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樸云????

編輯/郝鳴

在采風中的徐則臣

旅居巴黎時，海明威曾這樣寫這座城市：“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論到哪里它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這話放在徐則臣與北京的關系上或許同樣適用——2002年，當24歲的徐則臣背起行囊，走向北京時，這座城市接納了他，也接納了他的文學夢想。

然而年過不惑，作為《人民文學》主編的徐則臣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有輕盈的理想，還有骨感的現實。北京塑造了他，《人民文學》也塑造了他，是時候考慮一些更能與時代腳步共舞的事情了。比如，如何在資訊爆炸、娛樂方式無限多的互聯網世界里，為文學占住一席之地；如何擁抱社交媒體，利用算法來聚集散落的讀者；以及如何在越來越輕閱讀、碎片化閱讀的時代里，讓文學之舟揚帆遠航。

花街，還是北京

初平陽才知道，從此回故鄉，又多了一條路。

——《耶路撒冷》

讀過徐則臣小說的人一定不會對這兩個地標陌生：花街，以及北京。

前者是他的來處，是他的文學故鄉，也是他這些年越來越頻繁想起的地方。花街上的九個故事，記敘了這個從連云港小村走來的少年的成長記憶與鄉土情誼。一想到花街，他的內心就會靜下來，精神放松，人可以慢悠悠地去尋找古典、琢磨修辭，思考審美和形而上的東西。

——這與站在北京的感受完全不同。在北京時刻需要奔跑，時間走動的聲音就在耳畔，他必須用短句子、用口語、有力甚至鏗鏘地去表達，用節奏感和密度更強的句子去表達。

“我覺得人應該在兩種狀態下生活。如果一味地在相對放松、緩慢的狀態中生活，未免單調，世界上還有一路狂奔的一面，兩者不停轉換的時候，人會變得更有彈性。”

彈性，這曾是青年的徐則臣在二十多年北漂生涯中鍛造出的精神。北京這座城市畢竟比家鄉要大得多，從“花街”出來的少年曾經很不習慣這里的大和快，然而他在漫長的歲月中被這座城市反復錘煉重塑，最終成為了可以枕著城市之聲安睡的“異鄉的故鄉人”。

“北京的確不是一個讓人特別放松的城市，有時如果深夜你還醒著，你能聽見這個城市咔嚓咔嚓的心跳聲。”徐則臣說，那是城市進擊的聲音，像秒針，有力，精準，節奏感十足。有時他會認真聆聽這種聲音，并在其中搜尋疲憊生活間隙的微小樂趣。

但有時，他又會忍不住懷念花街。他47歲了， 有時每天只睡五六個小時、咖啡要喝兩三杯——卷，這是每個生活在大城市人的日常。看稿、管理雜志事務、參加文化活動、推廣文學……頭腦在有條不紊地處理著記事簿上的事項，身體卻在渴望另外一種完全相反的生活。

然而生活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人很難“既要又要還想要”，家庭和工作的原點都落在了北京，怎么可能再回到夢中的水鄉呢？徐則臣想到了河——那條連接著故鄉與京城的大運河，與他步履方向一致的大運河。

于是他重走了一遍大運河，把沿途的水利樞紐、水利工程看了個遍，由此有了《北上》。

北上，是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多人的選擇。2002年，24歲的徐則臣拎著箱子，獨自從老家來到了北京。 大，是他對北京的初印象。 大巴車在高架上繞到他心里直犯嘀咕，“我都擔心這個司機是不是在繞路。 ”徐則臣說。 瞥一眼車窗外，高架橋下燈火輝煌，浩瀚如海，讓他有種被淹沒的感覺。

那是北京大發展大建設的時代。“到處都是腳手架和塔吊。整個城市像個大工地。”徐則臣回憶。當時，萬柳地區的北大學生公寓周邊一片廢墟，他研究生報到，出租車開著開著，到附近就沒了路，大卡車拉著建材碾過去，塵土飛揚。

還恰好趕上沙塵暴，整個城市灰蒙蒙的，直接給這個來自水鄉的文藝青年塞了一嘴沙子。“在沒去之前，我覺得北京應該是金碧輝煌、無比巍峨雄壯的，結果坐在出租車上看到的是這些，當時真是既難過又失落。”他說。

后來這些意象在他的文字中反復出現，粗糲而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賣碟的、辦證的、知識青年、迷惘海歸……他們聚集在北京，焦灼地尋找著立足點，又想在隆隆前行的城市中保持著一點自我。

那是徐則臣身邊的人，更是他自己。“他們不會盯著物質匱乏，就覺得自己日子過不下去了。每個人都斗志昂揚的，有一些超越了一日三餐、衣食住行的精神。他們對這個城市和世界抱有期待。我始終在想，這幫人到底要什么？我覺得要一種自洽，內心的安妥，要一種認同感，要解決與城市格格不入的問題。而在我來看，這種精神上的探求遠遠比物質上的富足或匱乏要重要得多。”徐則臣說。

在京二十年后，徐則臣對這座城市的感情也悄悄發生了變化。將目光從身邊的人投向更遠的地方，他聽到了這座城市自己的聲音。

他從來不覺得，靈感會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增長而變得遲鈍，甚至干涸。北京不斷地給予他刺激，激發著他的想象。“這個城市本身能給人提供很多看取世界的角度。因為這個城市里相互碰撞的東西特別多，碰撞的原因是因為它包容，所以才有這么多東西可以相互碰撞。你未必會馬上將它寫下來，但這個感覺會留在你的內心，直到某一天，你拿起筆。”

工作中的徐則臣????

俗世的徐則臣

我們世界的盡頭，是另一個世界的開始。

——《耶路撒冷》

徐則臣不得不承認，現在的北京，與他當年見到的北京大不相同，而現在的青年，與他多年前的心境也大為不同。

剛到北京念書時，他回老家帶禮品，老家親友只要中南海煙。“很便宜也無所謂。他們一輩子都沒來過北京，覺得抽了中南海，跟北京之間的關系就更親密了。北京在他們心里是一個閃閃發亮的精神的象征，是一個符號性的東西。”他說，“這個符號性的東西，讓很多來北京的人有種要朝圣的感覺——要吃烤鴨、爬長城、去天安門看升旗，這是只有在北京才可以做到的事，完成這些儀式，可以滿足他們對北京的想象。”

“現在很多來北京的人，早已通過不同的方式了解了北京。當這些符號化的東西變成日常生活的背景后，人們與這座城市關系就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過去那些迫不及待想去看的景，現在去看的緊迫感就沒有那么強了。”徐則臣覺得這種心態反而更健康更自然，而他的鄉親們，來北漂的也越來越少，“不是說他們不再向往北京，而是在他們的選擇里，北京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是首選或者是唯一的選擇。這說明國家在進步，人民的素質、文化水平，對世界的認識在提高。”

然而物質更豐裕、大家的選擇更多的時代，卻給這個“文學中年”帶來另一重更為現實的問題——當大家獲取精神食糧的渠道越來越多，分給文學的注意力越來越少時，文學的出路在哪里？

這是作為《人民文學》主編的徐則臣不得不面臨的嚴重考驗。

“我在《人民文學》干了20年，這20年其實是傳播手段發展非常迅速的時代。我眼看著《人民文學》的訂閱量在逐年下滑，文學的讀者在減少，我們跟讀者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稀薄，很焦慮。”徐則臣坦言。

作為傳統的文學刊物，整個《人民文學》編輯部想了很多方法去擴大影響力、適應新時代的傳播方式。開了公眾號、舉辦各種活動，甚至徐則臣在參加個人的訪談活動時，都會反復提《人民文學》，就是想“盡量多爭取一點宣傳”。

后來，他們將目光鎖定在直播上。

他和《人民文學》兩次走進了“與輝同行”的直播間，也親眼驗證了互聯網的強大——直播、算法、切片……這些“離文學很遠”的詞匯，直接將《人民文學》推到了它的受眾眼前。

第一次直播，徐則臣自己心里也沒底。“直播之前也沒推過雜志，這對‘與輝同行’來說也是一個新事物。賣書是單本單本賣，但我們雜志是一年十二期。我們設想，很多讀者可能會想，‘我買一個東西，你拉長到給我寄12次，中間出了問題怎么辦’，這些問題我們都預想過。”徐則臣說。

但直播效果卻出乎整個雜志社的預料。一場直播給《人民文學》帶來了十幾萬冊的訂閱量，之后，在直播的余熱中，這本純文學雜志的熱度還在持續上漲。

更加出乎他們意料的是，直播結束后，他們對受眾進行了一次畫像分析，發現他們的受眾最多居然是三十多歲的中青年群體。

“這讓我們特別有信心，過去我們想當然地認為《人民文學》都是老同志讀的，年輕人不看。一本刊物，如果年輕人不看，肯定是難以為繼的。事實不是這樣。年輕人也在看，我們就更有信心了。”徐則臣說。

比起郵局的投遞和書報亭、書店里的靜態展示，算法更能捕捉用戶興趣、最大化地對每個人實現個性推薦。當你被一條短視頻中的“長河落日圓”打動，多停留那么兩三秒后，算法就會捕捉到你在那一瞬間對于文學之美的懷念，下一次，它就會在漫漫資訊中打撈起你曾遺落的文學的浪漫情懷，精準地捧到你面前。

《人民文學》就是這樣被推到熱愛它的人們面前的。在“與輝同行”櫥窗里《人民文學》雜志的售后評價中，很多人評論說，回到了久違的少年時代，還有人說在推薦下，重新喜歡上了閱讀，還要帶著孩子一起讀。

《人民文學》的售后評論區

雜志社的積極性也進一步調動起來，他們接著做了個“讀者活動周”的活動。邀請了20位讀者來雜志社參觀，感受《人民文學》編輯部是如何運行的。結束以后，讀者反饋說，他們以前覺得文學的生產很神秘，現在祛魅了，反而覺得文學與自己更加親密了。還有參加完活動的90后讀者感慨，看了《人民文學》的“尋親”直播后，他重拾少年時代的文學夢想，不僅訂閱了全年刊物，還動筆寫下了三萬字的小說。

這正是徐則臣想要的結果。“我們不要文學高高在上，我們希望文學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他說，“不說我們非得賣多少冊、有多少碼洋，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人知道《人民文學》，有更多人來閱讀文學。而更多人閱讀文學以后，文學刊物的發行量自然也會上去。”

長期以來，公眾對文學的理解很兩極分化，要么是漠視不關心，要么將其放在陽春白雪的位置，高高架起來，這勢必在落地時，引發許多陣痛。

2025年4月19日，2024年度人民文學獎頒獎典禮在四川舉行，為《人民文學》帶來流量的董宇輝也在獲獎行列，這引起了輿論質疑。

“文學生產，它不是只有跟‘狹義的文學’緊密相關的人在做的事，其中既有作者、編輯這類專業崗位，也有做推廣、發行的崗位。書寫出來，雜志印出來，進入流通領域后就是商品，我們得按商品流通的規律去做，讓這個商品被更多的人接受。”徐則臣說。頂著輿論，他堅持認為董宇輝獲獎實至名歸，“很多人不理解，他們問，董宇輝是個作家嗎？他憑什么獲《人民文學》的獎？進而認為，文學現在怎么墮落到這個程度。但請看清楚，這是一個傳播貢獻獎。人民文學年度獎中，之前也設過類似的特別獎項，我們就給為雜志做封面插圖設計的藝術家頒過獎。只是這一次我們側重雜志傳播這一塊，董宇輝給《人民文學》做出這么大貢獻，難道我們不應該表達感謝嗎？”

“文學中年”徐則臣表示疑惑。

《人民文學》走進“與輝同行”直播間???????????

像水一樣，順勢而行

運河是能說話的。它用連綿不絕的濤聲跟我說，該來就來，該去就去。就像這大河里上上下下的水，順水，逆水，起起落落，隨風流轉，因勢賦形。

——《北上》

但徐則臣努力地調整著自己，去適應新傳播環境的節奏。

2025年3月，由徐則臣作品《北上》改編的同名電視劇開播，這部曾為他贏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自打開播后，也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和討論。徐則臣很少看電視，但偶爾，他也會看一些《北上》的視頻片段，并且他覺得，這種傳播方式“還挺好的”。

抖音的影視解讀博主解讀并推薦《北上》

作為一個作家，他并不覺得三分鐘解讀一部文學或影視作品，是一種來自碎片化閱讀時代的冒犯，也并不認為這是對嚴肅的消解。“千萬不要把讀者和觀眾理解為‘不動的’。他今天雖然只是刷到一則簡化的講解，但也有可能生發興趣，去把原著找來看，這反而刺激他愿意去做更復雜的事。”

這也是很多“二創”博主正在做的事。不論是影視博主拿著放大鏡逐幀解讀《甄嬛傳》，還是讀書博主在經典名著中尋找現代議題的解法，都是新代際的人獨特的閱讀、觀看方式。史鐵生、金庸、奧斯汀、張愛玲……無數作家的作品片段被壓縮在幾分鐘的視頻里，如同層層疊疊的河岸，每一個切面，都呈現著這個時代的人們的困境、選擇與追求。

這種想法跟剛上大學時青年徐則臣的想法非常不同。剛念大學時，徐則臣聽說有些作家在用電腦寫作，非常納罕。“我就覺得電腦寫作這個東西怎么寫？”他回憶。當時在他看來，“寫”這個過程，本身就是追求文字之美的一種方式。他甚至認為，用電腦打字寫文章，會離漢字越來越遠，最終結果就是越寫越差，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都拒絕用電腦寫作。

“但二十多年過去，我發現沒變差。”徐則臣笑稱，“我那個時候覺得自己擔心很對，很正義，但是現在發現不是那回事。”

來自花街水鄉的啟迪，再次給了他自我和解的答案。“就像運河跑船，你永遠不可能沿著一條直線跑，因為水流方向、風力，甚至幾個人站到船這邊，幾個人站到船那邊，船里裝多少貨，都會影響船在河中的航線。但船最終還是會沿著大方向、大航線走，順利到達目的地。我們要接受這樣的一些微調。”

一旦達成和解，他接受新的創作模式比誰都快。如今他不只在紙上寫，用電腦寫，還嘗試用語音識別工具直接輸出，像個興致勃勃的孩子，比較著每一次探索的結果。“我覺得直接輸出的口語感更強一點，跟過去的風格有點變化，能達到另一種藝術效果。”

利用算法去“打撈”更廣泛的讀者，是文學觸達受眾的另一種“嘗試”。“我肯定是希望我們刊物有更多的讀者，但不會為了擁有更多的讀者，就迎合讀者的閱讀口味。讀者也是被塑造和建構出來的，也會變的。讀者在變，刊物也在變，我們對文學的理解也在變化。”徐則臣說。因此，接觸讀者就變得更加必要。“要了解讀者在想什么，然后依據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對刊物的理解，及時做出相應的調整。”

當算法在茫茫信號宇宙中將文學與文學愛好者相連時，世界將再次進入到一種平衡。就像徐則臣筆下的那條滄浪運河，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總有航船隨著河道的微調，一路北上，一直前行。

【版權聲明】本作品的著作權等知識產權歸北京青年報【北青深一度】 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

2023年的鮮花訂單，開在2025年的春天

“我取自己的錢，怎么有這么多事？”

那個“雇兇殺己”的漸凍人，決定“離家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