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歷史沿革3
8.對外交往

唐代經濟發達，社會、科技、文化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其開放的勢態，有力地加強了內地與邊疆的聯系，“四夷與中國通者甚眾”。賈耽《四夷道》記載，從長安“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為營州（今遼寧錦州）入安東道，二為登州（今山東）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為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為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為安西入西域道，六為安南通天竺道，七為廣州通海夷道。“四夷與中國通者甚眾”，于是“置羈縻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

成書于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記載，向唐帝國朝貢過的國家，在當時已經滅亡的大概有三百余國，唐玄宗時期仍存在的有七十余藩。

（1）日本

倭國（武周時期改稱日本）與唐朝往來密切。貞觀十九年（645年），孝德天皇推行“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建立中央集權制度。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創設班田制；落實戶籍和記賬制度，參考《唐令》寫成《大寶令》法典；遵照洛陽布局規劃平安、平城二京。奈良正倉院至今還保存著很多唐朝的文物。除龍朔三年（663年）的白村江之戰外，兩國關系長期處于和平之中。日本先后派遣了遣唐使19次，實際成行15次，使團規模達數百人，團中除使臣、水手外，還有留學生、學問僧、醫師、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等。代表的來唐日本人有留學生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與僧人空海和圓仁。空海著有《文鏡秘府論》與日本第一部漢字字典《篆隸萬象名義》。圓仁尋覓佛法而走遍唐朝多個道郡，帶回日本大量佛學經文器具。百濟藝僧味摩之將在唐學到的荊楚儺舞傳至日本，時稱吳伎樂。日本人還利用草體漢字表示聲音，創造了平假名；利用楷體漢字偏旁，創造了片假名。

唐玄宗開元中期，鑒真和尚應日本僧人之邀，五次東渡日本，均告失敗，至天寶十二載（753年）第六次航行方才抵日。日本天皇授“傳燈大法師”，后又造唐招提寺命鑒真主持，教法大行，號“過海大師”、“唐大和尚”，為日本國傳戒律之始祖。其隨行弟子恩托、如寶、法力等又精于塑造佛像與建造寺塔，故于日本醫學、雕塑、建筑等頗有影響。鑒真東渡，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日本的傳播以及佛教在日本的興盛。

9世紀末以后，遣唐使雖然停止，但又出現了中國商人浮海赴日的浪潮，經濟交往保持繁榮。

（2）百濟與新羅 ①百濟

位于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武王扶余璋在武德四年（621年）就遣使獻馬，后被唐朝冊封為帶方郡王、百濟王。當時百濟與高麗和親通好，共同對付新羅，阻礙新羅和唐朝交通與進貢事宜。唐太宗即位后，致書百濟武王，明確指出新羅是唐朝的藩臣，要求百濟和高麗立即停止對之侵伐。太宗的堅定態度制止了百濟大規模討伐新羅的行動。但高宗時期，百濟對新羅仍侵擾不停。在屢次下詔威嚇無果及新羅的一再請求下，高宗于顯慶五年（660年）派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水陸大軍十萬討伐百濟，新羅亦出兵相助。同年，蘇定方進圍泗沘城，百濟王扶余義慈等投降，百濟滅亡。隨后，唐朝分其地為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個都督府，立當地首領為都督、刺史、縣令。命右衛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統兵防守。但在唐軍主力撤退后，百濟復國運動興起，龍朔三年（663年）唐軍于白村江之戰大破倭國與其支持的百濟復興勢力，百濟全境成為唐朝的羈縻地區。

②新羅

新羅真平王金白凈在武德四年（621年）就向唐朝遣使朝貢。唐高祖派通直散騎侍郎庾文素回訪，自此朝貢不絕。武德七年（624年），高祖遣使封金白凈為樂浪郡王、新羅王。金白凈死后，唐太宗派使者參加其葬禮。此后的新羅王世代受唐冊封，如貞觀九年（635年）太宗遣使封金白凈之女金德曼為王。唐太宗伐高麗時，命新羅接應，新羅派兵五萬攻高麗南界。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新羅真德女王金勝曼派其弟、國相金春秋等入唐，太宗賜以新撰的《晉書》等，特加優待。顯慶五年（660年），成為新羅王的金春秋率軍與唐軍聯合，攻滅百濟。龍朔三年（663年），唐以新羅國為雞林州都督府，任命文武王金法敏為都督。

高麗滅亡后，朝鮮半島上三國鼎立的局面結束。隨著唐軍和親唐百濟貴族的撤退，新羅逐步從唐朝控制下奪取百濟、高麗故地。唐高宗派兵擊敗新羅，迫使其認罪，但默認新羅控制百濟故地，并為之遷移安東都護府治所至遼東。唐與新羅恢復友好關系。垂拱二年（686年），新羅神文王金政明遣使來唐，求得唐禮一部，以及雜文章。新羅參用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禮儀典制。7世紀末，留學生薛聰利用漢字創制“吏讀”，用以表示朝鮮語的助詞和助動詞，對朝鮮的文化發展起了促進作用。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渤海國渡海攻擊登州，唐玄宗派留在長安的新羅王族金思蘭回國發兵攻渤海以助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明確將浿水（今朝鮮大同江）以南之地移交給新羅治理，使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的大部分。新羅與唐往來最密，即使是安史之亂時唐玄宗逃往蜀地，新羅仍派使者前去朝見。雙方一直保持來往，直到會昌（841年－846年）年間新羅自身社會動蕩不安以后，才斷絕了來往。唐末，新羅人在80年內在中國科舉登第者有58人。在唐的新羅人為數很多，唐朝沿海很多城市有“新羅坊”。在兩國交往過程中，不少物產、藥材、手工業品和書籍也得到交流。而唐末在唐淮南節度使高駢幕府供職、后以“國信使”身份東歸新羅的新羅王京人崔致遠被認為是朝鮮半島漢文學的開山鼻祖。其詩文別集《桂苑筆耕集》既是古代朝鮮半島最早的漢文典籍，也是唐代文學寶庫中珍貴的文學別集，代表了唐代朝鮮半島文人漢詩文創作的最高水平。

（3）阿拉伯帝國

唐玄宗時，由于唐朝國力的強盛，吐蕃在西域的擴張受到連續挫敗，甚至與阿拉伯帝國（中國稱“大食”）聯合也不能占得絲毫的便宜。首先在開元三年（715年），吐蕃與阿拉伯帝國共同扶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打唐朝屬國拔汗那國。監察御史張孝嵩與安西都護呂休擊敗吐蕃、阿拉伯聯軍，奪得拔漢那。開元五年（717年），突騎施聯合吐蕃和阿拉伯帝國攻打四鎮，被唐朝再次擊敗。

此后，阿拉伯帝國仍舊執著地向中亞進行擴張。由于地理上的巨大優勢，更因為唐軍這個時期在青海和吐蕃進行大規模的戰爭而無暇顧及西域，阿拉伯的影響力慢慢的體現出來，軍事加上宗教的影響使得唐朝原本在西域的屬國栗特諸國紛紛倒向了阿拉伯一邊。為了對抗阿拉伯在西域擴張，唐朝利用突騎施給了阿拉伯相當沉重的打擊。

開元十一年（723年），阿拉伯呼羅珊的將軍穆斯棱興兵攻東拔汗那，突騎施奉詔出征，大破之。開元十二年（724年），阿拉伯哈里發葉齊德二世逝世，繼任的哈里發希沙姆再次派兵攻東拔汗那，圍其都渴塞城，爆發渴水日之戰，阿拉伯軍大敗，后衛主將戰死，導致康、石諸國重新歸順于唐，這一挫折使阿拉伯向東的擴張中止了近三十年。

天寶十年（751年），唐將高仙芝挾滅石國之威，與阿拉伯軍展開怛羅斯之戰。唐軍戰敗。但此時呼羅珊陷入混亂，阿拉伯忙于平亂，對于進一步擴張有心無力。而此后唐朝方面由于安史之亂，國力大損，也只能放棄中亞。

此外，唐朝同阿拉伯地區的友好往來，使綠寶石、胡椒、伊斯蘭教等傳入中國。

9.安史之亂

玄宗改元天寶后，因承平日久，國家無事，逐步喪失向上求治的意志，志得意滿，開始放縱享樂，從此忽視國事。在納楊玉環為貴妃后，更加沉溺酒色。玄宗任用有“口蜜腹劍”惡名的李林甫為宰相長達十八年，使朝政日益敗壞。李林甫死后，楊貴妃族兄楊國忠為相，宦官高力士權勢炙手可熱，朝局更加動蕩。玄宗后期好大喜功，為此邊境將領經常挑起對異族的戰事，以邀戰功。而募兵制的推行，使得節度使與軍鎮上的士兵結合在一起，導致邊將專軍的局面，其中以掌握重兵的三鎮節度使、胡人安祿山最為著名。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安祿山趁唐朝政治腐敗、軍事空虛之機，和史思明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次年（756年）十二月，叛軍攻入東都洛陽，玄宗率眾逃至成都。太子李亨在馬嵬坡為百姓所留，與玄宗分道，北上至靈武，在臣僚擁戴下稱帝，是為唐肅宗，玄宗被遙尊為太上皇。安祿山則在東都洛陽自稱大燕皇帝，年號圣武。

至德二載（757年）正月，河南節度副使張巡、睢陽太守許遠等人率領軍民堅守大運河咽喉、江淮屏障睢陽（今河南商丘），在睢陽之戰中力阻前后叛軍數十萬人長達十個月之久。同時，肅宗命郭子儀與李光弼等將領討伐安史叛軍，先后于此年九月和十月收復長安、洛陽兩京。同年，肅宗增設鳳翔、成都兩座陪都而形成五京制格局，這一格局持續到寶應元年（762年）。

寶應元年（762年），李亨病危，其妻張皇后想廢除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宦官李輔國、程元振保護李豫，逮捕張皇后、李系等。隨后李亨去世，李豫登基，是為唐代宗。即位當年，代宗便任命其子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統率仆固懷恩等大敗史朝義部叛軍，收復洛陽及河北諸郡，至次年（763年）徹底平定安史之亂。

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使得唐朝元氣大傷，從此由盛轉衰。此后，中央的權力大大削弱，節度使的權勢越來越大。此時均田制已經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現象日趨嚴重，租庸調制也無法實行。安史之亂后人丁銳減，土地大量荒蕪。藩鎮勢力壯大，藩鎮割據的現象在代宗朝后逐漸形成。

廣德元年（763年），吐蕃乘虛攻占長安，代宗出逃陜州，隨后起用郭子儀擊破吐蕃。永泰元年（765年），又用郭子儀等平定仆固懷恩之亂。代宗在位時，頗有志于朝政。他打壓權宦強臣，使其或死或貶，起用賢臣楊綰，并命劉晏改革鹽法，采納楊炎的建議頒行“兩稅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

大歷十四年（779年），代宗在大明宮紫宸內殿崩逝，太子李適即位，是為唐德宗。德宗任用楊炎為相，于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一年分夏、秋兩季依土地征稅。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

德宗還力圖平藩，但是引起藩鎮軍閥朱滔、李希烈、朱泚等叛亂，發生了持續五年的奉天之難。最后雖叛將敗死，但是唐朝卻與其余藩鎮妥協，承認他們在當地的統治權為條件使其取消王號，從此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化。但德宗在位時，用宰相李泌之策，聯合回紇、南詔，打擊吐蕃，為后來的“元和中興”創造了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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