天后，7月28日，羊山集失守，整編66師全軍覆沒，師長宋瑞珂成了俘虜。

國民黨軍又一支精銳主力被殲滅，援軍司令王仲廉的“按兵不動”，自然成了眾矢之的。

這一次，王仲廉可真是捅了天大的馬蜂窩。他葬送的不是雜牌孫殿英，而是陳誠的嫡系部隊，陳誠豈能善罷甘休？而且，老蔣對“土木系”的偏袒也是眾所周知的，王仲廉的“好運”徹底到頭了。

不久之后，王仲廉被憲兵帶去南京受審。

在南京軍事法庭上，當法官宣讀完對王仲廉“救援不力，坐視友軍覆滅”的指控后，王仲廉猛地抬起頭，憤怒地說道：“說我救援不力？那湯陰之圍怎么說？孫殿英雖然不值得同情，難道他打的不是共產黨嗎？他的部隊不同樣是在為委員長拼命嗎？宋瑞珂的整編66師，誰不知道那是陳辭修（陳誠的字）的嫡系寶貝，為了救他們，先是把附近王敬久的三個師拖垮了兩個，然后又從千里之外調動我們第四兵團去馳援，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現在，仗打敗了，損兵折將，就需要找個替罪羊，難道就因為我王仲廉不是他陳辭修的人，就想把我推出去處死嗎？”

這番話如同炸雷一般，在法庭上響起。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但矛頭直指國民黨軍隊內部長期存在、并且日益激化的派系矛盾。

王仲廉的話并非空穴來風。國民黨軍隊內部山頭林立，派系之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在戰場上，“友軍有難，不動如山”的情況時有發生，保存自己的實力，消耗別人的實力，幾乎成了一種潛規則。

整編66師的覆滅，給了陳誠一個打擊異己（湯恩伯派系）的絕佳借口。而王仲廉在救援行動中的明顯拖延，也確實授人以柄。老蔣本就極為偏袒和倚重陳誠，因此揚言要把王仲廉槍決以正軍法。

眼看王仲廉性命難保，他的老上司湯恩伯出面求情，救了王仲廉一命，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大約一年之后，隨著局勢的變化和一些幕后運作，王仲廉被提前釋放出獄。但是他已經被老蔣徹底打入了“另冊”，貼上了“不可信任”的標簽。出獄后的王仲廉，再也未能獲得任何重要的軍職，只能賦閑在家。

1949年春，王仲廉攜眷去臺灣，于1991年7月26日病逝，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