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當《清明上河圖》的畫卷在我們眼前徐徐鋪開，我們看到了什么？有人讀出王朝富盛與國家貧弱的悖論，有人看到士大夫理想與社會現實的落差；我們在時代之門的開啟與閉合處徘徊，我們也在“宋史熱”與“冷觀察”的思辨里追問。宋朝做對了什么？明清后世做錯了什么？在《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一書中，長期從事財經新聞工作的陳季冰，帶著新聞人的問題意識與現實關切，以經濟學的視角，探究宋朝“歷史治亂循環”中暗藏的生產力密碼。

《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

陳季冰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新民說

1

宏觀與微觀的誤解

記者：您在書中極力寫了宋朝繁榮的工商業，同時您又提到，宋朝政府征收了兩千年王朝史上最多的稅賦收入，那在這樣一個苛捐雜稅如此繁重的時代里，普通人能過好日子嗎？宋代的繁華富足是惠及全民的，還是只是特定階層的繁華？

陳季冰：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舉例來說，改革開放40多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受益于社會繁榮的基本面。但不得不承認，可能貧富差距也更大了。當我們在宏觀層面提出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哪些進步的時候，經常會遭到諸如貧富差距加大了這種觀點的質疑。盡管中國王朝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實現了共同富裕，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從當中吸取經驗教訓。例如，如何使貧富差距縮小一點，或者讓受益的面更廣一些，又或者如何讓更多的人分享到國家發展的紅利，等等。

回到這個話題，我在考察宋朝的歷史時更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宋朝是否在前沿生產力方面取得了突破。一個社會整體的經濟水平、生產力發展水平是討論貧富差距、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如果繞過這個前提只談貧富差距，是沒有意義的。就好像假如沒有DeepSeek等科技領域的發展，而空談科技會給未來社會帶來哪些負面影響一樣，是一個偽問題。以前有一句話叫做“發展是硬道理”，發展也是有一些基本指標來衡量的，在古代的經濟社會現實下，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就是，能否從農耕社會轉變為一個以城市工商業文明為主導的社會。如果拋開經濟發展，空談制度突破、現代性都沒有意義。只有社會經濟得到發展，“把蛋糕做大”了，才有可能惠及更多人。

大戶和富豪是自由市場的自然結果，而簡單地以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市場實現所謂的“公平”，必然扭曲市場規則，使經濟效率受損。為了道德層面上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宋人嘗試在市場之外，建立一個能夠覆蓋所有人的社會救助體系，慈幼局、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在宋代應運而生。

我認同前人的一句話，“不存在哪個時代是黃金時代”，但是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類比：在中國的王朝社會中，如果你是一個士大夫，那么宋朝是黃金時代；如果你是一個詩人或將軍，那么唐朝是黃金時代；如果你是一個戰士，那么秦朝可能是你自身價值最能充分發揮的時代；如果你是一個農民，那么清朝可能是黃金時代，因為相對來說稅賦比較低。我們無法絕對地評判一個社會的好壞，而是更多取決于不同的價值理念。社會中各群體、各層面都是互相聯系的，一個社會只有變得更加繁榮、更加富裕，社會成員才能有過得更好的機會。宋朝之外的王朝，在“重農抑商”的觀念下，總是想把人從更高單位勞動生產率的部門（工商業）趕到更低單位勞動生產率的部門（農業），但是，恰恰是只有把資源和人力投入到產出更高的部門，一個社會才會進步，才會變得更加富足。

記者：您在書中描繪的宋朝市場和當下所說的自由市場是一回事嗎？

陳季冰：小農耕作方式的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穩定結合，是前現代中國社會的支柱性生產模式，也是所有王朝的經濟基礎。宋代以前，手工業和服務業是農業經濟的附庸和補充。而宋代隨著城市的崛起和城市消費者的涌現，這些市場導向的手工業和服務業在歷史上第一次贏得了獨立的存在價值。與前代相比，宋代投身工商業的勞動者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占所有勞動力的相對比例，都大大提高了。宋代市場細分和行業種類迎來了爆炸性大發展。宋代的工商業市場中，大量存在和活躍的是民營作坊和店鋪，它們規模相對較小，市場化程度很高。

談到宋朝市場與現代意義上自由市場的關系，就不得不談及古代盛行的“官營”制度。唐朝以前的工商業基本都是官營的，在從事者的身份等方面有很多限制，如工商業者被稱為工商雜戶，地位很低，不能參加科考、不能剃度為僧道等。而宋朝以后，這些限制基本都被打破了，工商業基本實現了自由經營，但是一些重要領域，比如香料等行業中仍存在大量國家干預，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市場經濟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總體上看，有宋一代官營工商業呈現不斷收縮的態勢。任何事物發展都有一個過程，相對而言，宋朝從事工商業的自由度比較好，明清時代反而是退步的。

2

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記者：您在書中不止一處強調，宋代是一個極其看重財富的朝代。是否可以認為，錢被當成了宋朝政府解決內憂外患的一個路徑依賴？與之相應，我們也能發現宋朝是一個對金融開始發生興趣，并充滿了實驗性的朝代，您覺得宋朝在金融這個領域都有哪些創新之處？成效如何？

陳季冰：我認同你說的這個路徑依賴，也正是因為這個路徑依賴，宋朝政府更加汲汲于擴大財政收入。出于擴大財政收入的目的，宋朝出現了很多金融工具創新。

考察歷史我們發現，在宋代，很多具有現代金融特征的中介服務業已經萌芽，例如商業擔保和期貨/預售方式，又如票據交易空前活躍，鹽鈔、茶引其實就是現代票據交易的雛形，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又如宋代因為國家財政缺錢而預收稅收，實際上相當于國債的雛形。又如宋代從事貨幣借貸服務的“質庫”或“質肆”，其實就是舊時的典當行，具有類似今日銀行的部分金融服務功能，使得金融借貸業在宋代獲得發展。

在所有這些現代金融的萌芽中，世界上第一張紙幣交子的誕生最令人震撼。與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經濟最為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使用貨幣，貨幣在社會生活和政府行為中占據重要地位。

記者：談到兩宋，王安石變法既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也是一個充滿了爭議性的話題。有人將之視為宋朝的一劑強心針，也有人將之視為亂宋之源。您如何評價王安石變法？“為天下理財”最后為何變成了“剝民之具”？

陳季冰：我接下來可能要花大量精力專門寫一本關于王安石變法的書，這里我只簡要談幾點看法。王安石變法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件，要相對來說、分開來看。

首先，我認為王安石變法蘊含的理念具有很強的現代意義。王安石新法強調貨幣在政府行為以及市場組織和運行中的作用。在存在大量實物交易的古代社會，這一點是意義非凡的，標志著從實物或者勞務經濟時代進入貨幣經濟時代，對整個經濟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其次，王安石變法的現代意義還體現在，王安石特別強調制度的重要性，這在中國古代、特別是秦漢以降，是不多見的。假如歷史沿著王安石新法的路徑發展下去，在這條路徑上制度不斷演進，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是充滿想象空間的。

再次，王安石變法非常注重政府行為的專業性。比如變法中的一項重要措施是改革學校制度，設立了大量的算學、律學等專業學科，為培養財政等政府專業人才提供保障。

王安石新法中涉及經濟層面的重要一條，可能也是王安石自己很得意的地方，在于這些經濟舉措往往都含有雙重或三重的目標。王安石認為，市場上的不公平現象，比如高利貸、政府收入減少等，都是由作為中間商的豪強對市場的壟斷、巧取豪奪造成的。所以，王安石新法主張由政府取代中間商，一舉實現平抑物價、增加政府收入、打擊豪強惠及百姓三重目標。例如，青苗法以低于豪強的價格，在百姓缺乏苗木時將苗木貸給百姓，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的盤剝，起到平抑物價的作用，同時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但是從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這種簡單地以政府行為取代市場機制的行為無疑是行不通的，這是王安石變法的重大問題。但是，如果簡單地把北宋的滅亡歸因于王安石變法，我認為也很牽強。北宋滅亡是在王安石去世40年以后，其間北宋王朝黨爭不斷，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

關于王安石新法，我的總體評價是，王安石新法中蘊含的許多新的理念讓后人折服，這些理念閃爍著現代性的光芒，順應了時代的潮流。但同時，客觀來看，王安石新法的具體措施要么大多是有害無益甚至會對經濟社會產生災難性后果的，要么是行不通的。改革者烏托邦式的國家治理理想，也同現實社會的運轉邏輯、不同階層的切身利益存在著背離和偏差，這可能也是王安石作為士大夫階層視野的盲區。盡管王安石看到了制度的力量，但是作為傳統的儒家士大夫，他仍然不可避免地在一些問題上不自覺地回歸傳統道德。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任何一項改革制度不可能一開始就是十全十美的，而總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慢慢演進的，如果一開始就因為一項制度不是十全十美而拒絕嘗試，那么恐怕社會就沒有進步的空間了。

3

義與利的博弈

記者：宋代是一個看重財富金錢的朝代，但同時宋朝又是一個士大夫政治和理學興起的時代。您剛剛也提到了王安石作為士大夫階層存在視野的盲區，那您如何評價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對當時工商業發展的影響？這些士大夫們的“義利”觀是否得到了改變？

陳季冰：理學（道學）的興起，在宋朝是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從學術角度來講，源頭是因為受到了佛學的沖擊，他們意識到要建立儒學本位以應對佛學的挑戰。從社會的角度講，是為了適應宋朝社會的變遷。所以，北宋前期、中期的古文運動、道學興起、政治改革是三位一體、不可分割的，只是各自的側重點、領域不同。

余英時先生在他的著作《朱熹的歷史世界》中，非常細致地剖析了理學的演進，他指出，理學的一個重要淵源，是在對王安石變法的激烈批判中產生的，王安石變法的理念深刻地影響了理學的演進方向。比如理學的代表人物程顥，也是激烈主張改革的，但是對于怎么改革與王安石存在重大分歧。他們都強烈主張變革的原因，除了國家在戰爭上失利等現實因素之外，就是看到了當時整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工商業的興起、城市的興起、流動性的增強，顯然過去的那套從思想理論到政策實踐都已經行不通了，所以他們要建立新的指導性理論，并調整政策制度，適應新的時代。作為傳統儒家士大夫，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恢復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社會，但是通向這個理想社會的路徑想象卻因人而異。

事實上，王朝時代的統治者，從皇帝到士大夫精英都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男耕女織的靜態社會，并以恢復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為己任。在這樣的社會中，工商業往往被視為末業。不僅像漢、唐、明、清這樣實現了大一統的朝代如此，宋朝也不例外。

不同的是，這些大一統的王朝因為沒有迫在眉睫的外來軍事威脅，王朝的統治者可以不計成本地把國家推上實現“理想”社會的軌道——壓制工商業發展和社會流動。而宋朝迫于巨額軍費開支的需要，為了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不得不順應市場的力量，默許甚至鼓勵工商業的發展。但在思想意識上，宋代的統治者和士大夫精英也都將之視為一條“錯誤”的軌道，并為此感到痛心疾首。而宋朝繁榮的根源恰恰在于，這些王朝統治精英試圖把國家從“錯誤”的軌道撥到“正確”方向上去的努力（推行重農抑商、限制工商業發展等等）失敗了。

一個社會能否進入現代社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往往可能觸發社會的重大變革。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歷史上都鮮有人能夠明智預見到那些變革當中產生的新力量可能會把社會帶往更高級的方向。

記者：您剛剛提到宋朝思想市場上的競爭，宋朝社會本身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么，在“萬姓交易”的宋朝為何沒辦法產生《國富論》這樣的經濟學思想？浙東“事功學派”為何沒能在后續歷史中成為顯學？

陳季冰：其實，從南宋的浙東事功學派，諸如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等的觀點中已經能夠看出很多類似于現代經濟學的主張，已經顯示出現代西方經濟學、政治學的雛形。例如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甚至還提出，南宋政府因為稅收收得越多反而導致了國家治理的失敗，這其中已經閃現出“小政府”即有限政府的主張。為什么他會提出這個理念？我覺得他已經看到了，就是政府大包大攬的弊端，小政府對于社會治理會更加有效。又如范仲淹、沈括等，在早于亞當·斯密、約翰·洛克、凱恩斯幾百年的時代，便精于通過刺激消費來緩解失業危機等。但是從根本上說，無論葉適，還是范仲淹，或者沈括，能夠產生這些類似于現代經濟學理論雛形的思想，主要根源于他們生活的商品交易與貨幣流轉無處不在的時代，都是社會現實導致，而這大大不同于成體系、成系統的經濟學理論。

任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理論的產生都并非一夜之間，而是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宋朝倡導講實事、究實理、求實效、謀實功的事功學派為何沒能在后世得到繼續發展而是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呢？我們舉個例子，現代西方科學在歐洲的產生沿著從伽利略、哥白尼一直到牛頓、愛因斯坦這樣一條路徑，是一個歷經1000多年的延續的過程。而中國宋朝以后，因為整個社會的發展發生了逆轉，這些富于現代性特征的思想就沒有了繼續演進下去的路徑。盡管朱熹、陸九淵等宋朝的理學家對于探索宇宙也充滿了興趣，但是劃時代理論的出現是一個演進的過程，后人沒能朝著他們的方向繼續演進。由于歷史航道的改變，宋代理學思想重新回歸到排他性的倫理主義的范疇。所以，我們必須看到歷史演進的進程，而不是簡單地追問為什么沒產生、為什么沒實現。如果用一句話回答我國為何沒產生現代科學或現代經濟學的疑問，答案就是：中國社會在宋朝以后發生了逆轉或者中斷，宋朝拓展出來的可能性都被掐滅了。

4

歷史與當下的對話

記者：近年來，不論出版界還是影視圈，都出現了一股明顯的“宋朝熱”。您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陳季冰：我覺得“宋朝熱”現象的實質，是對長期以來的國家主義敘事的一種逆轉。長期以來，在歷史研究領域，或者按照普通大眾慣有的思維模式，評判一個朝代強弱、好壞不外乎強調兩條，一是“大一統”的朝代一定好于分裂的朝代，一是國家在和外族打仗中軍事力量是否足夠強大、疆域是否足夠遼闊。我無意批判這個觀點，我也很認同漢唐的成就。但是我今天要說的是另外一種思路，像我們這樣的蕓蕓眾生，如果穿越回唐朝，我們是什么身份？又是怎樣的處境？又或如果我們在《清明上河圖》里邊有個角色，我們是干什么的？可以容易地想象，在唐朝，蕓蕓眾生中的你我，極大概率是西域某個戰場上的一個無名小卒，也或者早就靜靜躺在一個連地名都沒有的地方的墳墓中。但是在宋人《清明上河圖》描繪的畫卷中，雖然也不會青史留名，也在為了生計從事一些微不足道的行當，至少我們有機會通過奔波、奮斗追求平凡人的幸福生活。我覺得這就是所謂的回歸了“人民本位”，即以人為本的史觀。雖然這種理念未必一定正確，但我覺得至少是一種解讀和回歸吧，就是要站在國家中大多數人的立場來評判一個社會的好壞，這是對傳統的宏大敘事的一種解構。“宋朝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宋朝璀璨的文化成就，在此不做贅述。

記者：在這一波出版的宋史研究著作中，您覺得自己這本書的著眼點與著力點有何不同？可否聊聊您對歷史寫作的看法？

陳季冰：我覺得我這本書和市場上流通的宋史著作有兩點比較大的不同。一是之前市場上流通的大眾類的歷史寫作，基本都遵循了“講故事”的模式，而我這本書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框架，而是一本以問題為導向的書，即整本書想要回答一個問題——繁榮的社會是如何成就的，又為什么那么容易被毀掉？二是之前絕大多數的歷史寫作基本上都是政治史，而我的書盡管也涉及政治，但更多還是從經濟社會的角度來書寫宋朝。政治史的敘事傳統自古皆然，中國古代史官在編撰史書時，幾乎會把與統治者相關的政治事件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來，而經濟上再大的事情也很難引起史家的關注。這也是導致我們今天政治史的材料很豐富、經濟社會史料缺乏的原因。

關于歷史寫作，社會上大概有三種認識。第一種認為歷史學術與現實無關，主張為知識而知識，西方很多學者持此態度，強調學術的客觀性。第二種是中國傳統的歷史觀“以史為鑒”。但是我覺得以史為鑒其實不可一概而論，而是存在不同類型。一類以史為鑒，雖然寫的是歷史，但是講的卻是現在的事情，把歷史當成對現實觀點的證明，以古代的一件事情來影射現代的一件事情，更有甚者往往會造成對歷史的歪曲，這是我不認同的。另一種，就是我所認同的以史為鑒，要求實事求是地深入歷史，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探求其中對于任何時代都有意義的規律性的東西。歷史寫作要有社會關懷和問題導向，盡管歷史不可能重復，但是可以對不同時代有所啟發。我從一名財經新聞工作者轉向一名歷史寫作者，我的問題意識不同于歷史專業的研究者，我的問題意識強調的是現實關切，歷史專業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可能更多是對學術問題的關照。簡言之，他們的是學術導向的問題意識，我的是現實導向的問題意識。

記者：“寫”通常是一種更深入的理解過程。在這本書寫作前后，您對宋朝認知最大的變化是什么？宋代商業文明發展史中最值得我們當下借鑒的有哪些？

陳季冰：我在寫作中，通過梳理史料，發現了很多我以前確實不了解的史實或者知識，也改變了我以前的一些不夠全面的看法。

關于宋朝工商業發展對現在的經驗教訓，我認為最重要的一條，是從宋代的繁榮以及明清兩代的衰敗中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或者社會要獲得好的發展，就要順應時代和市場的潮流，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延伸到對現代的啟發，我覺得就是要看到經濟學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無論決策者還是普通大眾，都應該學一點經濟學。但是現實中，反而經濟學常常容易被人們忽視。有這樣一種現象，假如一個人沒學過科學，基本不會假裝自己很懂；但是不了解經濟學的人，反而容易從直覺出發以為自己對經濟運行很懂。經濟學的很多理念、原理其實與我們的個體經驗、直覺有很大的區別，甚至截然相反。無論對于決策者，還是對于普通大眾，經濟學都非常重要。

《現代金融導刊》記者 陳婧杰

原文發表于《現代金融導刊》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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