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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歷（1711—1799），享年88歲，是中國古代最長壽的皇帝。他在位60年，主動傳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慶帝后，又當了三年多太上皇，實際掌權的時間超過了祖父康熙帝，為中國歷代帝王之冠。與一般人想象中不同，皇帝其實是一個非正常死亡率極高的職業。據統計，在我國歷代王朝的611位帝王中，非正常死亡的就有272人，占比達44%。這些死于非命的皇帝，很多是被大臣所害，如秦二世胡亥、魏高貴鄉公曹髦等。因此，能否成功駕馭大臣，決定著皇帝能否坐穩自己的寶座。

那么，乾隆皇帝到底有何馭下之術，能獨掌大權超過一甲子，以至于被網友們戲稱為“冰冷的政治機器”。

精明的統治者

在雍正帝諸子中，弘歷排行第四，他自幼聰穎，深受祖、父的寵愛，得到了良好的培養。雍正帝首創秘密建儲制度，將弘歷內定為自己的繼承人。他病逝后，弘歷順理成章地繼承了皇位，沒有像父輩那樣經歷你死我活的激烈爭奪，堪稱波瀾不驚。但正如清史學者戴逸先生所說：“新皇帝一旦從前一代統治者手中接過權力，他立即會發現自己置身于變幻莫測的官僚政治的旋渦中。周圍充滿著歡呼和贊美，欺騙和謠言，搖尾作態的獻媚乞恩，誠惶誠恐的畏懼戰栗。這一切往往會使一個不夠老練的統治者頭暈眼花。”

乾隆帝統治時期，國家經濟繁榮、國庫充裕、社會安定、戶口大增，邊疆的統一得以鞏固，各方面均達到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峰，相應的，官僚隊伍的規模也十分龐大。據統計，乾隆年間全國大約有兩萬名文官、七萬名武官。乾隆帝深知，這些大臣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敵。在不涉及自身利益時，官員們執行皇帝的政策，總是傾向于被動應付，由此導致敷衍塞責、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員們還熱衷于編織關系網，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在此情況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治理成本大幅上升。

康熙時期，為了更好地了解地方情況，康熙帝允許一些親信官員秘密上奏，這種文書被稱作奏折，起初只是一種非正式的通信方式。雍正帝即位后，進一步完善和推廣了奏折制度，使其成為一種正式的官方文書制度，并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格式。官員將自己了解到的政治、人事等各種信息通過密折上奏給皇帝，皇帝親自批注后送回，最后所有密折都會被回收到宮內保存。在此制度下，內外臣工都成了皇帝的耳目，既拓寬了君主的信息渠道，直接加強其對地方的監察，又可使地方官員互相制約，彼此監督。

從登基伊始，乾隆帝就在奏折上下了不少功夫，不放過其中任何的蛛絲馬跡。乾隆四年（1739），為修理太廟里面的“慶成燈”，工部上奏申請白銀三百兩，并二百串錢。本來，這筆費用對于皇家而言不值一提，夾雜在其他幾十件大事中更是如此。孰料乾隆帝精力過人，雖然每天閱讀上萬字奏折，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奏折后，乾隆帝隱約感覺這筆錢用于“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必然存在貓膩，于是用朱批詢問此事原委。

對工部來說，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早已成為慣例，何況這次只有幾百兩銀子，工部只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若有剩余銀兩自會交回，企圖以此蒙混過關。哪知乾隆帝一眼就看穿了他們拙劣的借口，毫不留情地指出：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領，并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歷來沒有交還余錢的記錄。

“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于是小題大做、殺一儆百，工部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整個工部衙門幾乎被一網打盡。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為之震悚，對這位看似寬仁的年輕皇帝再不敢有絲毫小覷。

奏折成為乾隆帝監督官僚、整頓吏治的利器。在平定回部時，主帥雅爾哈善指揮失誤，不但沒能攻下庫車城，還大意放跑了本已被圍困的小和卓霍集占。為掩蓋自己的錯誤，雅爾哈善將責任推給副都統順德訥和提督馬得勝。然而，乾隆帝對比了雅爾哈善前后上的所有奏折，再結合其他人的奏報，將他的所作所為看得一清二楚，最終將其羈押回京依法懲處。由此可見，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官僚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過乾隆帝的法眼，想要徇私舞弊、欺瞞皇帝的難度極高。

對于乾隆帝明察秋毫、乾綱獨斷的執政風格，御史儲麟趾曾大膽上奏道：“臣蠡測管窺，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意在指出皇帝明察太過，師心自用，當然也不乏對皇帝的恭維之意。

乾隆帝有過人的精力和才智，又善于玩弄各種權術，但畢竟政務叢雜，日理萬機，一人面對這龐大的官僚機器，難免會有疏漏和失誤。終于，乾隆帝晚年爆發了“甘肅冒賑案”。

一封奏折引發的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肅循化廳（今青海循化縣）撒拉族人蘇四十三因不滿清朝的歧視和壓迫，率撒拉人、回民起事反清，殺死領兵彈壓的蘭州知府楊士璣、河州副將新柱，直逼省會蘭州。乾隆帝唯恐蘭州不保，諭令軍機大臣和珅、大學士阿桂赴甘，并急調各地援軍進剿。然而，官軍遲遲未能取得戰果，局勢就此僵持下來。乾隆帝對此十分不滿，將陜甘總督勒爾謹撤職下獄，和珅和阿桂不得不在奏折中以甘肅陰雨不斷、延滯用兵為由，替自己申辯。

師老兵疲之際，籌集軍餉成為首要難題。或許是為了邀功媚上，時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主動向皇帝上奏，表示愿捐出自己歷年積存的廉俸銀四萬兩，以充軍餉。

王廷贊萬萬沒想到，自己的一道奏折竟惹出天大的麻煩。收到奏折后，乾隆帝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綻：“王廷贊僅任甘肅藩司，何以家計充裕？”清朝的布政使主管一省的財政、人事、刑名。甘肅地處偏遠，官場清苦，以王廷贊的收入不應該攢下四萬兩銀子。幾乎同一時期，已遠調浙江升任巡撫的前甘肅布政使王亶望，也上奏稱愿捐獻五十萬兩銀子修筑海塘，以防海水倒灌。連續兩任甘肅布政使都有如此多的家產，引起了乾隆帝的警惕，再聯想當年王亶望在甘肅任職期間連年奏報地方干旱，和珅和阿桂卻稱甘肅連日多雨，其中必有蹊蹺。他當即傳諭阿桂和署理陜甘總督李侍堯，嚴密訪查王廷贊因何家道充裕，是否與甘肅捐監一事有關。

清代時期，甘肅常受災情，當地百姓生活困苦。清初曾規定，凡愿意取得監生資格的讀書人，須按規定數目向當地官倉捐交糧食，在災荒時用以賑濟災民，就可以應試入官，時稱“捐監”，后一度廢除。乾隆三十九年（1874），王亶望任甘肅布政使，上奏稱甘肅連年干旱，糧食倉儲不足，請求恢復捐監以便賑災，獲得了批準。但實際上，王亶望只是把捐監作為幌子，為肆意侵貪創造機會。按規定，每名監生捐糧43石，王亶望卻改收銀子47兩，另外加辦公銀、雜費銀8兩，合計每名監生實際捐銀55兩。由于清代財政制度對捐款的收支有嚴格要求，王亶望便要求全省各府縣每年都要上報災情，并提前為它們準備好“劇本”，按照各縣報災的輕重，定出收捐數額，由藩司將預定單發給各縣，由各縣照單開賑。就這樣，通過全省各級官員的配合，王亶望編造出一個非常細致的捐款開銷清單，并造假蒙騙了前來調查的刑部尚書袁守侗，讓一向精明的乾隆帝也被擺了一道。僅僅不到三年，甘肅省就收到捐監銀600多萬兩，其中一半落入王亶望的口袋，剩余則被上百名各級官員瓜分。

乾隆四十二年（1877）五月，王亶望因賑災“有功”，被調任浙江巡撫，由王廷贊接任甘肅布政使。王廷贊此前曾任安定縣知縣，廉潔奉公、造福地方，至今在定西地區還有一座殘留的“王公橋”。到任后，王廷贊發現監糧折銀不符合捐監的規定，與總督陜甘勒爾謹商議停止捐監，但最終還是經不住利益的誘惑，重蹈了王亶望的覆轍。這導致甘肅不僅沒有貯存監糧，反而虧空了許多存糧，幾年內的開支也遠超開捐之前，造成極為嚴重的惡果。

經過阿桂和李侍堯的調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震驚朝野。乾隆帝感嘆道：“甘肅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剝民，盈千累萬，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案內各犯，俱屬法無可貸。”乾隆帝一方面強調要從重從快嚴懲不怠，另一方面又因事過多年，且涉及官員太多，一再法外開恩。就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乾隆降旨：賜陜甘總督勒爾謹自盡，王亶望和王廷贊斬首，他們的家屬也被發往新疆，充當苦役。其余涉案官員也均遭懲處。因貪污數量之大、延續時間之長、牽涉官員之多、懲處罪犯之眾，此案被后人稱為“清朝第一大貪污案”。

在甘肅冒賑案中，對于當地官員們的貪腐行為，滿朝上下無一人通過密折向乾隆帝揭發，知情者們結為同黨，互相包庇，導致密折反而成為蒙騙乾隆帝的完美工具。若不是王亶望和王廷贊得意忘形露出馬腳，精明的乾隆帝可能也會“陰溝翻船”，被徹底蒙在鼓里。

尾聲

甘肅冒賑案就這樣結束了，但它的余波仍舊縈繞在朝堂之上。就在前一年（1780），正值乾隆七十大壽，王亶望進獻了一份厚禮，其中有一對羊脂玉瓶和一座玉山，極得乾隆帝喜愛。但皇帝收受禮品時需要進九回三，不能全收，他最后只能忍痛割愛將其退回。王亶望案后，乾隆帝立刻下令抄家，企圖以此收回玉器。從王家沒收的珠寶玉器合計565箱，但始終找不到那兩件玉器，且這些珠寶大多設計老套，作工一般，令乾隆帝大失所望。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乾隆帝命人取來浙江省抄家官員記錄的抄家底冊，親自核對。一對之下，發現抄家冊上記錄的一百多件最好的珍寶，根本沒有運到北京來，而抄家冊上沒有的東西，卻多出了八十多樣。很顯然，有人把沒收的財寶調了包。

勃然大怒的乾隆帝馬上派阿桂星夜趕往浙江調查此案。結果讓他再一次大跌眼鏡：見財起意私吞財寶的，竟是當地最高官員——閩浙總督陳輝祖。此人出身世家，其父做過兩廣總督，“世受國恩”，深得乾隆帝信任。誰曾想卻如此利令智昏，私吞贓物，且調包時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冊，以致露了馬腳。乾隆帝怒斥道：“是王亶望所為，系明火執仗，而陳輝祖竟同穿窬行徑矣。朕于此事不勝慚懣。”乾隆四十八年（1783），陳輝祖被賜令自盡。甘肅冒賑案最終以這樣一個荒誕的故事畫上了句號。

奏折制度下，乾隆帝的政治才能和統治藝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然而，以一己之力監管整個龐大的官僚機器終究太過勉強，等到乾隆帝晚年懈怠后，層出不窮的貪腐案件嚴重腐蝕了清王朝的根基，康乾盛世也隨之落幕。

參考書籍：

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98年版

中華書局編：《清實錄》，中華書局2008年版

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張宏杰：《乾隆：政治、愛情與性格》，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

吳十洲：《乾隆十二時辰》，中華書局2021年版

姜洪源：《“甘肅冒賑案”：清代第一大貪污案》，《檔案春秋》2006年第1期

劉文鵬：《從甘肅冒賑案看清代集團性腐敗的猖獗》，《中 國人大》2015年第9期

作者 | 韓靖宇

編輯 | 胡心雅

主編 | 周斌

排版 | 曾亦嘉（實習）

校對 | 古月

本文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本文封面圖片：涼州蓮花山

本文原標題：《一次邀功的“捐款”竟成了“清朝第一大貪污案”的導火索？》

感謝國家人文歷史，授權樂活武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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