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當代思想家、語言學家、認知心理學家，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世世界出了可怕的差錯。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導致400萬人喪命，使自己名列“人類相乎之間（可能）做過的（大約）19件最殘暴的事情”之一，在圖5-18中出現了一個高峰。

盧亞德將1789年定為“民族主義時代”的開始。在“主權國家時代”，參與各方是各式各樣的王權帝國，它們不一定是“民族國家”，即在同一片國土內由相同語言和相同文化的人組成的國家。在這個新時代，國家由民族界定，并要與其他民族國家競爭領先地位。民族主義的理想在歐洲掀起30場獨立戰爭，先后導致比利時、希臘、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塞爾維亞的自治。此外，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戰爭也是受到民族主義激勵的結果。當時亞洲和非洲人民還沒有資格表達自己的意愿，所以歐洲人加緊在亞非殖民，以此為自己的民族國家增加榮耀。

我們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種民族主義渴望的總爆發。其導火索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而站在日耳曼人一邊反抗斯拉夫人的忠心耿耿的民族主義分子火上澆油，擴大事端。接著，反抗斯拉夫人迅速轉為反抗英國和法國，“一戰”的結局是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解體，中歐和東歐形成新的民族國家。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美] 斯蒂芬·平克 著

安雯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9年6月

盧亞德將1917年作為“民族主義時代”的結尾。就在那一年，美國參戰，并將戰爭塑造為民主對抗專制的斗爭，同時，俄國革命創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世界從此進入“意識形態時代”，先是民主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手反對納粹，后來則是在冷戰中相互對抗。當盧亞德在1986年寫作的時候，他在“1917”后面留下的是破折號，今天我們可以寫上“1989年”，作為這個時代的休止符。

“民族主義時代”的概念有些牽強。這個時代始于拿破侖戰爭，因為這場戰火就是被法蘭西民族主義精神點燃的。但是點燃戰爭的是法國大革命殘留的思想，因此它遠遠走在了所謂的“意識形態時代”之前。這個時代很像一個三明治，兩端是兩次大規模毀滅性戰爭，中間夾著兩個破紀錄的和平間歇期（1815—1854年和1871—1914年）。

邁克爾·霍華德堅持認為，為了更好地理解過去200年的歷史，可以將它看作四種力量——啟蒙人文主義、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烏托邦思想——爭搶影響力的戰役。某些時候，其中幾種力量會結成臨時同盟。拿破侖時代的法蘭西繼承了法國大革命，因此它被看成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一部分。事實上，它被更好地歸類為法西斯主義的第一次實施。雖然拿破侖推行了幾項合理的改革，比如公制度量和民法規則（在很多法語地區，拿破侖的民法至今有效），但在更多的方面，他都背叛了啟蒙運動的人文進步。他通過政變奪取政權，推翻憲法確立的政府，恢復奴隸制，頌揚戰爭，由教皇加冕成為法蘭西皇帝，重立天主教為國教，將三個弟弟和妹夫立為外國的國王，瘋狂地發動戰爭機器搶奪地盤，無情地踐踏人類生命的價值。

貝爾說過，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崇尚法蘭西民族主義和烏托邦思想的混合物。這種意識形態，就像它之前的基督教教義以及后來的法西斯主義等，都是彌撒亞式的，充滿終極審判的狂熱，堅定地追求領土擴張，并且堅信自己是正義的化身。它們都將自己的敵人視為不可救贖的惡魔:為了追求神圣的目標，必須徹底消滅這些惡魔的威脅。貝爾還說，激進好戰的烏托邦主義是對啟蒙主義人文理想的倒行逆施。對于革命而言，康德“追求永久和平這一目標的價值不僅在于它符合最基本的道德律，而且在于它符合人類文明的歷史進步……因此，理所當然地，為了未來的和平，任何以及所有的手段都是正當的，甚至包括滅絕性的戰爭”。康德本人對這種闡釋深惡痛絕，他認為，這樣的戰爭將“永久和平埋葬在全人類的墳場上”。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同樣意識到人性中扭曲的成分，因此對具有帝國傾向和彌撒亞救世情結的領袖人物充滿恐懼，并予以堅決的抵制。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是被拿破侖掛在刺刀上傳遍歐洲，接著又在血雨腥風中被趕了出去，此后，正如我們在第4章中看到的，歐洲出現了一系列“反啟蒙運動”的新思潮。霍華德將它們的共同之處歸結為“個人作為一個個體，其所具有的理性和觀察能力，不足以創造一種成為社會和平和公正基石的法律制度。相反，個人是一個社會的成員，社會塑造了個人，其塑造方式甚至是個人無法完全理解的，而社會有權要求個人對其保持忠誠”。

我在前面曾經提到兩種反啟蒙運動思想，從相反的兩個方向抵制法國大革命的觀念。第一種是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義，他認為社會習俗是文明進程久經考驗的成就，它馴服了人性中的陰暗面，因此值得我們像對待知識分子和改革家的措辭嚴謹的著述一樣予以尊重。伯克式的保守主義，其本身就是理性的優美應用，它代表了對啟蒙運動的小修正。但是，約翰·格特弗里德·馮·赫爾德的浪漫民族主義讓反啟蒙運動思想極度膨脹，他的觀點是，一個民族集團——在赫爾德這里，就是日耳曼人民——有著非同尋常的品質，完全不可能被所謂人類的普遍性涵蓋。這個民族的整合不是靠什么理性的社會契約，而是被鮮血和土地緊緊地聯結在一起。

霍華德說:“這種啟蒙運動與反啟蒙運動之間，個人和部落之間的辯證，在歐洲流行開來，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個19世紀的歐洲歷史，甚至20世紀的世界歷史。”在這兩個世紀中，伯克的保守主義、啟蒙的自由主義和浪漫民族主義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時分時合、同床異夢的游戲。

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大國的政治家構造了一種延續了一個世紀的國際關系體系，維也納會議是伯克保守主義思想的勝利，即穩定壓倒一切。盡管如此，霍華德還是觀察到，“這個新體系的建筑師既是啟蒙運動的繼承人，也是法國大革命領袖的追隨者。他們既不相信神圣王權，也不相信神圣神權，但如果教會和國王是在革命的狂風暴雨后重建和維護國家秩序的必要工具，那么也只好在各地重整他們的權威了”。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再認為大國之間的戰爭是國際關系中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以往25年的一系列事件證明，戰爭實在是過于殘酷了”。大國承擔起維護和平和秩序的責任，他們組建的“歐洲同盟”（Concert of Europe）可以說是國聯、聯合國和歐盟的先驅。19世紀的歐洲得以有較長時間的和平間歇，“歐洲同盟”這個國際利維坦功不可沒。

但是，君主們一邊要維持歐洲的穩定，另一邊要對付內部的民族糾紛，各個民族開始強烈地要求管理自己的事務。霍華德說:“結果，民族主義與其說是來自普世的人權，不如說是民族首先為爭取生存而戰，繼而為維護生存而戰。”從短期看，對和平的渴望并不是特別強烈，因為很多人得出的結論是：“只有當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的時候才會有和平。同時，很多民族宣稱有權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爭取自由，而‘維也納同盟’體系正是要力圖防止這種民族解放戰爭。”

民族主義情感很快融入所有的政治運動。一旦民族國家得以確立，它立即成為新的、保守派竭力維護的權勢集團。當王室成為民族國家的象征，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就漸漸開始合流。許多知識分子將浪漫民族主義與黑格爾的辯證歷史觀——歷史不可阻擋地向前發展——交織在一起。盧亞德這樣總結黑格爾的歷史觀：“全部的歷史都是在執行一個神圣計劃。戰爭是主權國家解決它們之間糾紛的途徑，這正是神圣計劃宣示自身的過程，主權國家中出現超級國家（比如普魯士），代表著神圣意志得以實現。”

最終，黑格爾哲學孵化出了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法西斯和納粹運動具有彌撒亞式的、軍國主義的和浪漫民族主義的特質。作為與此相似的另一個歷史建構——暴力解放不可阻擋的辯證歷史觀，成為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石。

人們也許會認為，英美和康德式啟蒙運動的自由派繼承者會反對日漸強硬的軍國民族主義。但是，自由派卻發覺自己身處困境：他們怎么能為王權和帝國辯護呢？于是，自由主義在“人民自決”的偽裝下和民族主義站到一起，所謂“人民自決”總算還帶著模模糊糊的民主意識。很不幸，“人民自決”一詞所含有的那點兒人文主義意味完全取決于一個借代關系。“民族”或“人民”一詞代表著組成民族的個體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政治領袖卻成了民族的化身。一位統治者、一支軍隊、一片疆土、一種語言，在認知上被等同于數百萬個血肉之軀。伍德羅·威爾遜在1916年的一次演講中將自由主義的民族自決奉為至高原則，這一原則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新秩序的基石。當時就有人看到了“民族自決”原則中內在的自相矛盾，威爾遜的國務卿羅伯特·蘭辛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這個詞組簡直是裝滿了炸藥。它帶來了永遠也無法實現的希望。我擔心，它會讓成千上萬人付出生命的代價。最后，它將受到鄙視，被叫作理想主義者的夢幻。這些人無視現實的風險，等到想起那些恪守原則的忠告時，一切都為時已晚。這個詞組會造成多大的災難，會帶來多少悲劇!當始作俑者清點那些為了他喊出的這個字眼兒而送命的人的尸體時，他會做何感想啊!

蘭辛在一個問題上犯了錯誤，付出生命代價的人不是成千上萬，而是成百萬甚至上千萬。“民族自決”的危險之一是，如果民主是指一片地產上居住的同文同種的團體，在這個意義上，從來都不存在所謂的“民族國家”。與樹木和山嶺組成的風景不同，人是有腳的。為追逐機遇，人四處遷徙，定居后還會召喚來更多的親友。這種人口分布上的混合，可以在地理上不斷地細分，變成少數民族中還有少數民族。一個對一片疆土宣稱主權的政府，自認構成一個“民族國家”，但在事實上，它可以完全無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許許多多個體的利益，反而更關切其他領土上的某些人的利益。如果烏托邦是一個政治疆界和種族疆界剛好相吻合的世界，那么各國領導人將忍不住加速推進這一進程，開展種族清洗和民族統一主義運動。在沒有自由民主、沒有對人權的堅實承諾的情況下，一個政權等同于人民這種借代關系能夠讓任何一個國際聯盟（比如聯合國大會）成為一場鬧劇。無能的獨裁者總是能受到國際大家庭的歡迎，并拿到全權委托狀，然后用饑荒、監獄和謀殺來對付自己的人民。

另一個破壞了19世紀歐洲和平間歇的新發展是浪漫軍國主義。這種說教認為，撇開戰爭的戰略目的，戰爭本身也是一種有益的活動。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都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戰爭調動起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和男子氣概，布爾喬亞社會充斥著矯揉造作和物質享受，而戰爭是蕩滌頹廢、振奮人心的良藥。今天，對一項專門用來殺人和從事破壞的事業懷有崇敬之情，絕對被認為是發瘋。但在當時，作家紛紛表示:

戰爭總是擴展人民的思想，提升他們的品格。

——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

（戰爭就是）生活本身……我們必須吃和被吃，世界才能生存下去。只有好戰的民族才能興旺，一個民族一旦放棄武裝，它的死期也就到了。

——埃米爾·左拉

戰爭的崇高就在于它用偉大的國家精神徹底摧毀渺小的個人，讓同胞相互犧牲的情操，讓愛、友誼和強烈的同生共死的情懷得到最充分的張揚。

——海因里希·馮·特賴奇克

當我告訴你戰爭是一切藝術的基礎時，我的意思也是說，它是人類一切崇高美德和力量的基礎。

——約翰·羅斯金

戰爭是可怕的，但又是必要的，因為戰爭將國家從社會僵化和停滯中解救出來。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

（戰爭是）一次凈化和一次解放。

——托馬斯·曼

戰爭是人類進步所必需的。

——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

相反，和平則成為“一種夢想，而且不是一個美妙的夢想”，德國軍事戰略家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說:“如果沒有戰爭，世界就會在物質主義中沉淪。”弗里德里希·尼采對此表示同意，他說:“如果人類忘記了如何制造戰爭，他們就只剩下些幻想和漂亮的情感，除此之外還能期待的所余無幾（甚至是蕩然無存了）。”依照英國歷史學家J.A.克拉姆（J.A.Cramb）的解釋，和平的意思是“世界在遲鈍之中沉淪……一場噩夢成真，如同太陽變成冰塊，留下行星在一片黑暗的空寂中默默地沿著軌道運行”。

甚至反對戰爭的思想家，例如康德、亞當·斯密、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H.G.威爾斯、威廉·詹姆斯，也為戰爭說了不少好話。從詹姆斯1906年的文章《道義戰爭》的標題，就能看出他談及的是戰爭的積極性，而不是戰爭中的惡。當然，他在文章的開始對軍事浪漫主義戰爭觀做了一番挖苦:

“可怕”的戰爭是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案所要支付的小小代價，否則世界將成為小文員和教師、男女同校、熱愛動物者、“消費者聯盟”和“慈善聯合會”、毫無節制的工業化信徒以及沒羞沒臊的女權主義者的天下。人類將不再有廉恥，不再有堅強，更不會有勇氣！這個星球上將住滿了懦夫。唾棄它吧!

但是，他又表示:“我們必須有新的能量和奮斗來維持我們的剛強氣概，這是軍人所忠實信奉的品質。尚武美德是久經考驗的黏合劑，英勇無畏，蔑視懦弱，放棄私利，服從命令，仍然是一個國家立國的基石。”所以，他提出了一項強制性國家服務建議，這個項目應該“招募我們那些嬌生慣養的年輕人，為了戒除他們身上的幼稚，將他們送往煤礦、鋼鐵廠、漁輪和建筑工地”。

浪漫民族主義和浪漫軍國主義互為營養，在德國表現得尤為突出。德國是歐洲國家晚宴的遲到者，但自認為也配得上擁有一個帝國。在英國和法國，浪漫軍國主義信誓旦旦地說，戰爭的景象絕不應該是它所顯現的那樣恐怖。相反，伊萊爾·貝洛克（Hillaire Belloc）這樣寫道:“我多么渴望一場大戰!它將像掃帚一樣橫掃歐洲的污泥濁水!”保羅·瓦萊里（Paul Valéry）也有同感:“我幾乎在盼望一場毀滅性的戰爭。”甚至夏洛克·福爾摩斯也忍不住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阿瑟·柯南道爾在1914年讓福爾摩斯感嘆說:“這會是冰冷和苦澀的，華生，在它大爆發之前，我們中間不少人可能就已經枯萎了。但是，說到底這是上帝的狂風，風暴過去后，陽光下會有一片更干凈、更美好、更堅實的大地。”各色隱喻不勝枚舉:清掃灰塵的掃帚，振奮人心的清風，修枝裁葉的剪刀，蕩滌污泥濁水的風暴，還有提純精練的火焰。英國詩人魯珀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寫道:

此刻，感謝上帝，讓我們躬逢盛世，正值青春年少，將我們從夢中喚醒，堅定的手勢，清明的目光，鋒銳的力量，行動吧，就像游泳健將果敢地躍入水中。

評論家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說:“當然，游泳健將不是躍入干凈的水中，而是一腳踩進血水之中。”高普尼克在2004年為7本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書寫書評。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些著述仍然在試圖琢磨當時到底發生了什么。這場大屠殺令人難以置信——在短短4年時間中，850萬人戰死沙場，約有1500萬人死于戰爭。浪漫軍國主義本身無法解釋屠殺的狂熱。至少從18世紀起，作家就開始贊美戰爭，但在拿破侖戰爭后的19世紀，曾經有兩次史無前例的沒有大國戰爭的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種破壞性逆流聚攢起來的超級風暴，戰神的鐵骰子將它們匯集在一起: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突然出現的威脅到各個大國信譽的軍備競賽;感到恐懼的統治者認為先下手為強后下手遭殃的霍布斯陷阱;各方認為有能力速戰速決并且勝算在握的過度自信;軍事機器中大規模運輸能力和殺傷能力的結合——大批士兵被迅速運抵戰場，并在抵達后迅速陣亡;以及消耗戰博弈，將交戰雙方鎖定在戰爭成本呈指數級增長的游戲中，欲罷不能，直至毀滅。所有這些因素，在某一天被一個撞上大運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突然點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