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

《特立獨行的豬》

王小波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5年5月13日，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靈魂——王小波，迎來了他73歲誕辰。這位以“有趣的靈魂”著稱的作家，用荒誕的筆觸、犀利的批判和詩意的哲思，在時代的夾縫中撕開一道裂縫，讓自由與思考的光芒穿透沉默的迷霧。

王小波的早逝（1997年，45歲）像一道未完成的閃電，而他的思想遺產卻在死后迸發更耀目的光芒。《沉默的大多數》成為一代人精神覺醒的啟蒙書，他筆下的“王二”從虛構人物升華為對抗庸常的精神符號。正如他所說：“我來這個世界，不是為了繁衍后代，而是來看花怎么開，水怎么流”，這種對生命本質的追問，至今仍在叩擊著困于功利主義的現代人心靈。

在這個ChatGPT已能代筆萬言的時代，重讀王小波更具深意：他教會我們，真正的智慧不在知識的堆砌，而在保持對世界的好奇與懷疑。

有關“給點氣氛”

我相信，總有些人會渴望有趣的事情，討厭呆板無趣的生活。假如我有什么特殊之處，那就是：這是我對生活主要的要求。大約十五年前，讀過一篇匈牙利小說，叫做《會說話的豬》，講到有一群國營農場的種豬聚在一起發牢騷——這些動物的主要工作是傳種。在科技發達的現代，它們總是對著一個被叫做“母豬架子”的人造母豬傳種。該架子新的時候大概還有幾分像母豬，用了十幾年，早就被磨得光禿禿的了——那些種豬天天挺著大肚子往母豬架子上跳，感覺有如一坨凍肉被摔上了案板，難免口出怨言，它們的牢騷是：哪怕在架子背上粘幾撮毛，給我們點氣氛也好！這故事的結局是相當有教育意義的：那些發牢騷的種豬都被劁掉了。但我總是從反面理解問題：如果連豬都會要求一點氣氛，那么對于我來說，一些有趣的事情干脆是必不可少。

活在某些時代，持有我這種見解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就經歷過這樣的年代——書書沒得看，電影電影沒得看，整個生活就像個磨得光禿禿的母豬架子，好在我還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發牢騷——發牢騷就是架子上殘存的一撮毛。大家聚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人人妙語連珠，就這樣把麻煩惹上身了。好在我還沒有被劁掉，只是給自己招來了很多批評幫助。這時候我發現，人和人其實是很隔膜的。有些人喜歡有趣，有些人喜歡無趣，這種區別看來是天生的。

作為一個喜歡有趣的人，我當然不會放棄閱讀這種獲得有趣的機會。結果就發現，作家里有些人擁護有趣，還有些人是反對有趣的。馬克·吐溫是和我一頭的，或者還有蕭伯納——但我沒什么把握。我最有把握的是哲學家羅素先生，他肯定是個贊成有趣的人。摩爾爵士設想了一個烏托邦，企圖給人們營造一種最美好的生活方式，為此他對人應該怎樣生活做了極詳盡的規定，包括新娘新郎該干點什么——看過《烏托邦》的人一定記得，這個規定是：在結婚之前，應該脫光了身子讓對方看一看，以防身上暗藏了什么毛病。這個用意不能說不好，但規定得如此之細就十足讓人倒胃，在某些季節里，還可能導致感冒。羅素先生一眼就看出烏托邦是個母豬架子，乍看起來美奐美輪，使上一段，磨得光禿禿，你才會知道它有多糟糕——他沒有在任何烏托邦里生活過，就有如此見識，這種先知先覺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老人家還說，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反過來說，呆板無趣就是不幸福——正是這句話使我對他有了把握。一般來說，主張扼殺有趣的人總是這么說的：為了營造至善，我們必須做出這種犧牲。但卻忘記了讓人們活著得到樂趣，這本身就是善。因為這點小小的疏忽，至善就變成了至惡……

這篇文章是從豬要求給點氣氛說起的。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會說，人和豬是有區別的。我也認為人豬有別，這體現在人比豬要求得更多，而不是更少。除此之外，喜歡有趣的人不該像那群種豬一樣，只會發一通牢騷，然后就被劁掉。這些人應該有些勇氣，做一番斗爭，來維護自己的愛好。這個道理我直到最近才領悟到。

我常聽人說：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人對現實世界有這種評價、這種感慨，恐怕不能說是錯誤的。問題就在于應該做點什么。這句感慨是個四通八達的路口，所有的人都到達過這個地方，然后在此分手。有些人去開創有趣的事業，有些人去開創無趣的事業。前者以為，既然有趣的事不多，我們才要做有趣的事。后者經過這一番感慨，就自以為知道了天命，此后板起臉來對別人進行說教。我以為自己是前一種人，我寫作的起因就是：既然這世界上有趣的書是有限的，我何不去試著寫幾本——至于我寫成了還是沒寫成，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很愿意就這后一個問題進行討論，但很不愿有人就頭一個問題來和我商榷。前不久有讀者給我打電話，說：你應該寫雜文，別寫小說了。我很認真地傾聽著。他又說：你的小說不夠正經——這話我就不愛聽了。誰說小說非得是正經的呢？不管怎么說吧，我總把讀者當做友人，朋友之間是無話不說的：我必須聲明，在我的雜文里也沒什么正經。我所說的一切，無非是提醒后到達這個路口的人，那里絕不是只有一條路，而是四通八達的，你可以做出選擇。

生命科學與騙術

我的前半生和科學有緣，有時學習科學，有時做科學工作，但從未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充當科學的辯護士，在各種江湖騙子面前維護它的名聲——這使我感到莫大的榮幸。身為一個中國人，由于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很難理解科學是什么。我在匹茲堡大學的老師許倬云教授曾說，中國人先把科學當做洪水猛獸，后把它當做呼風喚雨的巫術，直到現在，多數學習科學的人還把它看成宗教來頂禮膜拜，而他自己終于體會到，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但是，這種體會過于深奧，對大多數中國人不適用。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科學有移山倒海的威力，是某種叫做“科學家”的人發明出的、我們所不懂的古怪門道。基于這種理解，中國人很容易相信一切古怪門道都是科學，其中就包括了可以呼風喚雨的氣功和讓藥片穿過塑料瓶的特異功能。我當然要說，這些都不是科學。要把這些說明白并不容易——對不懂科學的人說明什么是科學，就像要對三歲孩子說明什么是性一樣，難以啟齒。

物理學家維納曾說，在理論上人可以通過一根電線來傳輸。既然如此，你怎么能肯定地說藥片不可能穿過藥瓶？愛因斯坦說，假如一個車廂以極高的速度運動，其中的時間就會變慢。既然如此，三國時的徐庶為什么就不能還在人間？答案是：維納、愛因斯坦說話，不該讓外行人聽見。我還聽說有位山里人進城，看到城里的電燈，就買個燈泡回家，把它用皮繩吊起來，然后指著它破口大罵：“媽的，你為什么不亮！”很顯然，城里人點電燈，也不該讓山里人看到。現在的情況是：人家聽也聽到了，看也看到了，我們負有解釋之責。我的解釋是這樣的：科學對于公眾來說，確實犯下了過于深奧的罪孽。雖然如此，科學仍然是理性的產物。它是世界上最老實、最本分的東西，而氣功呼風喚雨、藥片穿瓶子，就不那么老實。

大賢羅素曾說，近代以來，科學建立了權威。這種權威和以往一切權威都不同，它是一種理性的權威，或者說，它不是一種真正的權威。科學所說的一切，你都不必問它是從誰嘴里說出來的、那人可不可信，因為你可以用紙筆或者實驗來驗證。雖然不是每個人都有驗證數學定理的修養，更不見得擁有實驗室，但也不出大格——數學修養可以學出來，實驗設備也可以置辦。數學家證明了什么，總要把自己的證明寫給人看；物理學家做出了什么，也要寫出實驗條件和過程。總而言之，科學家聲稱自己發明、發現了什么，都要主動接受別人的審查。

我們知道，司法上有無罪推定一說，要認定一個人有罪，先假設他是無罪的，用證據來否定這個假設。科學上認定一個人的發現，也是從他沒發現開始，用證據來說明他確實發現了。敏感的讀者會發現，對于個人來說，這后一種認定，是個有罪推定。舉例來說，我王某人在此聲稱自己最終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我當然不是認真說的！），就等于把自己置于騙子的地位。直到我拿出了證明，才能脫罪。鑒于此事的嚴重性，我勸讀者不要輕易嘗試。

假如特異功能如某些作家所言，是什么生命科學大發現的話，在特異功能者拿出足以脫罪的證明之前，把他們稱為騙子，顯然不是冒犯，因為科學的嚴肅性就在于此。現在有幾位先生努力去證明特異功能有鬼，當然有功于世道，但把游戲玩顛倒了——按照前述科學的規則，我們必須首先推定：特異功能本身就是鬼，那些人就是騙子；直到他們有相反的證據。如果有什么要證明的，也該讓他們來證明。

現在來說說科學的證明是什么。它是如此的清楚、明白、可信，絕不以權威壓人，也絕不裝神弄鬼。按羅素的說法，這種證明會使讀者感到，假如我不信他所說的就未免太笨。按維納所說的條件（他說的條件現在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人可以通過電線傳輸，那我未免太笨；按愛因斯坦所說的條件（他說的條件現在也做不到），假如我不相信時間會變慢，也未免太笨。這些條件太過深奧，遠不是特異功能的術者可以理解的。雖然那些人可能看過些科普讀物，但連科普都沒看懂。在大家都能理解的條件之下，不但藥片不能穿過塑料瓶，而且任何剛性的物體都不可能穿過比自身小的洞而且毫發無損，術者說藥片穿過了分子間的縫隙，顯然是不要臉了。那些術者的證明，假如有誰想要接受，就未免太笨。如果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必然和“騙”字有關，或行騙，或受騙。假如我沒有勇氣講這些話，也就不配做科學的弟子。因為我們已經被逼到了這個地步，假如不把這個“騙”字說出來，就只好當笨蛋了。

關心“特異功能”或是“生命科學”的人都知道，像藥片穿瓶子、耳朵識字這類的事，有時靈，有時不靈。假如你認真去看，肯定碰上它不靈，而且也說不出什么時候會靈。假如你責怪他們：為什么不把特異功能搞好些再出來表演，就拿他們太當真了。仿此我編個笑話，講給真正的科學家聽：有一位物理學家致電瑞典科學院說：本人發現了簡便易行的方法，可以實現受控核聚變，但現在把方法忘掉了。我保證把方法想起來，但什么時候想起來不能保證。在此之前請把諾貝爾物理獎發給我。當然，真正的物理學家不會發這種電報，就算真的出了忘掉方法的事，也只好吃啞巴虧。我們國家的江湖騙子也沒發這種電報，是因為他們層次太低。他們根本想不到騙諾貝爾獎，只能想到混吃混喝，或者寫幾本五迷三道的書，騙點稿費。

按照許倬云教授的意見，中國人在科學面前，很容易失去平常心。科學本身太過深奧，這是原因之一。民族主義是另一個原因。假設特異功能或是生命科學是外國人發明的，到中國來表演，相信此時它已深深淹沒在唾液和粘痰的海洋里。眾所周知，現代科學發祥于外國，中國人搞科學，是按洋人發明的規則去比賽規定動作。很多人急于發明新東西，為民族爭光。在急迫的心情下，就大膽創新，打破常規，創造奇跡。舉例來說，五八年大躍進時就發明了很多東西。其中有一樣，上點歲數的都記得：一根鐵管，一頭拍扁后，做成單簧管的樣子，用一片刀片做簧片。他們說，冷水從中通過，就可以變成熱水，徹底打破熱力學第二定律。這種東西叫做“超聲波”，被大量制造，下在澡堂的池子里。據我所見，它除了割破洗澡者的屁股，別無功能；我還見到一個人的腳筋被割斷，不知他現在怎樣了。“特異功能”“生命科學”就是九十年代的“超聲波”。“超聲波”的發明者是誰，現在已經不可考，但我建議大家記下現在這些名字，同時也建議一切人：為了讓自己的兒女有臉做人，盡量不要當騙子。很顯然，這種發明創造，絲毫也不能為民族爭光，只是給大家丟丑，所以讓那些假發明的責任者溜掉有點不公道。我還建議大家時時想道：整個人類是一個物種，科學是全人類的事業，它的成就不能為民族所專有，所以它是全人類的光榮；這樣就能有一些平常心。有了平常心，也就不容易被人騙。

我的老師曾說，科學是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學習科學，尤其要有平常心。如羅素所言，科學在“不計利害地追求客觀真理”。請捫心自問，你所稱的科學，是否如此淳樸和善良。尤瑟納爾女士說：“當我計算或寫作時，就超越了性別，甚至超越了人類。”請捫心自問，你所稱的科學，是否是 如此崇高的事業。我用大師們的金玉良言勸某些成年人學好。不用別人說，我也覺得此事有點可笑。

現在到了結束本文的時候，可以談談我對所謂“生命科學”的看法了。照我看，這里包含了一些誤會。從表面上看，科學只認理不認人，仿佛它是個開放的領域，誰都能來弄一把，但在實際上，它又是最困難的事業，不是誰都能懂，所以它又最為封閉。從表面上看，科學不斷創造奇跡，好像很是神奇，但在實際上，它絕無分毫的神奇之處——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科學是對真正事實的實事求是——它創造的一切，都是本分得來的；其中包含的血汗、眼淚和艱辛，恐非外人所能知道。但這不是說，你只要說有神奇的事存在，就會冒犯到我。我還有些朋友相信基督死了又活過來，這比藥片穿瓶更神奇！這是信仰，理當得到尊重。科學沒有理由去侵犯合理的宗教信仰。但我們現在見到的是一種遠說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強奸科學——一個弱智、邪惡、半人半獸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還流著口水、吐著粘液、口齒不清地說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樣的笨！”——我想說的是：你搞錯了。換個名字，到別處去試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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