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一直都有，比如呂澤、衛青、霍去病、霍光等人都是外戚。

他們在各自的時代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從血緣關系來說，他們是皇權的維護者，既可以作為中央集權的棋子，也能作為制衡士族階級的重要力量。

只是隨著王莽篡漢，皇帝開始警覺起來！

原來外戚也不保險，他們同樣既可載舟亦可覆舟。

劉秀建立東漢之后，為了避免重蹈王莽的覆轍，對外戚進行了有效制約。

接下來，光武帝把宦官全部換成了刑余之人，在光武帝之前，宦官是由閹人和一部分士人共同擔任，到了光武帝“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

這一決策雖然能夠杜絕后宮嬪妃給皇帝戴綠帽子的風險，實現中央集權。但是也讓士人與皇帝之間的紐帶徹底割裂，所以導致后來的皇帝想要重新奪回由外戚掌握的權力時，發現身邊根本無人可用，能用的就只有宦官。

有人會說，皇帝為什么不聯系士族呢。

其實縱觀東漢外戚與宦官的權力之爭，會發現士族階級在外戚與宦官的多次交鋒中，好像處于“隱身”狀態。他們本該作為第三股勢力制衡外戚與宦官的權力，可是他們中僅有少部分清流以“清議”的方式被動參與其中。

這一舉措也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卻也令士族在制度上失去了制衡宦官與外戚的能力。

也由于這一點，讓很多士族在外戚專權的時候，依附外戚。在宦官擅權的時候，依附宦官，當然也有外戚聯合士族對付宦官的情況，比如竇武跟陳蕃，何進跟袁紹。

皇帝想要借助士族力量，就需要篩選那些跟外戚沒有勾連的，萬一托付錯人，很可能會陷入險境，所以從保密這一方面來講，以宦官為媒介更安全。

到了東漢后期，皇后跟外戚會有意從其他皇族里邊“甄選”出那些年紀小的繼位者，除了好控制外，這些小皇帝也無法獲得士族的支持，在宮中更沒有根基。

明帝時期延續了劉秀的“后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的政策。

章帝時期馬皇后也在有意的控制外戚對于權力的染指。

到了第四任皇帝漢和帝時期，外戚竇憲開始掌權。

外戚掌權雖然有利于皇后臨朝稱制，穩固皇權，卻也讓每一個皇帝聯想到曾經篡漢的王莽。

為了避免重蹈王莽的覆轍，同時也為了奪回皇權，長大的皇帝必然會發動奪權的行動，正如前文所說此時的皇帝能倚靠的只有宦官。

而當宦官取得權力后，同樣也需要進行權力鞏固，階級固化。這勢必會侵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外戚與部分士族階級再次聯合打擊宦官，從而會一次又一次的陷入權力爭奪的怪圈。

士族在一次次依附與抗爭中積蓄著自己的力量。他們以“門生故吏”為紐帶，以積累聲望引導輿論為方向，擴充著自己的勢力，最終在西晉形成了門閥集團。