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日，江蘇南京。一群外賣騎手在夫子廟景區附近的商業廣場前休息。他們的謀生工具，也是他們的“行軍床”。（圖/視覺中國）

我們與休息的距離，正是“休息權”從道德主張落實為法律權利的距離，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文明之間的距離。

?作者 | 陳茁

?編輯 | Felicia

大約1個世紀前，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我們后代的經濟前景》中描繪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圖景：到21世紀初，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升，人們每周只需工作15個小時。

時間來到30年前的1995年，新中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下簡稱《勞動法》）正式頒布實施，“8小時工作制”由政治主張正式確立為法律制度。

遺憾的是，凱恩斯烏托邦式的預言至今未能真正實現，而《勞動法》規定的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個小時也很難到達。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持續攀升，并在2023年達到49小時的歷史新高，盡管2024年6月微降至48.6小時，但如果按一周工作6天計算，中國人平均每天仍要工作8小時以上，時長與凱恩斯所處的時代幾乎無異。

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李大釗向工人們介紹歐美工人爭取8小時工作制的斗爭。（圖/《覺醒年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規定了勞動者享有休息權，《勞動法》也構建了包括標準工時、特殊工時、法定節假日、帶薪年休假、產假、婚假、病假等多種制度在內的法律框架，為何打工人想要一個完整的雙休日或不被打擾的夜晚還是如此困難？在理想和實踐中，到底哪些環節出現了問題？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專訪了浙江大學城市學院特聘研究員、浙江大學立法研究院院長助理黃鎮，聊了聊“休息權”困境中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他著有《工時博弈：休息權的實現與限度》一書。

《工時博弈：休息權的實現與限度》

黃鎮著

法律出版社，2020-6

勞動發生異化，是休息成為一項法律權利的根本原因。休息權的目的是為了平衡勞資雙方在時間分配問題上產生的利益沖突。如今，平臺經濟、算法管理、AI技術的介入，使得這場博弈的規則變得空前復雜。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以工廠流水線為基礎的工時制度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工時制度暫未形成，所以出現了資本暫時“失控”、《勞動法》暫時“失靈”的現象。

“傳統休息權的概念正在走向‘終結’。”黃鎮開門見山地指出，過去的工時制度已經失效，新制度又尚未成形，而處于制度真空的夾縫中的勞動者，在力量懸殊的勞資博弈中缺乏籌碼。我們與休息的距離，正是休息權從道德主張落實為法律權利的距離，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與社會文明之間的距離。

傳統休息權的概念正在走向“終結”

《新周刊》：法學上是如何定義休息權的？它與公眾普遍認知中的休息權有何區別？

黃鎮：我們日常說的休息通常指“休養生息”，可以理解為停止生產性活動，從而恢復生理和心理機能。休息的形式因人而異，千差萬別。魯迅就曾說過，讀書是他最好的休息方式。但這對于其他人可能就未必了。

休息后面加了一個“權”字，就成為一項權利。這意味著，權利人可以據此主張某種利益。作為道德權利的休息權是一項人格權，和健康權、生命權一樣平等地屬于每個自然人；作為法律權利的休息權則是一種身份權，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主要是指勞資雙方圍繞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進行的規范性分配。從立法角度來看，休息權制度化的初衷并非僅僅為了保護勞動者的自由時間利益，更在于平衡勞資雙方在時間分配問題上產生的利益沖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工時博弈”。

（圖/《覺醒年代》 ）

時間分配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叫作應然狀態，休息和勞動是統一的，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的理想狀態；第二層次是實然狀態，休息和異化勞動互相對立，勞動者喪失了主體地位。這個機制帶來了社會財富的增長，問題在于沒有合理分配。

所以，法學想要干的事情就是在應然和實然之間找到一種規范狀態，即第三層次，在現實生活和理想狀態中實現平衡，盡量減少生產資料被少部分人占有所導致的不公平。

《新周刊》：《工時博弈》一書基于你2015年發表的博士論文，至今恰好10年。這10年間，在時間分配的問題上，你觀察到勞資雙方的沖突發生了哪些關鍵變化？最終導向了怎樣的博弈結果？

黃鎮：近10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傳統休息權正在走向“終結”。我們現在談的休息權（包括整個勞動法理論與體系）是200多年前工業革命的產物，根植于工廠流水線的生產方式。而自從進入信息時代，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舊的工時制度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工時制度又沒有形成，結果就是勞動者關于休息、休假的權利普遍受到侵犯，休息權實際處于失效、失靈的狀態。

以最近幾年大家討論的“困在算法里的外賣騎手”為例，背后其實是生產力發展帶來的生產關系變化。外賣員、快遞員、主播這些新就業形態讓我們不再需要像《摩登時代》里的卓別林那樣待在流水線上，空間和時間上都更自由了，但這種自由背后隱藏著從工業革命確立的8小時工作制過渡到24小時生產的轉變。這種生產關系的變化并未及時反映在法律制度上。

（圖/《摩登時代》）

數字時代，勞動者的休息權何去何從？

《新周刊》： 對于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這些“靈活就業者”，現行司法如何保障他們的休息權？平臺作為新的參與者，在工時博弈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黃鎮：司法保護的前提是法律關系明確，目前新業態從業者的勞動關系認定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大難題。無法認定勞動關系，就無法適用《勞動法》。

《憲法》中的“勞動者”泛指所有從事勞動生產活動的公民，而《勞動法》規定必須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才能被認定為勞動者，因此，一些平臺會通過復雜的用工模式規避相關義務。

尤其是隨著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的發展，催生了“靈活就業”“非標準勞動關系”“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等衍生概念。我們也看到法院在有些判決中支持了此類勞動者的訴求，但前提是認定事實勞動關系，如果不能認定，則很難適用《勞動法》。目前對這類勞動者的保護，主要依靠相關部門等發布的指引、指南等柔性措施，法律保護缺位。例如2023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出臺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動報酬權益保障指引》，雖然該指引效力層級較低，但也表明了政府希望引導平臺企業去善待勞動者。

（圖/《逆行人生》）

《新周刊》：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困境有點類似你書里寫到的“出租車司機和出租車公司”的關系。你在書中建立的“休息權判例數據庫”顯示，發生休息權糾紛最多的三個行業分別是：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房地產業。同時，在權利人的職業分布上，工人是休息權最易受侵害的職業。以“996”著稱的互聯網公司員工及其他白領人群相關判例反而較少，這是為什么？

黃鎮：根據《勞動法》規定，勞動爭議需先經過勞動仲裁程序，對裁決不服才能向法院起訴。因此，該數據庫收錄的都是不服勞動仲裁裁決后提起訴訟的案例，但這部分案例只是全部勞動爭議案件中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有結構性偏差。

另外，像互聯網公司這樣的科創類企業，合規意識都較強（例如擔心影響上市），因此勞動風控相對較好，加班補償基本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執行。

從勞動者的角度來說，這類企業勞動者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懂得利用法律保護自身權益，在走到仲裁前，他們很可能已經跟公司HR溝通協商，提前把問題解決了。

（圖/《年會不能?！罚?/p>

《新周刊》：數字時代帶來的另一問題是“隱形加班”。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有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建議，將“離線休息權”引入《勞動法》，你認為這在實操層面有哪些困難？

黃鎮：這個問題可以從“有無必要”和“可能的后果”兩個方面來考慮。

一是離線休息權入法有無必要。我認為在理論上，離線休息權并非一項新的權利，它針對的是一種新的侵害傳統休息權的行為或者相關違約行為。所以從立法的角度來說，這個概念并未突破《勞動法》第四十三條中“用人單位不得違反本法規定延長勞動者的工作時間”所規定的范疇。離線休息權更多的是司法層面如何認定“在線加班”的問題。

二是離線休息權入法的可能的后果。我認為它的宣誓意義可能要大于實際意義。8小時工作制在實踐中遇到的困難也將是離線休息權在實踐中會遇到的困難。如果一項權利寫進法律而無法兌現，不僅無法實現立法目的，還將有損于法律的權威。

（圖/《年會不能?！罚?/p>

休息權“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新周刊》：那么在當前情況下，處于弱勢的勞動者還能采取哪些有效的博弈策略來維護自身權益？國家又能從哪些方面著手保障勞動者休息權的實現？

黃鎮：從維權的角度去討論休息權，無數事實已經證明效果不佳。不論是傳統勞動者還是新業態勞動者，客觀來說都難以在現行法律體系中找到有效的博弈策略。對此，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張五常認為，從成本角度看，《勞動法》干預勞資雙方合約的自由選擇，導致了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休息權看似保護勞動者，但卻無意中使得超時勞動更為普遍。

但我們或許可以從生產與消費一體化的角度來考慮，在國家層面把休閑文化與工時制度統籌起來，從文化和經濟的層面去推進休息權的實現。

當前，我們正在經歷從“以生產為主”到“生產與消費并重”的轉型。通俗來講，以前我們生產東西賣給別人，現在我們要想辦法賣給自己人。若要促進國內消費，老百姓需要有兩個東西：一是余錢，二是余閑。最近各地都在發消費券，這是解決錢的問題。但要系統性地推動消費增長，還需要從休閑文化和工時制度改革等多方面來發力。

（圖/《逆行人生》）

《新周刊》：凱恩斯預測，隨著生產力發展，到了21世紀，人們每周只要工作15個小時，現實卻并非如此。大家現在也會擔心AI技術并不能真正解放勞動力。在你看來，AI是否會加劇勞動異化，從而進一步侵害勞動者的休息權？

黃鎮：短期來說，AI帶來的生產力急劇變化會引發陣痛，勞動力相對過剩，其結果是一部分人失業，另一部分人因為失業壓力而被迫內卷。但從中長期角度來看，生產力的發展最后一定是把人從重復性勞動里解放出來的。工廠里以前要100個工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只需要10個技術工人維護機器來從事生產，社會整體的自由時間必然是增加的。

從國際勞工組織對100多個國家每周平均工作時長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總體工時下降的趨勢。然而這里隱含了一些未來極有可能出現的重大問題：人在物質資料生產中的作用逐漸變小，而作為生產資料的AI歸誰所有？AI生產的生活資料如何分配？或許這將直接影響甚至徹底改變人們的生活形態。

2023年5月5日，德國柏林。一位母親一邊工作，一邊扶著她的嬰兒車。職業女性的時間分配和休息權，從來都是重要的問題。（圖/視覺中國）

《新周刊》： 法律從業者和高校教師的工作中也存在加班現象。你如何平衡休息和工作，應對理論與現實中休息權受損的沖突？

黃鎮：關于加班，其實有著復雜的心理機制?？傮w上可以分為外部強制（別人迫使，且無法拒絕）和內部強制（自我迫使）兩種。其中內部強制又可以分為積極（主動加班，并在工作中感受到愉悅）和消極（不愉悅，但心甘情愿）兩種。律師和高校教師這兩個職業較為特殊，尤其是律師，我覺得以內部強制居多，但是積極還是消極得看個人的價值判斷。

我在書中引用了羅素《權威與個人》里的觀點：“人類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動物不同，其中之一是，他樂于從事那些本身未必令人愉快的事情，因為這些事是實現他想要達到的目的的手段?！碑斎?，這只是一種個人選擇，或者說自我博弈。每個普通人都可以自己為出發點，去尋找更適合自己的工作和休息節奏。

作者丨陳茁

編輯丨Felicia

本文首發于《新周刊》總682期《假裝休息》

原標題：法學學者黃鎮：我們與休息的距離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