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

司湯達是19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代表作《紅與黑》《阿爾芒斯》《拉辛與莎士比亞》。

《紅與黑》

《紅與黑》是司湯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發表于1830年。在波旁王朝復辟的灰暗帷幕下，司湯達用《紅與黑》構建了一個充滿精神張力的劇場。這里上演的不僅是平民青年于連的上升與墜落，更是一曲關于現代性人格誕生的精神史詩。當革命浪潮褪去后的法國社會陷入價值觀的真空狀態，每個靈魂都在尋找新的精神坐標，這種集體性焦慮在主人公身上呈現出撕裂般的痛楚。

故事的主角于連出生于家境貧窮、生活困苦的小鋸木廠主家庭。而且于連從小就體弱多病，不能干活，又喜歡看書。這樣的于連對于這樣的家庭來說，就是沒用，所以他遭到了父親和兩個哥哥的百般冷眼和虐待。

踏入社會后，于連再次接二連三的遭到打擊，尤其是他崇拜的拿破侖遭到了覆滅，這個對他打擊最大。拿破侖帝國的崩塌如同推倒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磚石，整個法蘭西陷入價值體系的劇烈震蕩。

于連臥室里藏匿的拿破侖肖像，是具象化的精神圖騰。每當指尖撫過肖像冰涼的鎏金邊框，都能觸摸到那個允許才能戰勝血統的時代余溫。這種隱秘的崇拜不是對軍事征服的向往，而是對價值評判體系崩塌前夜的深切緬懷。

神學院的石墻內，年輕修士們練習著“將真理含在口中卻不吞咽”的生存技藝。于連在拉丁文試卷上完美復刻《新約》章節的行為，恰似整個時代精神困境的隱喻——當真誠淪為危險的奢侈品，精湛的表演便成為生存的鎧甲。

在這個精神價值劇烈重構的時代，《紅與黑》猶如一柄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19世紀法蘭西社會的精神病灶。司湯達創造的不僅是文學典型，更是現代人精神困境的早期預言。當今天的讀者凝視于連的悲劇時，依然能看見自己在社會角色與本真自我之間的永恒掙扎，這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正是經典作品不朽的生命力所在。

很多人把于連的悲劇性命運歸結于連的個人性格，誠然個人性格對一個人的影響很大，甚至說性格決定命運，但是真的就是性格決定命運嗎？不一定，更多的是時代和社會。時代和社會導致的命運會絕對不同。所以于連悲劇性命運的根本原因在于時代和社會。問題是，那是一個什么時代和社會？專制社會。

專制社會的輪回與個體命運的悲劇

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后，政權更迭頻繁，法國一直在自由和專制的命運中輪回。而拿破侖帝國和復辟的波旁王朝，更是權力的絕對壟斷和專制。腐朽透頂的貴族、專橫跋扈的保皇黨徒、陰險偽善的僧侶教士，以及卑鄙庸俗的資產階級市儈、政客之流。專制統治者殘酷壓迫第三等級廣大人民。整個社會充滿了王權、專制、暴政、等級、壓迫、剝削、官僚政治。

在那個專制社會中，像于連這樣平民出身的人，想要躋身到上流社會是絕對不可能的。下層青年，無論才華多么出眾，其向上爬的野心決不會得逞，等待他們的只有毀滅。社會等級分明的社會制度造成了社會的不公。

于連是一個鄉下人，他屬于底層人民，一直受到上層社會的歧視。例如，在于連剛當上家庭教師的時候，于連的著裝被認為是不體面的，他也一直沒有被這個家庭所接受，他對這個家庭是充滿仇恨的，因為“這個上流社會實際上只是在餐桌的末端接納了他”，可以說，上流社會對底層人的輕蔑和侮辱是無處不在的，這巨大的反差加劇了階層之間的矛盾，暗示了于連的悲劇結局。

而這個等級正是專制社會的典型特征。在君主專制社會中，君主擁有至高無上、超越制度的權力。君主終身制和王權世襲制，則使王權具有私有性、壟斷性和封閉性的特點。君主是一切權力的源泉，各級官員都是君主的奴仆，絕對服從君主，一切法律制度都要服從權力意志。

伴隨君主專制的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下官吏的考課和監察都取決于上司和監察官之手，他們決定著官吏的政治命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都采取欺上瞞下和賄賂等手段“媚上”，官吏行使權力只對君主和上司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只要對上級有個好的“交代”，就仕途成功。因而報喜不報憂，阿諛奉迎，上下級之間形成一種層層交易關系，官官相護，謀取私利，造成制約機制在現實政治中無法完全實施。整個官僚等級延伸到了社會上面，社會上面分為三六九等和官民的階級分明。

而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除了君主之外，一切人都只不過是奴隸而已。只不過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還是連奴隸都無法做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